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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汇校本完成后，找出版社时却到处碰壁。借口是‘赔本’，实际上因为我当时是个助研，没有名气。正在这时，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师大梁宗巨教授向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推荐了我的书。见面时我开门见山地对晓群说：我的书赔钱。晓群很干脆：只要书好，我不怕赔钱。”
自1982年大学数学系毕业，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至今已有将近四十年的光景。在漫长的职业经历中，因为工作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我接触过许多优秀的作者。如今回忆起来，哪一位作者最让我难忘呢？总览全部所识所见，在前几位的人物中，一定包括郭书春先生。我们之间的那种友谊，不单是通常的编创关系，更有人与人之间，彼此在心灵上的尊重与认同。尤其是在学识上与人品上，我对郭先生最为敬佩，始终视他为自己做人做事的老师，心目中一生的朋友。
时值郭先生八十寿诞之际，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以郭先生的几部著作为标题，说一说彼此交往中，几段难忘故事。
《九章算术汇校本》背后的故事
郭书春先生是《九章算术》研究专家，堪称当今此领域中，第一位的人物。前不久，还有几个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谈到在国家为中小学推荐的阅读书目中，有郭书春先生注释的《九章算术》。他们希望我能够帮助联系到郭先生，推出新的版本。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见到自己编的书，能够成为经典著作；能够在几十年后，依然得到业界与读者的重视，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而更令我欣慰的，正是通过这部书稿，我有幸认识了郭书春先生。
我是在1982年初，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当时的地方出版社还不够发达，出版的学科不全，主要偏重于编辑人文类的著作，所以出版社的人员构成，大多以文史哲专业的编辑为主。辽宁人民出版社有文教编辑室，只是为了出版中小学教材教辅，才招来了几位理科编辑，我即是其中之一。当时有一位老编辑王常珠，她负责组织一些理科书，主要是数学方面的著作，如徐利治“运筹学小丛书”、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方嘉林《拓扑学原理》等。我到任后给王常珠老师做助理，很快结识了那些大学者。其中与梁宗巨先生接触最多，一是出于我个人对于数学史的爱好，二是因为我接手梁先生的新著《世界数学通史》，还有我向梁先生组稿《数学历史典故》等。当时梁先生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数学史学科负责人，学术地位很高；他又是我们出版社的功勋作者，一部《世界数学史简编》声名显赫。梁先生不但文笔好，而且手稿上一字不错；写错了字，也会用刀片刮掉，重新写上正确的字，绝不肯涂抹。因此出版社对梁先生十分信任，每年研究选题，都要征求梁先生的意见，请他品评或推荐作者与作品，我们更是言听计从。梁先生历来出言谨慎，眼光又高，他肯推荐的作者很少。大约在1985年，我已经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一次去大连梁先生家中，谈论书稿之余，我又请他推荐作者，他很明确地说：“中科院科学史研究所有一位青年人郭书春，虽然只是助理研究员，但他关于《九章算术》的研究非常出色，你们如果有能力，我建议能出版他的著作。”我回到沈阳后，立即向出版社领导汇报梁先生的意见，并且安排在1986年4月去京，约见郭书春先生。
我们相约在新街口宾馆见面那天，正赶上郭先生参加申报副研究员职称的报告会。为了遵时见面，郭先生第一个做了报告。大约在十点钟，郭先生赶到宾馆。那时宾馆的条件很差，没有咖啡厅，客房也是多张床位，与陌生人混住。我们就坐在房间的床头柜前，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到了下午一点钟，我们在楼下食堂吃了一点便饭，我记得只有几毛钱的馒头、咸菜。后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接触的印象：“我第一次见到郭先生，他在外貌上，不像梁先生那样学究气十足，谈话极其朴实、坦率，加上高高壮壮的身材，一副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我认真倾听郭先生关于《九章算术》研究的全部计划，包括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以及他与法国林力娜女士合作，翻译出版《九章算术》法文版等等。交谈中，我渐渐被郭先生的学术水平和工作精神感染了，理解了梁先生举荐的道理。”
我记得，当时郭先生讲述他的研究计划滔滔不绝，我能够听懂的学术内容不多，但他对此项研究的介绍条理清楚，尤其是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实在让我折服。他说了些什么呢？2013年，郭先生在《重视科技古籍的整理出版》一文中，详细讲述了那时候，他对于《九章算术》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他写道：
八十年代初，我遵从数学史界前辈严敦杰的指示，看了豫簪堂本《九章算术》，发现钱校本关于此本的描述有误，可见钱校本并不是没有失误。我有一个“毛病”：发现问题后，喜欢穷追到底，便开始校雠不同的版本。后来又从著名珠算史家余介石夹在我所图书馆藏聚珍版《九章算术》中的一页笔記中，得知向达先生说乾隆命馆臣修订过聚珍版，原藏避暑山庄，今藏南京博物院，于是在研究所当时领导、江苏省文化厅原厅长夏荣和南京博物院梁百泉院长帮助下，三下南京，校雠了这个本子。通过对近二十个版本的校讎，发现从戴校各本到钱校本，《九章算术》的版本一直非常混乱。钱校本破除对戴震的迷信，纠正了戴震的若干错校，贡献极大。然而他对南宋本、汲古阁本、大典本、聚珍版、微波榭本、李潢本等《九章算术》主要版本的使用都有严重失误。同时也发现戴震、李潢、钱宝琮等有大量错误校勘，尤其是将南宋本、大典本数百条不误的刘徽注原文改错（关于《九章算术》的校勘，主要是对刘徽注的校勘），从而破除了对钱校本的迷信。我经常将自己的心得在研究所和数学史界作学术报告，许多人吃惊、赞同，然而也有人说我“反钱老”，我答曰：“钱老是真正的科学家，他若知道我的结果，肯定会支持我！”但即使在这时我仍然没有全面校勘的想法。一九八四年秋我写了《评戴震对〈九章算术〉的整理》一文，呈吴文俊先生审阅。吴先生当即回信赞扬有加，并提出“希望能发表你关于这几种版本不同处的全部对照表”。然而怎样发表“全部对照表”？我根本不懂，就请教李学勤先生。他提出“搞汇校”，鼓励我做全面校勘。我于是才有了全面校勘《九章算术》的想法。我是学数学的，文史知识先天不足。校雠各种版本，是机械性劳动，没有问题。但对校勘则是一知半解。只好边干边学，废寝忘食，“恶补”了大量关于版本、校勘的知识，我常借用恩格斯的话，把这一过程叫做“脱毛”。一九八六年初，我基本完成了汇校。由于《九章算术》的南宋本脱后四卷和刘徽序，而四库本和聚珍版都不宜作校勘的底本，在校勘中，我提出了通过几个子本对校恢复已失传的母本的办法，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四库本和聚珍版对校恢复已失传的戴震辑录本。这种做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当然也有人认为我是在“杜撰”一个版本。我的这种方法确实不见于校勘学教程，但是，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科学的。
见过郭先生，回到出版社后，郭先生的书稿《九章算术汇校本》，立即列入重点出版计划。恰好在这一年6月，我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职务，对于这样重要的项目，操作起来有了更好的条件。比如书稿需要用繁体字排版，但辽宁找不到能够排繁体字的工厂，出版科联系到深圳的一家排版公司。那家公司不是专业书籍排版公司，更不懂古籍与科技书的排版技术，因此排出的样稿错误百出。无奈之下，在1989年9月，我只好带着出版科孙树慈主任，陪着郭先生去深圳校对书稿。那时深圳的天气很热，酒店的条件不是很好，每天只是定时给几个小时的空调。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没有桌子，郭先生从早到晚俯身在床头柜旁，一改就是一天。郭先生校对一页，工人师傅修改一页，改得不对，还要不断返改。在这个环节上，我跟孙主任帮不上
忙，只能给郭先生烧水、买几元钱的盒饭，与排版公司沟通，或者上街购物。那时深圳特区与内地差异很大，可以购买的东西很多，但郭老师没有上过一次街，也没有买过一件东西。后来深圳排版公司的老板麻光先生也感动了，请我们去一家饭店吃饭，喝散啤酒。结果把我给弄醉了，但郭老师酒量巨大，一面应付，一面照顾我。后来我见到郭先生对书稿的认真态度，达到近乎痴迷的状态，就劝他说：“不可能绝对没有错误，再重要的出版物，也是允许有差错率的。”郭先生正色答道：“不行啊！我们号称是汇校本，因此不同寻常，一个字也不能错。”
1990年10月，《九章算术汇校本》出版，席泽宗、梁宗巨、李学勤、李文林等先生都写了推荐信。第二年即荣获中国教育图书一等奖。1998年，郭先生译注《九章算术》由辽教社出版；2004年辽教社与台湾九章联合出版《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九章算术汇校本》第三版改名《九章筭术新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九章算术》中法对照本，由巴黎Dunod出版社出版，郭先生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林力娜（K.Chemla）博士合作；2006年6月，此项目获法兰西学院平山郁夫奖。2013年，《汇校〈九章筭术〉增补版》入选国家60年来古籍出版“首届向全国推荐91部优秀古籍整理图书”。201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九章筭术》（郭书春今译，Dauben、徐义保英译）出版。
关于两部丛书
完成《九章算术汇校本》出版之后，我对郭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成为事业上的好朋友，工作中经常会向郭先生请教，不断得到他的支持。本文略举两个例子：
其一，1991年4月间，我向郭书春先生求教，请他策划一套“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最初我希望郭先生出任主编，但他说自己资历不够，建议请出李学勤先生主持这项工作，他自己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李学勤先生也是一位十分谦和的人，几经邀请，他才肯出任丛书主编。当时我在工作日记中记道：“李、郭二位先生为人极好，宽厚通达，做事认认真真。李先生知识面宽广，书目精熟；郭先生做事踏实，任劳任怨。”4月12日，郭先生来信说：“为此事我征求了几位同志的意见，褒贬不一。薄树人等认为不好做，卖不出去。潘吉星认为很有意义，肯定有销路。席泽宗也认为可以做。”
在1991年4月初，我们召开了
第一次编委会，在会上发生了一点情况。当时宣布李学勤做主编，郭书春做副主编，潘吉星等做编委。潘先生参加了会议。散会后，在7月15日至19日间，潘先生连续给我写了三封信，最长的一封达六页。他主要谈三个问题，一是对编委会的评价，言语激烈，我不复述；二是他谈到许多好题目，确实有水平，例如，他在谈首批书目时写道：“我提出《天工开物》《齐民要术》《花镜》《洗冤集录》《饮膳正要》《救荒本草》。闵宗殿提出的《农书集锦》也很好，一本不成，再来一本，把讲斗鸡、斗蟋蟀、养鸟、养金鱼、栽果树、饮茶等都投放出去，看的人一定不少。”三是谈他研究《天工开物》的著作。潘先生曾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专著《卡尔·肖莱马》，还为《数理化信息》组稿写稿，学术上很有见地，与我们有着很好的业务往来。这一次他说：“我可以参与搞一些东西，但退出编委会。”后来这套译丛陆续出版，其中推出许多好书，如郭书春《九章算术》、江晓原《周髀算经》、胡维佳《新仪象法要》、姜丽蓉《洗冤集录》、孙宏安《杨辉算法》、廖育群《黄帝八十一难经》、汪前进《岛夷志略》，等等。
其二，1995年间，我请沈昌文、杨成凯、陆灏先生策划大型丛书“新世纪万有文库”。在确定书目的过程中，沈先生对我说：“这套书是追随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万有文库’，他们出版的四千多册图书中，收有许多科技类的著作。我们几位策划人都偏重于人文学科，科学方面的书目，还要请你老兄自己开列。”我当时推荐了李醒民、郭书春等先生。郭先生编《算经十书》两册，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三辑中。后来台湾九章出版社联系，出版了这个版本的繁体字修订版。直到2000年，郭先生还在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组织书目。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最近我搞了个科技方面的书目，数学除已出的《算经十书》，有宋《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元《测圆海镜》《益古演段》《算学启蒙》《四元玉鉴》。这样，中国传统数学辉煌时期的主要著作都有了。明清时期应从严掌握，珠算方面的应上一部，以《算法统宗》（明）为宜。贵社能否在‘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安排这些著作，同时在台湾孙文先处出版？请酌。《四元玉鉴》，天津李兆华与美国程贞一搞了一个校勘本，不知他是否给了陕西。”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学术之重与身体之伤
大约在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经济形势很好，希望能做一些重点学术项目。我跟郭先生商量，提到整理出版李俨、钱宝琮二位前辈的著作。郭先生说，这件事情有难度，但非常有意义，他愿意与刘钝先生一同，承担这项工作。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郭先生废寝忘食，一鼓作气，将十卷本《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整理出来。交稿时郭先生对我说：“为这部书稿，把我累坏了。可是李钱二老堪称我国科学史研究的祖师爷，他们的著作得以整理出版，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就是累死也值得！”
1998年末，《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出版，第二年就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实际上是最高奖）。1999年3月26日，《光明日报》用整版的篇幅，采访了郭先生与我，题曰《为了学术的传承——与郭书春、俞晓群对话》。文中郭先生谈道：“我觉得李钱二老除了给我们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成就外，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风以及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基础，对中国科技史界同样影响很大。比如对当前数学研究的影响。著名数学大师、中科院院士吴文俊先生近年来在机械化证明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他自己的机械化证明的想法就来自于中国古代数学思想。而作为现代数学家，他不可能投入大量精力去啃《九章算术》，他说正是从李、钱二老的著作中体会了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算法化的特点，对他机械化证明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启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数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可以说，我们今天进行的分数四则运算与《九章算术》中的方法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中小学课本受西方影响很深，而其实，有些算法中国古代比现在还高明，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吸收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对改进数学教学会很有帮助。第三，研究科学史有利于我们总结科学历史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中国数学史，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数学研究很有帮助。为什么明朝中国数学开始落后？为什么清朝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却并没有使中国数学得以振兴。我觉得其中原因值得认真总结。钱老对此就有很多思考。我们同行碰到一块，经常谈论的话题就是李、钱二老的书能不能重印，而出全集却是我们谁都没敢想过的。学术著作卖不了几本，像辽宁教育出版社这样甘心赔本出学术著作实在难得。”
《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出版后备受好评，郭先生很兴奋，并且有了新的工作计划。但是，时过不久，郭先生病了。2000年6月6日，郭先生来信，谈到自己此前生病的过程。他写道：“我的身体，算是虚惊一场。目前恢复到2月底发病以前的状况。只是戒酒了，另外晚上睡觉提前到11点，工作强度进一步降低。对2月底至3月下旬的病，我原有精神准备，原以为会在去年10月底交二老稿子之后，人松了劲会病。但想不到肺部会有阴影，更想不到大夫会怀疑是肺癌。4月20几号那几天，心情很难受，觉得会过早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数学史工作。后来也想通了，觉得这一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写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汇校《九章》与《刘徽》两书，又编了《汇通·数学卷》与《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为本学科尽了点力，心里也就坦然了。因此住院20天，像疗养一样，照样工作，大夫、护士都劝我休息，要养病。我说，我真把自己当病号，就糟了。后来大夫向我了宣布‘好消息’：他们倾向于是结核，不像癌症。要试验性按结核治疗，了却了一场虚惊。当然，也不是确诊，因为痰里查不出结核病菌，也无法用气管镜或穿刺。5月下旬又做了CT，去通县复查，阴影部分在缩小，大夫认为加强了他们的判断。”
读过这封信，我的心中一阵抽搐，在工作日志中写道：“今天，郭书春先生又来了一封长信，谈的是工作，也谈到他今年以来生病的过程，读罢让我感伤不已。自从1985年，梁宗巨先生向我引荐郭书春，我在北京新街口宾馆与他第一次见面。一晃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那时郭老师还像一个棒小伙子，满身都透射着学术活力……这些年，我们不断地催促郭老师写东西，希望他快交稿、快交稿。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尤其是编完《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后，他对我说：‘完稿的那一天，我出门都差一点摔倒了。’没想到，他由此得了这样一场大病。我不禁扪心自问：在学术的整体性与学者的个体性之间，我们出版人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你看，郭老师经历了那样的艰辛与磨难，他戒酒了，但他每天还要工作到深夜十一点。想到这些，我的眼睛变得模糊起来，已经看不清郭老师信上的文字。”
《论中国古代数学家》：永远的友谊
2003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因此与郭先生接触少了，但遇到问题时，还会见面或书信交流。比如《九章算术汇校本》修订再版，直至第三版出版时，版权转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郭先生都会事先通知我，并征求我的意见，他那谦逊与温和的君子风度，至今让我难以忘怀。2009年，我来到北京海豚出版社工作，依然保持着与郭先生的交往。每当有数学史界的老朋友来京，诸如道本周先生、林力娜女士等，郭先生都会事先告诉我，时而会有相见的机会。当然编创之间的交往还是存在的。那是在2014年，我给郭先生写信，希望他能抽出时间，为青少年写一本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故事。此时郭先生极忙，但他还是答应了，于是有了经我手出版的他的又一本书——《论中国古代数学家》。限于篇幅，关于这本书的故事不再详述。
行文及此，我还想到两件难忘的往事，附记于本文的结尾处，权作一个出版人，一个后学者，向郭先生致以真挚的敬意与感谢：
其一，我在编辑工作之余，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数术研究。对此郭先生也曾经给我许多指点与帮助。比如1991年，那时我正在为三联书店撰写《数术探秘》，围绕着这个主题，曾经发表几篇论文。1990年10月写成《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一文，寄给郭先生指导。郭先生回信写道：“讨论非计算意义的‘中国数’非常有意义，你的许多论点也有创见，别开生面。但文中有几处不太准确，我用铅笔勾了一下。一是哲学界到宋代仍有‘周三径一’的说法，我勾掉了‘哲学界’，实际上，在数学与天文历法中也常使用周三径一，郭守敬制定授时历，便用周三径一。此句之前，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圆周率是一个小数，我改成了‘不是整数’，小数的认识应在宋金时代。历法自汉至元停止了一千多年，提法不妥。迟迟没产生小数的问题，各个民族数学史中，都是先认识分数，很久之后才认识小数，尚未见到例外情况，这可能是一个规律，与‘中国数’关系不大。中国人认识并使用小数在各民族中是最早的，小数的使用在唐中叶之后已屡见，宋秦九韶《数书九章》（1247），元李冶《测圆海镜》（1248）已有完整的小数表示。”我的文章，后来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
其二，早年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的经历，郭先生一直念念不忘。直到2013年8月，我参加古籍整理出版专家评审会，报到时会议组织人员见到我，纷纷指点说：“这位就是郭书春先生提到的俞晓群。”当时我一脸懵然，不知就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此前召开的古籍整理学术专家评审会上，郭先生有一个大会发言，其中提到了我们的合作故事。他说道：“《九章算术》汇校本完成后，找出版社时却到处碰壁。借口是‘赔本’，实际上因为我当时是个助研，没有名气。正在这时，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师大梁宗巨教授向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推荐了我的书。见面时我开门见山地对晓群说：我的书赔钱。晓群很干脆：只要书好，我不怕赔钱。我答云：我是个助研，但我做到了什么程度，我心中有数，我的书肯定站得住脚。俞晓群离开辽教时又嘱咐：汇校本的再版，郭老师什么时候做完，什么时候出版。这就是汇校《九章算术》增补版。我常想：要不是严敦杰先生，我不会搞《九章筭术》的版本研究。要不是吴文俊、李学勤先生，我不会搞汇校。要不是梁宗巨、俞晓群先生，汇校本的出版要到猴年马月了。所以我特别希望当今学术界、出版界能够为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年轻人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大力提携人才，真诚尊重、细致关心、充分信任他们，让更多的人才快速成长，从而壮大古籍整理出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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