杨振宁和他的母亲

    ■熊秉明

    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伟大人物是在母亲哺育教养下成长的。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当然是三迁的孟母和在儿子脊梁上刺“精忠报国”的岳飞的母亲。在父亲缺席的时候，母亲就要代替父亲的角色，而比父亲更要苛求严厉，鸣机夜课，一心要把孩子塑造成她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完人。振宁的父亲离家五年，振宁的学语、学步、学识字、学背诵，都是母亲启蒙的。在父亲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懂事而神气十足的学童，识得三千字，能背《龙文鞭影》了。

    追想振宁的父母，或者我自己的父母，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对婚姻问题大概有过相当大的困扰。可惜他们都去世多年，无法再问，关于这些事也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证录。他们生在辛亥革命之前，幼小时便由父母订下婚约，到了结婚的年纪，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一代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对旧式婚姻制度不免产生怀疑，或甚至产生强烈的反叛。接受父母之命的婚姻呢，还是创造从个人的感情、思想、意志出发的家庭生活呢？ 前一种态度是否一定保守？ 后一种态度是否一定进步？ 前者是否一定导致不幸？ 后者是否一定获得幸福？ 恐怕很难给出简单肯定的回答。振宁的父亲，我的父亲，都采取了前一种选择。原因可能很多，大概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父母的决定是好的，并没有非反对不可的理由。其次，他们都在出国前结婚有了孩子，若是留学回来提出离婚，对女方会造成很大的悲剧，在道义上不容许。再者，也许他们都是科学家，对“自由恋爱”的理想虽然也会有一种向往，但是他们更需要一个平静稳定的家庭生活，使他们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工作、子女教育，并对国家有所贡献。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成功的。我并不因此拥护“旧式婚姻”，但在过去，中国有“门当户对”的话，两家联姻必求文化背景、经济情况相仿佛，待人处世、子女教育的方式大致相同，两家又往往是世交，在这样的前提下，两人建立家庭，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有良好的基础，在同甘共苦的历程中可以产生互相敬重、关切、体贴的爱情。细心的父母当然也会考虑到两人的年龄、性情、品貌之类。这样的婚姻要比浪漫结合的爱情稳固持久。当然有了这些前提还是不够的，如果不相信他们的结合有美好的未来，那么任何小的分歧都可能成为争吵的题目，甚至分手的借口。振宁的父亲曾经说过：“夫妻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不嫌弃他的小脚夫人，我很赞成他。”（见《杨振宁家世述略》）

    回顾过去，他们的婚姻是成功的。作为子女，我们感觉到在和谐温暖的家庭生活中成长起来。

    1937年抗战的烽火把我们逐出了童年的乐园，两家都到了昆明，我们又成同学，同读西南联大，不过他念物理系，我念哲学系，见面的机会并不多。那时候，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教授夫人的生活和在北方的时候大不一样了。振宁后来写道：“我母亲是一位意志坚强而又克勤克俭的妇女，为了一家七口人的温饱，她年复一年地从早到晚辛苦操劳。她的坚忍卓绝的精神支持全家度过了抗战时期。”

    振宁1945年去美，我1947年到法。50年代振宁获诺贝尔奖之后，我们在巴黎和日内瓦又相见几次。振宁的父母常居上海，我的父母常居北京，生前常有往还。我们则各在美国、法国生活到现在，已50年。

    1973年，杨武之先生逝世于上海。后来振宁因常去香港，在中文大学长期有一办公室，便把母亲接去香港，直到她1987年病逝于港。《读书教学四十年》的最后一张照片是振宁和他母亲的合影，摄于1983年。在这时，在这里，母亲的身材比他小许多。振宁低着头，弓着腰，小心翼翼地用手搀扶母亲走下中文大学宿舍前的四级石阶。勤劳的母亲还走在生命的最后一程，1987年患多发性骨髓癌逝世，享寿91岁（1896—1987）。

    振宁的思想、心灵、人格的形成和他的家庭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在1993年10月发表的《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最后一节，他谈到未来，指出中国社会的特征对下一个世纪科技的发展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中有一条是：“儒家文化注重忠诚，注重家庭人伦关系，注重个人勤奋和忍耐，重视子女教育。这些文化特征曾经而且将继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勤奋而有纪律的青年（与此相反，西方文化，尤其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幸太不看重纪律，影响了青年教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他在儒家思想中看到非常积极的东西。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振宁的为学为人，也许可以说他是一个“儒者风的科学家”，正像我们说“儒医”“儒将”，这里的用法，“儒”的意义是很积极的、宽广的，是中国文化所酝酿出来的而有普遍价值的“人文主义”。在我们的父亲一代，这样的科学家相当多，在我们一代数目已减少了。

    他所标明的“儒家文化”，绝不是一些陈旧的教条所能代表的。他的领会要深刻得多，植根于集体潜意识的基层和个人的经验记忆，而弥漫到生活的各方面。他和他的父亲的关系没有所谓“反叛”或者“代沟”。他的父亲是数学家，他自己是物理学家、数学家。他沿着父亲的道路走去，走得更远些。两代人的关系是接棒的长途跑。他和母亲则有一种生命的默契。他说：“我与母亲的关系是单纯的，没有复杂的成分，因为我知道她是怎么想法的，她也知道我是怎么想法的。”

    1972年，我第一次返国探亲，过上海，振宁也恰好在那里。振宁的父亲患严重糖尿病，住在华东医院。我到病床边，他拉着我的手，长久地说了许多话，当然是勤勉的话，说得很恳切，但是我当时觉得，太属理智的训导。后来我在杨家吃饭，振宁的母亲也和我说了不少话，是一些生活的点滴，不时插入一句：“不能说，不能说。”（“说”读如“所”）带有浓重的合肥口音。她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母亲浸在现实生活之中，或者可以说生存在寒暖饥饱的层面上，她的话是另一种论述，给我另一种触动。我于是想振宁的父亲所关心的和母亲所关心的很不同，我更关心他母亲所关心的。振宁在一次访问中说他的母亲“不但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也没有受过很多旧式的教育”，那一天的谈话使我觉得她自有明确的见解和判断。

    那大概是60年之间我和伯母唯一的一次真正的谈话，童年在清华园的时候，我到杨家去，她也许问过我一些话，但我都不记得了。我见到她，是以孩子的眼光看一个玩伴的妈妈，我远远地看她，只觉得，作为振宁的母亲，她的存在是必然的，和我的母亲的存在一样。她们存在了，我们的存在也就真实而牢固，温暖而快活，健康而活泼。我们于是长大。

    1982年振宁60岁，准备把过去重要的论文合成一集出版，约我用中文题封面书名。书出版后寄了两册送给我。论文是高深尖端的物理学，我当然不懂，但每页都附有“后记”（commentary），用洗练活泼的英文记述论文产生时的背景，当时的生活片段，以及种种感受和思考，记下一个科学家在工作中的洞察、预测、怀惑和喜悦。我感到很有兴味。后记使那些充满艰深公式的论文有了生活的气息。论文和后记并非截然两回事。振宁常在访问和文章中提到科学研究中有个人风格的问题，也就是说生活气息还会渗透到公式和表述里去。他又常说科学研究中的“美”，好的公式是真的，也是美的。我羡慕能读他的论文的人，他们在读论文的时候能呼吸到“先生之风”，他们读他写出的公式如读美妙的诗。

    《杨振宁论文选集》是一本600页的大书，扉页上他亲笔提了四个汉字：献给母亲。雪白的版面只印着这几个黑字，很令人注目。我看到后，觉得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献给父亲，而献给母亲呢？ 似乎把论文集献给父亲更为自然，因为在他学习物理的过程中，作为数学教授的杨武之先生曾对他有过很重要而且关键的影响。虽然书出版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但是仍然不妨碍献给父亲吧。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一个人会有。但我不曾直接问过他，我想也不必要去问。他做了这一安排，是从心里自然涌出的设计，这是属于生命的事，不待分析的。这一本科学成果和生活经历组合起来的自传，是智慧的结晶，沾附着生活的痕迹。这全息性的记录献给母亲应该是最好的礼物，这礼物代表这样一句话：“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

    母亲是不可能去读的，因为那里面讲的是她陌生的高深学问，并且是用她所陌生的外国语言写出来的。然而有卷头的那四个字，便足够了，她可以有满足安慰的微笑。

    在《宁拙毋巧——与杨振宁教授一席谈》的访问里，振宁描写过他的母亲。他说：“我觉得她与许许多多旧式的妇女一样，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我感受很深。我想，她们的做人与美国人的做人态度是不一样的。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从个人出发。她的一生是从她的父母、她的丈夫、她的孩子来出发的，而这个观念是绝对的……我想，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变得绝对化以后，就变成一种力量。从我母亲身上，我看出了一些礼教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件复杂的事，用在一个家庭或一个人身上是好的，但是，用在整个社会上就不一定是好的。不过，它是有优点的，它有优点就是因为它有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是它有个信念。这个信念是绝对的，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你说这是愚忠，我想也不是错误的。”最后，他对访问者说：“所以，你问我母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想就是这个。”

    我认为孩子所认识的母亲是真实的母亲、本然的母亲，也可以说是原始的母亲。以自己的血孕育九个月，用自己的乳汁哺养怀中的婴孩，并非礼教所教会的。从本能的母爱提升到自意识的母爱，盼望他成长、壮实，教他说话、走路，也是自发的。振宁所说的“礼教的优点”，其实是母亲的优点。礼教所拟设的理想，还要靠活着的个体去实现。没有这样的母亲，礼教也就落空，成为虚伪的教条，甚至“吃人”的制度。赞美礼教的优点，其实是赞美母亲的优点。母亲的力量来自她自己对生命的信念。她的爱在另外一个生命中得到证实和报偿。

    把存在的坚定信念和生命的猛壮活力传给孩子，使他在60年后捧出一本大书，虔诚而激动地在卷首题上“献给母亲”，母亲懂不懂并不重要，因为她绝对相信这是一本好的书，用大智慧和不息的勤劳写出来的书，有益于人类的书。她的爱得到收获。

    198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三个月。伯母住在校内宿舍，已抱病卧床。我看振宁在榻边侍奉饮食，令我吃惊。他细心周到，很有耐性，绝不像一个有繁重工作、负有重大责任的忙碌的人。不久，伯母病笃去世。我到灵堂致哀。他特地引我到帷帐后瞻仰仪容。老人安详而平静，好像卸下了沉重的人生的担子，忘却了漫长的一生的劳苦和颠沛。我即刻想起自己的母亲。那时她还健在，住在昆明，已九十有四。60年前在清华园的西院，两位老人时常往还。那几年大概是她们生活最平静最愉快的岁月。那也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告别遗体之后，振宁说老人家遗物中有一样东西要还给我。拿出来，原来是一串念珠。1985年我游南京栖霞山，在佛寺里买的。因为我的母亲念佛，当时看到售卖部的念珠很精致净雅，买了两串，在上海时送伯母一串。但她不信佛。我说：“这是栖霞山买的念珠，预备带一串到昆明给我的母亲，这一串送给伯母，作为纪念的吉物，也代表我的心意。”她微笑着收下了。没有想到她从上海迁居到香港，一直带在身边。这时振宁拿出来，我觉得他想得真周到。我看看那一窝乌光闪烁的珠子，好像凝聚活泼的生命，浓厚幽秘的意义。我说：“由你留着做纪念吧，我母亲那里也有同样的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