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所有的江河都会流向大海

    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但有时候并不是个人努力了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那个变化着的环境在裹挟着你往前走。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    

    电视连续剧《叛逆者》火了，原著作者畀愚似乎才被读者认识。其实，畀愚已经扎 扎实实写了二十年。他称自己是一个“晚熟的写作者”，非常低产，尤其涉及到历史，方方面面的资料得查阅，所以写起来很慢。

    继《叛逆者》之后，畀愚推出又一部历史题材新作《江河东流》。作品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主体，切入历史、参与历史，纵观了整个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将一段近百年的历史重新构造，塑造了两代军阀和诸多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以高密度的故事情节，暗示了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人命运的渺小和顽强，在作者冷静而富有文学魅力的讲述中，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小说，畀愚没有拘泥于历史记录和考古的材料，而是巧妙地调动组合各种素材，借助想象力，使故事虚实相生。在《江河东流》还没完成的时候，畀愚就意识到了，它已经不是自己一开始设想的那个小说。“在我心里，这条河应该流得更长一点，更加的澎湃与激荡一点，但写作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它也是一种生长，从无到有，渐渐枝繁叶茂，但那个过程也是在不断地被改造与改变的，哪怕一阵风都有可能。好在每个小说都会有一个结局，这是不会变的。”

    中华读书报：以孙宝琨为第一人称叙述，这一视角在《江河东流》的写作中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吗？小说叙事节奏不慢，开篇第8页，孙宝琨的身上就背负了两条人命：古老师和弟弟宝琨。

    畀愚：一般在着手创作一个小说前，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叙述的语气与叙事的角度。它们最终会决定这个小说的气质与方向，但也不尽然。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改变，反复地修正的过程。特别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通常都会碰到的，就像我要从浙江去到北京，是有很多条途径可以到达的，但仅仅到达并不是写作的目的。当你选定其中一条途径开始前行后，又会不断地产生猜测与疑虑，如果我不走这一条、不用这种方式呢？ 这种彷徨、怀疑与不能确定其实一直是伴随着整个的写作过程，至少我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江河东流》的写作中，以孙宝琨作为整个小说的叙述者是有一定风险的——他个人视角的局限性，这个人物本身的荒诞、任性，他的无知与偏见，事实上都会成为写作中的障碍，但我同时又认为，这种障碍也是更能接近于文学的。因为，小说要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是期间的那些人物与命运。在我看来，孙宝琨是个类似于唐·吉诃德似的人物，以前的一些创作中也塑造过这样的人物。他们可能是会被现实世界遮蔽与摒弃的一类，但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从未断绝。世界有多荒诞，我们就有多真实。

    我喜欢快节奏的叙事，这可能源于自己的个性与平时的阅读习惯，特别不喜欢那种冗长的描写，没有耐心看，所以一直以来也是在自己的写作中尽量去规避的，因此也有人会说我的某些小说写得就像梗概，常常会把一个长篇容量的小说写成了中篇，把中篇写成了短篇，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每个写作者都各有追求，有时哪怕稍稍一点点的不一样，都是我们求而不得的。莫奈在画完那幅《日出》时，大家也都认为这是草稿。我想，慢慢都会习惯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最后宝琨养

    育傻丫头文华，其实是某种救赎。很多名著中都有“傻子”，您认为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承担了怎样特殊的使命？

    畀愚：这种救赎更是一种相依为命似的存在，也可看作是某种延续。他们两个都是被遗弃的人，有很多共同点，但又截然不同。孙宝琨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一个畸形产物，文华也是。只不过，孙宝琨是因为他的身世与际遇，是后天自我形成的，而文华就简单得多，也悲惨得多，完全是生理上的，是一段兄妹畸恋的产物。在世俗眼里，他们两个都是怪胎，而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 只不过，他们彼此眼里的世界，又是两个迥异的世界。文华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物，就是因为她眼里的世界从未受过污染，但那种光明与奔放也只存在于她的眼里与心里。可是，命运最终将这样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会让一切都变得可能。

    中华读书报：生于军阀之家的孙宝琨，在革命与战争中被改造，长大后成为最像父亲的新军阀。这个小说人物是成长的，如果说前面的宝琨令人厌恶的话，后面的宝琨逐渐被接受了。在您的创作中，如何面对“我”的变化？ 小说开篇是“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但最后孙宝琨最终留在了在学校里。这个反转还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尽管故事的推进似乎是必然的结局。为什么这么设置人物的命运，还是您被人物牵着走到这一步？

    畀愚：变化是必然的。我们常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但有时候并不是个人努力了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那个变化着的环境在裹挟着你往前走。这也是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在时代的洪流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力挽狂澜。大浪淘沙的同时泥沙俱下，一些旧事物被摧毁，一些新事物必然会诞生，这是潮流的力量。每条江河不管你出自何方，经历了多少的百转千回，最终都会流向大海，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

    小说始于辛亥革命，那个年代里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革命，整个民国时代几乎都是在革命与被革命中完成。同时，那个时代又是皇权社会朝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两相挤压，国家分裂，军伐割据，战乱四起，社会极度的混乱，强权与武力在瞬间就可以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但他们的人心呢？ 我想，可以改变人心的是教育与教化。所以，我让一名持戈者最终成了教师。这在小说里是必须要做到的，是作者对人物的一种度化。

    我写作有二十年了，越到现在越发觉得这是项一言难尽的工作，也是乐趣无穷的工作。作为一名成熟的写作者，一般是不可能也不会被自己塑造的人物牵着走的，但有时候好像又身不由己，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塑造的人物带到一个从未想要去的地方，常常会像忽然从梦中惊醒那样，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好在结果不会变，不管途中经历了什么，只要坐对车，终点还会是那个终点。

    中华读书报：真实的历史在作品中只是作为背景，小说重点还是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聂春华说：“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命运就是一只在黑暗中摆布您的手。”个人命运在时代大潮中是无力也是无奈的，小说中通过《江河东流》，您想要表达什么？

    畀愚：命运的无常，人生的无奈，都是我要表达的，其实我们读过的那些小说作品中基本都没脱离这十个字，人这一辈几乎也不可能脱离这十个字。时代的洪流泥沙俱下，但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这其间有过怎么样的变化，所有的江河都会流向大海。

    中华读书报：《叛逆者》因被改编为电视剧影响更大。对于谍战剧的创作，您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可以分享吗？

    畀愚：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谍战者的人生，而不是谍战小说。我也一直认为他们的人生应该比谍战本身更能打动人，那种对信念的执著与坚守，那种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

    成功都是偶然的，来的时候来，去的时候去，就像一阵风。我更愿意体会风吹过之后的那种安宁，但也希望下次会有观众因为一部小说去追一部剧。我想这在今天或是未来都很重要，不光对于写作者。

    中华读书报：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主要是受谁的影响？

    畀愚：我读过的小说作品不多，也不大刻意地去读，我更喜欢看一些跟小说不太相干的文本，像传记、笔记与史记类的。以前卫生间里一直放着两部小说《百年孤独》与《三言二拍》，翻到哪里就看上几页，翻旧了又去买了两本新的放上。现在换了住地，什么书都不放了，基本上就是在手机里看新闻，倒有了读小说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很好奇您的成长，在我眼里小说家都是天才，但我更觉得谍战剧的创作者需要更为缜密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您觉得呢？

    畀愚：真有智慧的人基本上不大会写小说，只有孤独或者是喜欢孤独的人才从事这个行业。我很认同缜密的思维对写作与写作者的重要性，也发现了这是可以训练的，不断地写作就是不断的训练，慢慢还会发现，写作会让人对待事物的看法与想法都会发生变化。不夸张地说，写作慢慢改变的是写作者的整个人生。

    中华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是否有明确的规划？ 您希望写出怎样的作品？

    畀愚：这方面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那种特别有规划的写作者。我写了十年的当代题材，又写了十年的民国题材。我接着会写十年的长篇，尽量写得少一点，更慢一点，真正地尝试一下我以为的悬疑小说，当然，文学性是前提。

    这是我三十年的写作规划，如果十年后今天这种情绪还在，我希望可以写一个没有历史出处的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