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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9月22日 星期三

    1949年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名单考

    马文飞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9月22日   05 版)

        1949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消息《以私人资格来平商谈国是 南京人民代表团即将南返》。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名片

        代表团合影

        代表团签名(《北平去来:一个新闻记者的忠实报道》,王浩,《前线日报》1949年版)

        近日,笔者读到两种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和《抗战前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杨奎松著,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二书同时提到一个组织就是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

        其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修订本)》(第454页)记载:

        这个代表团(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

        但《抗战前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第360页)则称:

        南京的这个代表团于2月6日来到了北平。该代表团的成员分别是: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首席代表为邱致中。该团成员均为南京“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会员。

        观察这两种有出入表述,问题产生了: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的人员结构是怎样的? 具体有哪些人? 人员数量有多少?

        1949年初,内战正酣,胜负已见端倪。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间团体”发起和平攻势。其时,宁沪两地部分社会名流,受李宗仁“和平谈判”主张的影响,先后组织了两个“和平代表团”,准备赶赴北平,劝说共产党努力找到一种和平方式来解决内战问题。两个“和平代表团”,一是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本文即论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

        据1949年1月28日《申报》消息《京教授组人民代表团定明日飞赴北平传达真正民意俾促成全面和平》:

        中国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合组之人民和平代表团吴裕後等七教授,向政府借用交通工具,遄赴北平,呼吁和平,闻政院已允拨借飞机一架,该团为立即拯救人民免于战祸,不辞劳瘁,拟于廿九日(农历元旦)飞赴北平,转达人民真正期望,俾能促成全面和平。

        报道亦刊载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国策研究会给叶剑英发的电文,如下:

        北平联合办事处叶剑英先生并转毛泽东先生勋鉴,八年抗战,元气已伤,三载内争,国脉垂绝,人民涂炭,亟需和平,本会一月以来奔走呼吁,谅蒙洞鉴,近日各方传闻和平前途转趋黯淡,而人民祈求和平之情,益形迫切,本会为传达真正民意,特组织人民和平代表团,计代表及记者共为十人,于本月廿九日晨十时由南京飞赴北平,约于同日午后二时抵达,敬希转知治安人员,惠予照料,至所企幸,先此电达,诸维察照,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国策研究会同叩。廿七日印。

        以此可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由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国策研究会合组,成立时间应不晚于1949年1月27日。

        而后,叶剑英复电:欢迎前往北平观光。另据吴裕後回忆,叶剑英复电内容为:欢迎去北平参观访问。(吴裕後:《我随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访北平经过的回忆》,《浦江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版,第32-41页)

        收到叶剑英复电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即决定派代表“离京赴平”。

        据1949年2月1日《申报》之《京人民代表团定今日飞平》消息:

        【本报南京卅一日电】……一行计代表邱致中、吴裕後、邓季雨、宋国枢、曾资生、吴哲生、郭至德、夏元芝八人,经互推邱致中为首席代表,吴裕後兼总干事,曾资生兼发言人,刘达逵为副总干事,并有首都记者若干人随行。

        又据同日《前线日报》之《京和平使团今飞青转平新闻记者六人随行观光》报道:

        【本报南京今日专电】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本定于今晨乘中国航空公司XT一三一号机飞平,因接北平方面电平机场降落有问题,改于中午十二时启程,将先飞青岛,再转赴平,代表团一行计十六人,计:首席代表邱致中(暨南大学教授),邓季雨(湖南大学教授),吴裕後(政治大学教授兼总干事),曾资生(法商学院代表团发言人),宋国枢(江苏学院教授),吴哲生(厦门大学教授),夏元芝、刘达逵(兼副总干事)、黄诰(以上三人为人民代表)顾问一人,苗迪青(金女大教授),新闻记者六人:益世报罗祖光,新夜报任竹君,商报唐季平,前线日报王浩,大刚报徐知免,每日晚报戴魏光。

        查以上两个消息内容我们发现,《申报》报道代表团为八人,而《前线日报》报道代表团为十人,名单人员由八人变十人,少了“郭至德”,增加了“刘达逵、黄诰、苗迪青”三人。

        另据1949年2月6日《申报》消息《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今日由青岛飞平团员十一人名单已发表》:

        【本报青岛五日电】京和平代表团名单,已于四日晚送平。代表团表示,该团名称应为“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合组人民和平代表团”,名单如下:代表及首席代表邱致中,代表兼秘书长吴裕後,代表兼发言人曾资生,代表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副秘书长苗迪青,秘书刘达逵、黄诰、任竹君,共十一人。

        1949年2月7日《大公报》消息称:

        【青岛六日消息】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已于六日下午二时飞平,并遵北平联合机构国民党代表周兆峰嘱,飞机在西苑机场降落,并加足来回汽油。今日飞平者计有首席代表邱致中,代表邓季雨、吴裕後(兼总干事)、曾资生(发言人),宋国枢、吴哲生、夏元芝、刘达逵、黄诰、苗迪青(金大女教授),任竹君(代表团秘书)等十一人。

        《申报》与《大公报》此处的名单又变为十一人,在十人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任竹君”。中国共产党同意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要求报告代表团名单、籍贯、经历、职务等。但代表团名单由八人变十人再变为十一人,这是为何?

        笔者查到时为南京人民代表团访问北平随行记者王浩的文章及著作。文章为王浩发表在《海涛》杂志1949年第八期《南京和平代表团失和原委》一文,著作是《北平去来:一个新闻记者的忠实报道》(1949年3月1日《前线日报》印刷),该书详述了南京人民代表团到访北平的过程。

        王浩文章提到“原定的代表名单,是八位”(即邱致中、吴裕後、邓季雨、宋国枢、曾资生、吴哲生、郭至德、夏元芝),其中郭至德“临时未去”,新增了刘达逵,苗迪青和黄诰“是在临上飞机才决定前往(北平)的”。而任竹君则实为《新夜报》记者,因为给代表团帮忙不少,故在青岛重印“人民和平代表团名片”时,临时加上的。因此出现了新闻报道中代表团人数由八人到十人再到十一人的情况。最终代表团递给中国共产党代表王拓的名片则是“在青岛曾经改印过两次,临行前夜才又赶印出来的”。《北平去来》一书中亦刊有和平代表团珍贵合影(特别是合影底部标识了代表团成员的名字)及签字。如图1-3:

        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的人员名单为:

        代表及首席代表邱致中

        代表兼秘书长吴裕後

        代表兼发言人曾资生

        代表邓季雨

        代表宋国枢

        代表夏元芝

        代表吴哲生

        副秘书长苗迪青

        秘书刘达逵

        秘书黄诰

        秘书任竹君

        关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解散的时间问题,据1949年2月14日《申报》消息《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任务完成昨解散 发表声明否认报载在平接洽情形》:

        【本报南京十三日电】人民和平代表团十三日正式宣告任务完成,即日解散,该代表团代表七人中之六人,为连日报载该团在平情形与事实颇多出入,十三日下午集会商讨更正办法,参与者为邱致中,邓季雨,曾资生,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当决定:(一)发表声明,对重要各点提出更正。(二)李代总统将于十四日或十五日邀见该团全体代表,邱等六人决定不去。(四)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决移上海,继续策进和平,南京事务所即日宣告撤销。(四)中国人民策进会与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合组之人民和平代表团任务完毕,宣告将该团解散。

        由此可知,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于1949年2月13日解散。

        我们再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记载的名单,应是把“黄诰”误植为“黄诺”,查相关材料才知道原因所在。原来,《人民日报》1949年2月13日第一版的报道《以私人资格来平商谈国是 南京人民代表团即将南返》中称:

        【新华社北平十一日电】以私人资格于六日来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是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在顺利完成任务后即将离平返京。该团系由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包括邱致中、吴裕後、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诸先生。该团发言人于临行前对来平商谈经过发表书面谈话略称:本团此次来平,承叶剑英将军及中共在平当局热烈招待,同仁至深感谢。连日以来,先后与叶剑英将军等会谈二次,第二次谈话达四小时之久。叶剑英将军态度异常诚恳,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吾人当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

        故可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在编纂过程中是引用了《人民日报》的内容,即把“黄诰”误植为“黄诺”,《彭真传》编写组编纂的《彭真年谱1949-1954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亦有此情况。说明第一手材料引用时候亦需要多种材料交叉核实,才能尽量保证基本史实的正确性。关于杨奎松《抗战前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中记录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名单,当为技术误差。

        希望后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彭真年谱1949-1954》《抗战前国共谈判实录(修订版)》等书进行修订时,可将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名单误植的情况做一修正,还原基本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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