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次“再工业化”的“玄机”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大张旗鼓地制定了“再工业化”政策，高调鼓励企业回流，推出出口翻番计划和“投资美国”项目，吸引了国内经济研究界对美国“再工业化”的研究。实际上，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提出“再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美国国内的“滞涨”等一系列事件，极大动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造业的霸主地位，因此，1980年代前后，美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对“再工业化”问题非常关注，甚至成为1980年度总统竞选的“杀手锏”，但里根政府执政后并没有使用“再工业化”字样，现实却加快了“去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遗憾的是，国内对此研究非常稀少。河北大学裴桂芬教授在2013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题目是《美国“再工业化”与中国制造业的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3AJL007），就是试图从美国两次“再工业化”视角全面系统研究美国“再工业化”问题。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及中国制造业战略选择》。

    该书首先以1980年代和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两次“再工业化”为线索，系统分析了不同时期联邦政府的政策背景、政策措施和政策效果；其次，以1980年代美国三大工业地区的政策措施为出发点，揭示了不同工业区的政策实践及效果；以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实践为抓手，展示了美国企业回流、“投资美国”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成效；并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分析和评价了1980年代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和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政策生效的原因；最后，从贸易、投资两个方面测度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制造业的影响，并从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走向。从而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第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走过的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均是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途径，这是原有技术范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发达国家执掌全球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主动权的过程。

    第二，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是美国两次“再工业化”的最大成效。19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时期出台的创新政策是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的萌芽，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概念，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收获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成果，这成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政产学研用金”合作的案例。

    第三，制造业服务业两业融合将成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产业发展方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已经进行了先期尝试，这些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将对我国推进两业融合提供重要借鉴。

    总之，本书立意比较新颖，内容相当丰富，论证比较充分，观点清晰明确，值得中国经济领域相关人士参阅。不足之处是金融危机后“再工业化”问题的研究限定在了奥巴马执政期间，没有涉及到特朗普执政时期极端的“美国优先”政策，这应该成为作者未来持续研究的方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