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回出版人应有的尊严

    ■赵强

    前不久看到了一篇题为《出版人的尊严去哪儿了》的文章，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缪宏才在杭州一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他表示，近三十年来，出版人的职业尊严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差，近年来他所碰到的教师、民营书商都盯着问，该社的一个书号是多少费用？他进而反问：“我们为什么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些年来，我们的出版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个社长面临的是全国出版人普遍面临的问题：当出版业一味地讲求经济效益之后，图书产品被迫成为盈利的工具，而出版人则成了图书产品的推销员。也因此出版人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职业尊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似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出书，出版社因为每年经济效益的考核，也愿意做对方给费用的项目。久而久之，出版业的尊严一点点丧失、出版物的品质在一点点下降。

    对此，我深表赞同。联想到自己几十年的从业生涯，更加感到，出版人的职业尊严的严重下降，的确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版业过度讲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由于考核因素，即使做再优质的出版物，如果没有经济效益，或者是赔钱，一定也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别说在单位站不住脚跟，就是自身也觉得灰溜溜，没有面子。因为你做的产品没有经济效益，只能是你策划、编辑的失败，更遑论选题的精准、市场推销的不畅等因素。如此一来，当一切向钱去发力时，当每年的考核以经济效益为主时，请问，出版人还有哪里来的底气？又哪里来的职业尊严？

    以缪宏才所在的教育出版社来看，应当都是各地经济效益最好的出版机构，因为有教材教辅的有力支撑，而那些手中没有教材资源的出版机构，当其创收能力完全来自图书市场的打拼时，就显得格外费力了。

    由此，也造成了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图书品种规模的增长过快，导致出版人不停地造新品，才能有可能有一些发行收入。这样一来，也会“萝卜快了不洗泥”，出版品质随着出版品种的过快增长出现下滑，形成恶性循环，质量下滑的出版业，不符合读者追求高品质的精神生活的需求，也不符合小康社会对精神产品追求的趋势。

    早在前几年，著名出版人陈昕就大声疾呼：出版人应重拾自己的骄傲。陈昕说，要别人尊重，并认可出版是伟大而神圣的职业，首先出版人要尊重自己。或许正如他论著的书名所描绘的，只有真正高擎起火把的人，才能在为世人点亮前路的同时，照亮自己。他还认为：“他人的敬畏是要通过自尊来实现的，自己创造不了价值，何来尊重？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也就是出版人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多做影响时代的精品，如此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陈昕还在另一篇名为《我的出版观》中谈到，作为出版人就是要追求“潜入历史，化作永恒”，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激荡血肉”，或“洛阳纸贵”。这其实是老一代出版人孜孜以求的出版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会过时。出版人如果通过自己的智慧和产品，做到了开启民智、引导风尚、传承文化、滋润读者心田，何来不会受到社会的尊敬和礼遇呢？

    我一直以为，在一个优秀出版人的背后，是一长串的优质出版物在支撑，甚至是读者耳熟能详的精品，有如此作为的出版大家，不但会受到人们的敬仰，也是时代的楷模和骄傲。

    如果一个出版人，每天挖空心思想着如何赚取大钱，拉取赞助，又怎么有精力投入到对精品出版物的开掘和发现中？某些单位一味地以经济效益来考量出版人的价值和贡献，造成了很多出版人的出版价值观的严重扭曲。这样的出版人，走到哪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只是一种金钱与产品的交换符号。那些以高仿做出版的人，除了能造出一批批低劣的跟风出版物，浪费了读者的时间和金钱，浪费了纸张，对文化的发展又有何意义呢？

    因此，出版人重新找回应有的尊严，首先就要“打铁自身硬”，出版大量的影响时代、感染读者的精品。出版人要有底线意识，即不出版平庸劣质出版物，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的尊严并非在获得荣誉时，而在于本身真正值得这荣誉。”

    做好精品，做足精品，把出版业当做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正如老出版家董秀玉所说，出版是良心事业，我们只能“留住尊严，增强实力”！这既是一种真知灼见，也是出版人赢得尊严的可靠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