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与启示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影响下，传统考据和义理之学又受到西方思想与学术影响，注入新的活力。从专业领域的学术师承来看，袁世硕先生主要继承的是山东大学老一辈学者的考据学功底。从高亨、陆侃如、萧涤非、殷孟伦、蒋维松，到袁世硕先生的受炙导师冯沅君，基本都是这个路数。从这方面的成果看，袁世硕先生没有让他的师辈失望和蒙羞。《袁世硕文集》所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孔尚任年谱》以及若干古代文学研究的考据学成果应该是可以令其师辈满意的答卷。

    另一方面，袁世硕先生的学术视野又并非囿于考据学。他一再强调古代文学研究要有“问题意识”，并强烈反对文学史研究中理论与作品的脱节。他几乎是以全面开放的态度，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方法观点进行遴选和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西方接受美学三位理论家的代表观点——姚斯“期待视野”、费什“读者反应”和伊瑟尔“召唤结构”等都有全面了解和批判式借鉴吸收。这些理论方法的吸收使用不仅丰富了袁世硕先生本人学术成果的深度和厚度，而且也为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在当代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为经典的成功案例。

    纵观袁世硕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个人以为对学人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是对于学术良知的坚守。其二是对于学术史责任的体认实践。我个人认为，一位优秀学者的学术史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继承，创新，传送。这三个方面，袁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