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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江枫先生的“巅疯”时刻拜识他的。那是1995年彩虹奖颁奖典礼上。“江枫今天疯了，竟然打的来文采阁。”李文俊先生说。
我手上有一本江枫译《雪莱诗选》，1981年在上海华东师大书亭购得。版权页为一版二次印刷，从中可看到初印5500册，再印三万的信息。很多人购买不得，只好借阅或手抄，而我可能是宿舍离书亭近（不到百米），信息灵通，而能抢得的吧。
彩虹奖第二天，跟着康曼敏大姐和丁放鸣去江枫先生家，见识了那九平方米的斗室。进门左侧靠墙是床，床头上方悬挂了雪莱画像，书桌对窗摆放，左右两边靠墙是书架。那天，他不停地、激动地谈论他的获奖、他的翻译……
后来我去北京，他请我吃饭。让我点菜，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想，你不会点太贵的菜吧。”他的天真、直爽，以及书生的困窘表露无遗。
2016年，二十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江枫的九平方米斗室，更加逼仄，站两个人就无法转身了，还是那张一米二的床，贴墙堆了一线书，另一边从地面堆起的书，摞得比对面的书墙还高。床上留下的空间只能一人勉强躺下，翻身都困难。雪莱画像仍然高挂床头。我只能站在门边，请他坐在床上，从床脚头将他的生活创作环境纳入镜头。那坐姿、那眼神，无不显露其倔强、侠气、才气和帅气。另一幅摄于饭馆昏暗的灯光下，在极浅的景深里，充满画面、融化在背景里的头部，轮廓虚糊，嘴角带的微笑，脸上露的慈祥，凸显了老人的善良、坚毅与睿智。
“不如把精力用到更有意义的方向”
江枫，原名吴云森，1929年7月30日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西南联大附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参军，1956年入北京大学，1962年入北京编译社，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江枫是诗人。在昆明念中学时，因为艾青的《大堰河》，发现了新诗的美，学着写起了新诗；创办、主编文艺刊物《晨星》，写作和翻译齐头并进。新中国成立后在北大参与创办《红楼》，在怀柔创办《寸草》。记得我们的聊天，他总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自己上世纪80年代写的组诗《塞上行》：
七郎坟
这故事听来
十分离奇
说故事的都
深信不疑
据说，杨延嗣被乱箭射杀又遭到肢解一条腿竟溯潮河水由南而北
人们把它埋葬在万寿山下
一夜间葬腿处竟拔地而起
棒槌峰似的土柱
成了英雄的纪念碑碣
人们又在柱顶造塔蓄养不灭的正气如今，这坟柱已毁于暴力难忘的记忆更比真实美丽
“我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江枫说：“这一组诗，算不上得意之作，但是古北口文联有人能背。端木蕻良，读着读着，击节朗诵。臧克家，改了一个字，可能是把‘就’和‘便’两个字圈掉了一个。艾青读后，不改一字，转给《诗刊》编辑部。”但《诗刊》没刊发。后来孙绍振的评价可能点中了要害：“很像艾青。但像并不一定好哦。你的诗理胜于情。”于是他从经常参加的诗歌界会议和活动中退了出来，“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诗，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诗，我为什么还要写，倒不如把精力用到更有意义的方向，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我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约稿日增的译诗。”
江枫的翻译是建立在对作者、对作品深入了解、全面阅读和研究基础上的。
江枫从林语堂编的英语教科书上《爱的哲学》知道了雪莱；在旧货摊上买到美军军用版袖珍本《雪莱诗选》，进一步了解了雪莱；在阅读了莫洛亚的《雪莱传》后，被雪莱吸引；解放战争时，行军包里总是背着牛津版的《雪莱诗作全集》。在此基础上，“我的汉译《雪莱诗选》初稿，只是利用军人生活有限余暇试译的积累。”可见他对雪莱长期的沉迷、热爱、研究和翻译。
他说：“译者，必须也是甚至首先应该是研究者。”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何兆武先生给我的信：“要保证翻译质量，首先要求译者有较好的专业知识……不过关，就弄出很多常识性的笑话。如Maine的《古代法》一书……在历史上就弄出了笑话，把royal与imperial混为一谈。其实royal是指法国革命前旧制度的王政，imperial是指大革命后拿破仑称帝或法典。这两个字……被译者混为一谈，全书理论就都绞了线。犹如千载之下，有人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
当江枫把业余时间和精力转向译诗后，他强调的仍然是要了解一位诗人，至少应该通读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做到“不轻信，不盲从，尽可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刘守兰在她的《狄金森研究》中说：“国内学者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始于70年代末期，最早的译著《狄金森诗选》由江枫翻译，对我国的狄金森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江枫先生为译著写的前言也令人百读不厌，在狄金森评论十分稀少的80年代，他那如诗歌般凝练的评价曾激发起多少读者对狄金森诗歌的兴趣。他的许多有关狄金森其人其诗的评述，尽管着墨不多，却像钉子般深入读者脑海，并为后来的狄金森评论定下了基调。”2008年《中华读书报》有篇文章《读序断想》，作者在评论几家序言时说：“艰辛认真劳作，使得江枫的序文至今具有重要分量，他在序中首次提出狄金森与惠特曼是标志着美国诗歌具有美国面貌‘并立的分水岭’的评价，至今仍为不移定论。”江枫说的“译诗，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探索、艺术劳动过程”并非一句空话。
1980年，他几经周折，到了社科院近代史所。他接受任务，翻译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他在“八十自叙”中，不无狂傲地说：“如果说中国还有个史沫特莱专家，那么，这个专家就是江枫。江译《中国的战歌》，既是翻译的成果，也是研究和考证的成果。而且，新四军出身的女作家菡子，曾为我的序言激动得专门写信给我。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一个人能够用历史证明，对新中国贡献最大的外国朋友是史沫特莱而不是别人，这人也是江枫。”他也因此成为社科院中国3S研究会（三S，指二三十年代就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美国记者、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1950］、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埃德加·斯诺［1905-1972］）的创始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正如他所说，“我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就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昨天已经古老”
江枫的翻译以诗歌为主，如《雪莱诗选》《狄金森诗选》《雪莱抒情诗全集》《美国现代诗抄》《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选》《雪莱全集》等等。
江枫以翻译雪莱的诗出名。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学者高莽认为，江枫译的雪莱，甚至比雪莱本人的更好，更深刻。因为雪莱写诗时不足三十“而立”，而江枫译诗已到知天命之年。谢冕说：“江枫的译诗，好像不是翻译，倒像是原作者，比如雪莱，用中文写的诗。”卞之琳说：“江枫译诗，五十年来所未有。”诗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袁可嘉对江枫的推荐和肯定在他为人民文学版《雪莱诗选》作的序中，可窥见一二。
我在读了他翻译的诗歌，看了一些关于他的评论后，觉得语言是他的一大亮点。当我将这点想法告诉他时，他说：“所谓我在‘语言上的贡献’，不如说我在‘语言转换上的贡献’，其实，也就是我所主张‘形似而后神似’理论的准确实践。形，是文字和文字形象，只要准确译出原文的文字形象，就能准确传达原文文字形象传达的信息。我所谓‘信息’，在文学作品中，永远包括认知和审美两个层面。”
“昨天已经古老”这个诗句，江枫晚年特别喜欢提，大概跟近米寿之年的岁月沧桑感有关吧。他告诉我，“第一个认识到‘昨天已经古老’这一字句所蕴涵时空沧桑纵深感的，是蒋子丹和竹林，她们分别以此为题，写出了小说或编出了短篇集。后来成了感觉到老之已至的王蒙在回忆文章中反复使用的一句话。当然不是引用，而是承认它已经进入汉文，丰富了汉文的表达能力，成了汉字词语的内在部分。是不是已经成为汉语固有的成语，网上搜索一下，呀，有那么多人在把这句话用作篇章标题，其中包括我很喜爱的诗人邵燕祥。”江枫说，“自己在译者前言中，就赞叹过狄金森的Yesterdayisold……这种说法‘前无古人、不可重复’。译文译出了狄金森原作语境下拥抱旦复旦兮日新又新的激动和喜悦而催人奋进；也有时空沧桑的纵深感。看来，除了‘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还有这一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还会有人记得、有人会用。”
雪莱《西风颂》第二节第四行Onthebluesurfaceofthineaerysurge，江枫译作“在你清虚的蔚蓝表面”。aery的词根是air，译空气、大气、天空都可以。作为形容词，江枫在这里译作“清虚”。谈及此，他说，这远远谈不上是创造，“然而，却是首创，‘清虚’是固有的汉语词，和这里的air恰好对等，我就用来译它，尽管尚未见诸英汉辞典。”
他的文字，包括译文，都非常简练。在谈到翻译的简练时，他强调：“简练，必须准确。读清华时曾试译WilliamBlake短诗一首，杨德豫与我在事隔多年长沙重逢时还记得，并极口称赞，表示要撰文评论，是我用词最简练而且准确的一首。只有准确的简练才可取。首先是，对原作原文的理解，然后，是对汉语汉字的理解和把握。”他翻译的是勃莱克《天真的寓言》：“窥世界于一砂，天国于一花；握无限于指掌，永恒于一霎。”（1947年译）他说许多人做不到简练，是因为不能准确理解，只好啰里吧嗦说很多，以求涵括可能的意思。
孤独的江枫
然而江枫是孤独的，这孤独来自多个方面。
在“八十自叙”中，他说：“无论干什么我都得奖，但从来不是驯服的工具，常给领导添麻烦，以至我的第一个上司就曾认真地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说：江枫同志，你以后也要当领导的！我也严肃地回答：我永远也不当领导！”他就是这样恃才傲物、永不妥协的性格。
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曾一度面临劫难，权威的文艺理论家程代熙将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批得体无完肤，江枫挺身而出，为孙绍振辩护。据孙绍振后来回忆，公刘读后盛赞“江枫少有的古道热肠”。江枫在他的“八十自叙”中，不无狂傲地说：“往常颇能够夸夸其谈的万马一时间齐喑，我的文章一马独嘶！”
八九十年代，《围城》热遍大江南北。江枫先生没有跟风，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围城》，作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尔虞我诈、玩世不恭，把国家兴亡、民族安危完全抛到脑后，写得再好，也难臻上乘，因为不真实：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在作品规定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果真出现过，也只可能是珍稀品种和特殊案例。”“《围城》一书足可以展现作者的才情，然而从中可以见‘智’……却无以见‘仁’：看得出作者玩味自身才智的乐趣，看不出作者何所爱于他身外的同类和这个世界。”这篇文章，据说钱锺书先生看后很不高兴。
90年代，《尤利西斯》热，面对萧乾文洁若和金隄的两个译本，媒体一边倒。他不盲从，在对两个译本作了抽样对比之后，写下了《ULYSSES是不是天书——“尤利西斯”译本抽样》。文洁若说，“太多的称赞使我们飘飘然起来，真以为我们四年的功夫胜过了人家十几年的努力，你的意见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的译文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他在国际狄金森研讨会上的发言慷慨激昂：“我国确实有过卞之琳所称‘译诗的成年’，但是，昨天已经古老，仅从狄金森诗歌的翻译表现来看，不是返老还童，而是倒退和衰落，成为文化腐败的一个症候。原因不止一端，主要是教育失败。‘翻译无非是创造性叛逆’成了一门翻译学，‘解构忠实’成了翻译理论主流，翻译还能好得了吗？”江枫对国内占据主流阵地的翻译理论和教学猛烈开炮。他说：“我批评过几乎半数的国内有影响的翻译理论权威，博导、教授。我的批评，当然要针对他们这批影响力大的人。”
他的爱憎分明和情绪化，得罪了很多人。比如某出版社出版、飞白主编的《世界诗库》，参评国家图书奖，与正奖擦肩而过，原因之一是江枫往评委会写了一封信，历数书中的错误。皇皇十大卷的诗库，没有收录他的译诗。事后，友人批评过他，做得有点过了。他的这种倔强，大概跟他年轻时遭遇不公、坐牢有一定的关系。
江枫是孤独的。他的性格有时候会让人透不过气来，只好避开、远离。比如我曾将当时准备发表的一篇写许渊冲先生的文章发给他看，因为里面提到了他：“在他的《文学翻译六十年》中，记录了跟江枫的一场论战：‘我认为江枫是典型的形似而不神似的译者。我只对照原文读了两首他译的雪莱诗，就发现有十个错误；而他居然得了韩素音翻译奖，可见评委读他的雪莱诗集，根本没有对照原文。’这种极端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还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这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整个的行文，并无偏袒，显然我也不认可许先生的表达方式。但是，江枫跟我说，如果发表，就得……我没有听他的意见，原样发表了。手上这篇写江枫的文章也停了下来，因为我担心，他会对文字提出一些我不能接受的要求。
那大概是在2017年初。后来微信联系断了。
今年3月底出差到北京，跟近代史所的雷颐兄聊天，偶然聊到了江枫，这才知道他去世了。回来网上搜“江枫”，得不到任何消息。后来，友人告诉我，关键词得多打两个字，比如“去世”，这才查到，江枫先生2017年10月17日辞世，已经是近四年前的事了。
谨以此文纪念江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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