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冬与《诗经》研究

    有论者认为，在红学几乎成为索隐派和考据派一统天下的时候，李辰冬是第一个接续了王国维的香火，“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的学者，完成了一件“破天荒的创举”。《红楼梦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代表了此时红学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该书出版一年之内六次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据阿城交代，李辰冬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即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周宣王三年（前825年）至周幽王七年（前775年）五十年间发生的史实。

    我与李辰冬“相识”，是因为他的《红楼梦研究》。说起来有三十年了。那时，潘家园旧货市场还处在沿街摆摊的阶段。有一个摊位，专卖各种与《红楼梦》有关的书。我骑车路过那里时瞥了一眼，就看见了俞平伯先生那本红学史上因挨批而广为人知的《红楼梦研究》。于是下车蹲下仔细瞧瞧，还是1952年9月初版，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首印3000册。

    当即我便决定买下这本书。这时，书的主人忽然提出要搭配另一本书。说着，他递过一本看上去非常粗糙的书。我接过来一看，封面上也印着“红楼梦研究”几个字，右边则印着“李辰冬编著”几个字，左下角是“正中书局印行”，从版权页上看是民国出版的。书的外观看上去还算整齐，但由于出版正逢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资源十分匮乏，用的自然是又粗又黑的再生纸，半个世纪下来，已经碰不得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捧在手里，生怕它掉下一块儿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辰冬”这个名字，不知他是何方神圣。我努力在记忆中搜索了一遍，仅就我对红学界有限的了解，似乎从未听谁说起过这个人。但我还是决定接受书的主人的建议，把这本书也买下来。我当时主要是好奇，想知道先于俞平伯先生写出《红楼梦研究》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人，他的这本《红楼梦研究》又是一本怎样的书。不过，有很多年，我都没有再碰这本书，李辰冬这个人几乎也被我淡忘了。一晃到了十几年前，看到与《红楼梦》有关的书在市场上卖得不错，我忽然想起还有这样一本书，找出来读了一遍，觉得是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不想冷落了它，遂推荐给汉唐阳光的老总尚红科兄看看，他也觉得是个不错的选题，便决定整理后重新出版。

    于是，李辰冬从我的记忆深处走了出来。有一阵，我热衷于搜集与李辰冬和《红楼梦研究》相关的材料，所获颇丰。最幸运的，是结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邓庆佑先生。邓先生研究红学数十年，对红学人物和各个流派了如指掌，有《红学人物志》名世，其中专门写到李辰冬和他的《红楼梦研究》。从他那里，我才了解到李辰冬的一些身世和求学经历。李辰冬，原名李振东，1907年8月2日生于河南省济源县南李庄。父亲李葆惠，曾做过小学校长和县长，母亲李魏氏，亦识文墨。

    李辰冬于1912年入学，1920年就读于河南省立临汝第十中学。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勤读古典小说，奠定终生研读兴趣。1922年，转入开封基督教办的圣安德烈中学，为日后用英文研读和写作扎下了根基。1924年赴北京，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系，开始对文学批评感兴趣，作《章实斋的文论》一文，发表于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1928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所攻读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其间他读泰勒的《巴尔扎克论》很有心得，遂译成中文，寄回国内，发表于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并在泰勒文学思想的影响下，用法文撰写《红楼梦研究》。1934年，法文本《红楼梦研究》撰写完成，他因此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母校燕京大学和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近代欧洲文学史和西洋名著导读等课程。后因冯友兰先生建议，他将《红楼梦研究》改写成中文，1942年由正中书局在重庆出版，1944年，民国教育部向此书颁发了学术奖。有论者认为，在红学几乎成为索隐派和考据派一统天下的时候，李辰冬是第一个接续了王国维的香火，“以文学的立场，把小说当做专书来研究”的学者，完成了一件“破天荒的创举”。《红楼梦研究》也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红学著作之一，代表了此时红学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水准。该书出版一年之内六次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邓先生曾经提到，此后，李辰冬对《诗经》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诗经》的研究，有《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三部专著问世，可惜语焉不详。巧的是，阿城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李辰冬研究《诗经》的情形。起因是他在美国洛杉矶一家旧书店偶然淘到一本李辰冬撰写的《诗经研究方法论》，没想到，这样一本书，竟害得他通宵未眠，读到天亮。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居然有如此的魔力！据阿城交代，李辰冬经过多年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即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周宣王三年（前825年）至周幽王七年（前775年）五十年间发生的史实。

    这个结论太有点骇人听闻了。从最初接触《诗经》开始，我们就被告知，《诗经》是一部先秦五百年来的“诗歌总集”“民歌总集”。现在李辰冬忽然站出来说，非也，它是尹吉甫一人所作，是他个人的史诗。人们因此震惊而怀疑是很自然的。梁实秋先生就称其在诗经研究史上“投一最新之挑战”。而且，他挑战的竟是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传统！阿城的文章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好奇，我也很想体验读一本学术书“却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那样的快感。天遂人愿，不久，我便有了一次去台湾的机会。李辰冬的书多为台湾水牛出版社出版，我想，在台湾找李辰冬的书总比阿城在美国四处搜寻要容易吧。果然，有林谷芳先生引领，我们在台北一条汇集了多家旧书店的街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李辰冬的《诗经通释》和《诗经研究方法论》，所遗憾的，是未见《诗经研究》的踪影。直到回家后很久，才在孔夫子网上寻到这本书，虽然书价已经增至原价的十数倍，但总算将李辰冬的“《诗经》三书”凑齐了。

    李辰冬这三部书，最先出版的是《诗经通释》，初刊于1962年，《诗经研究》出版于1974年，而《诗经研究方法论》是收官之作，出版于1978年。《诗经通释》可称作巨著，分为上、中、下三卷，总计1200多页，是对《诗经》三百零五篇逐字逐句的考证研究。由于有阿城这个前因，于是，我选择先读《诗经研究方法论》。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道理能不能说服我。而这本书恰好就是为了解决类似我的这些疑问而作的。其中所收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他申诉自己的研究原理和法则，再一类是他对《诗经通释》出版后学界质疑的回应。书中第一篇文章即《诗经研究方法论》，在这里，他讲到一个原则，即研究诗经一定要讲究方法创新，不能固守老方法，而这个方法必须是“科学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能得到的，“而是在原始材料中先寻求出原理法则，然后再依这些原理法则来解决原始材料中的一切问题”。

    那么，他从三百篇里发现的原理法则有哪些呢？他总结出七大原理，十六法则。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原理法则具体都有哪些内容。先看原理：

    第一，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情感的表现，所以必须追寻出每篇作品的情感，才能真正了解这篇作品。作品既在表现情感，而每字、每句、每章都为表现这种情感而设，假如找不出情感之所在，每字、每句、每章就失掉了对象。

    第二，三百篇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是以形象的文字来表现，所以解释一句诗时，不仅注意其意义，最重要的还要解释出其形象。

    第三，集字而成句，集句而成章，集章而成篇，其中必有连贯性，也有完整性。必须解释得文从字顺，意义连贯，不得像汉儒那样的章句式，自己懂的就解释，不懂的就不解释；也不能像宋儒那样，只解义理而不注重字句。更不得蹦蹦跳跳，不顾字与字、句与句、章与章的连贯。解释一篇诗，必须全篇通释，从第一个字解释起直到最后一个字，这样，自己也知道解释的通不通了。

    第四，每解一个字，必得一个字换一个字，换言之，就是古字是什么，今字是什么，不得增字，更不得增义，像汉儒那样。

    第五，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最恰当的文字来表现他的情感，我们必须由作品的一字一句来追寻作者的情感，然后再以这种情感来证实作品的一字一句是否恰当。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解释，更不得引他人的解释作定论。

    第六，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也只有追寻出这四种要素后，才能了解诗中的情感。

    第七，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事，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个称谓、这件史事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这样，才能使你切实了解这个字，切实了解这个成语，切实了解这句诗，切实了解这个地名，切实了解这个人名，切实了解这个名称，切实了解这个称谓以及切实了解这件史事。否则，心中总是含混不清，不敢决定。

    这是七条必须遵守的原理，还有十六条法则：

    一、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低曰旄丘”“所出同所归异为肥泉”“丘一成为顿丘”“景山，大山也”“上宫，所期之地”。旄丘、肥泉、顿丘、上宫、景山都是地名或山名，必须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与诗义的了解上有莫大的关系。

    二、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三、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四、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五、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相关地名与同一地带地名不同），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六、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流归于何处就认为满足。

    七、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当然，典籍沦亡，有些人物无法详细的考证，但不能不作此企图。

    八、如将同一人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或一段故事。

    九、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十、《诗经》中的兴，都是作者睹物起兴，亲眼见到的景物，所以兴中的山川地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黍稷稻粱、天文星象，都可指示出写诗的地点、季节或时间。对这些品物，不仅知道它们的名称，还得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长，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什么时候出现。

    十一、凡是连类对举的诗句，其意义都属同类，必须找出类似的意义才算正确。

    十二、《诗经》中有一些成语，如罔极、不淑、舍命、不显等等，都是连用，有其独特的意义，既不能分开作解，也不能用后世衍出的意义。

    十三、《诗经》中有一些廋语，如《东门之枌》篇“贻我握椒”，《椒聊》篇“椒聊之实”的椒；《候人》篇“季女斯饥”，《车舝（xiá）》“匪饥匪渴”的饥与渴，都是开玩笑的双关语，不能作表面意义的解释。这一点关系到作者的性格与作品的风格，不可忽略。

    十四、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于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十五、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十六、凡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名物、一种称谓、一件史事，都要照顾到三百篇的同一个字、同一个成语、同一句诗、同一个名物、同一种称谓、同一件史事，不能单独作解释。

    阿城说，他“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不过，李先生的这套“科学方法”，虽然看似十分严酷，却也实事求是，安全可靠。其结果，李先生也可谓“求仁得仁”，凭着这套他所谓的“科学方法”，终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上的，一是成果上。方法上的又可分为三项：一是打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迷信；二是冲破学术上权威领导的桎梏；三是击碎考据家的樊篱。在成果上边，有四项成就：一是发现一位最古老、最伟大的文学家；二是宣王复兴与幽王亡国史的发现；三是古代社会真面目的发现；四是古代地理的发现。”

    李辰冬的“科学方法”既诚实而有效，考察其来历，据他自己交代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他教过一门功课《工业心理学》。这是一门现代科学，建筑在统计学的基础上，其主要方法是先从数目字来发现现象，然后解释现象，最后解决问题。于是他说道：“我是研究文学的，自从教了这门功课后，时时在想：这样简单，这样方便，而又这样科学的方法是否可以应用在文学研究上呢？文学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易的，怎样用统计的方法来研究呢？整整想了一年想不通。”

    虽然想不通，却挡不住他在实践中探索，最初的实验品就是《诗经》。他将《诗经》里用到“诗”字的做一统计，结果发现只有三次，即《巷伯》篇“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卷阿》篇“矢诗不多，维以遂歌”，与《崧高》篇“吉甫作诵，其诗孔硕”。他很奇怪，又查了甲骨文、钟鼎文、《易经》《尚书》，发现只有《今文尚书》用了两次，即《尧典》的“诗言志”，《金縢》的“于后公乃为诗以诒王”。《诗经》既是周朝的作品，为什么在周以及周以前的典籍中很少见呢？而《诗经》中用到“歌”字的却有十四处，通过分析这十四个“歌”的用法，他发现了“诗”与“歌”的功能是有区别的，“诗”是用来言志的，而“歌”是用来抒情的。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人有抒情的愿望早于言志的愿望，故先有歌而后有诗，诗是歌的延续，也是歌的形式的固定。这一发现颠覆了文学史上诗在先而歌在后，歌出于诗的传统看法，也给他以鼓舞，实践证明了统计学用于文学研究的有效性，也开启了他用新方法研究《诗经》的大门。

    再看李辰冬“科学方法”的另一个来源，即清儒的考据学。虽然他曾表示，要“冲破考据学的樊篱”，但毕竟他得益于清儒之处不少，这是他自己承认的。比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证》，于省吾的《吉金文选》，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焦氏《易林》，以及燕京大学引得社所编《诗经引得》，他说：“以上六种，是我最得力的参考书。”我们看他的“七大原理，十六法则”，其实多与戴、段、二王相合，说是其后学亦不为过，而且可以称之为发扬光大者。他所谓冲破樊篱，不过是将清儒研究所得，即古史中的地点、时间、人物、事件，按他所说，连成线，连成面，连成段，最后连成整体。简言之，他的《诗经》研究，正是在清儒学术成果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挥。这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或是最近于“科学”的，梁启超就曾断言：“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李辰冬的所作所为，恰好印证了任公的预言。

    说到李辰冬“科学方法”的学术背景，还有一点是不该被忽略的，即他在西洋文学批评方面的造诣。还是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同学向他推荐了美国文学批评家斯宾冈的《创造的批评》，他由斯宾冈向上追溯到克罗齐。到法国后，又陆续接触到泰纳和弗理契，他说：“我先后受了三位大师——克罗契（齐）、泰纳与弗理契——的启示与影响。”这些或许并不直接作用于他的《诗经》研究，但潜在的影响还是有的。他总结认识文学作品的最完善方法有三个，即“作品来源的发掘，美感基础的阐扬，艺术造诣的批判”。他认为，这“三个步骤全作了，才算完成研究一部作品的工作”。他的《诗经》研究未尝不是一次对这些“最完善方法”的实践。或者说，他是将清儒所发现的方法与西洋治文学的方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方法来研究《诗经》的。

    李辰冬的《诗经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诗经通释》这部巨著之中。他在《自序》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三百篇，就像是一件打碎了的周鼎，在地下埋藏几千年，长满了铜锈，盖满了泥土，这个人说它是这个，那个人说它是那个，谁也不确知它到底是什么；现在细心把泥土洗掉，铜锈刮掉，渐渐地露出它原来面目。先把几个大的破片支撑成一个轮廓，然后再依碴口、花纹、形状、厚薄，将细片一一凑合起来，居然成了一件完整的物件。”《诗经通释》就是他精心拼接起来的一个完整物件。在这里，已经没有了十五国风、大小雅和三颂，而是按照尹吉甫的经历来编排了。他定《邶风·击鼓》为第一篇，认为这是宣王三年尹吉甫随卫釐侯之孙、卫武公次子惠孙（《诗经》中称作孙子仲）去平陈（今河南淮阳县）与宋（今河南商丘）时所作。而定《豳风·鸱鸮》为末篇，是尹吉甫晚年被贬被逐，四处流浪时的作品。至于《诗》被尊为“经”以来居于首位的《周南·关雎》，在《诗经通释》中则排在第一百九十。这样一种编排，他是通过严密的考证和逻辑论证完成的，却也是一次反传统、反潮流的举动，不能祈望马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但结果既然已经摆在那里，就不能拒绝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诗经通释》的体例是每首诗有原文、诗义关键、字句解释、诗篇联系、诗义辨证诸多方面，一首诗的通释篇幅常在数千字，乃至万字，可见李辰冬治学是严肃认真的，并非要故作惊人之语。因此，批评和质疑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好在李辰冬的这部《诗经通释》已在内地出版，找它并不费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