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艾伟的小说,常常是没有负担便启程,我在阅读和编辑《过往》(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时也是如此。过程是流畅、愉悦的,甚至产生一种看通俗小说或类型小说的错觉。这里所说的“通俗”与“类型”是想说明:其实通俗是一种能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讲述故事,小说的优劣很大程度上便是故事讲述的优劣。小说《过往》以深情讲述一个动人故事,让人眼前一亮。
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另类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是越剧名角,年轻时以一曲《奔月》红遍全国,舞台上光彩夺目,生活中却与三个子女疏远。在儿女眼中,她的身上有一堆毛病——“自私、说谎、逃避责任,可她一旦穿上了戏服,
站在观众面前,这些毛病顿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她的光芒让这些毛病显得无足轻重。”晚年的她,因身患重病,联络上久未联系的儿女,旧日生命中的一幕幕重现,关于过往的隐秘真相也逐渐露出水面。小说围绕父亲的失踪事件,以及母亲与子女间关系转变的两条线索展开。不同人物以“当下”回望“过往”,在人生的种种重大关口面前,亲情中本能的爱日渐显露,复杂的人性也随之纤毫毕现。阅读《过往》时,我们会感受到小说情节如同潮水,一波波涌来,让人浑然不觉便沉浸其中;又因设置了重重悬念,小说的氛围便半明半暗,让人看不清重重谜团的真相,读者只能跟随作者的步伐,一起探索每处当下景象所蕴藏的“过往的能量”。
作者艾伟在写作此书时,用众多激烈事件构筑起这个虚构世界,比如:父亲突然失踪的事件、剧团
内争夺角色的事件、暗杀的事件、母亲以刀护子的事件等。我们知道,写出具有通俗感的小说并不容易,因为戏剧性的情节常常容易落入窠臼。而在《过往》中,这些看似激烈的事件,在作者的精心编织之下形成故事的逻辑链,情节剧烈却不突兀,使小说故事真实可信之余,建立起一种暗流涌动的氛围。此外,剧团内外的一系列事件,在作者克制而冷静的笔锋下一一开展,如小溪般流淌,并指向同一人物:那位“另类”母亲。我们通过她在面对剧烈生活震荡时的艰苦抉择,可以感受到隐藏在她身上的“另类”一面的真相:坚韧、深沉,充满了挽回的决心;看似“另类”,却充满母性力量。艾伟以这样一个看似平静,内核却十分激烈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一个关于“善与真”的寓言,尝试破解家庭生活之谜。
《过往》再次呈现出一位优秀
作家对小说艺术的近乎完美的把握。在优质的小说作者和读者都在不断减损的当下,一部对“讲故事”本身始终饱含热情的作品,实属难得。重于“讲故事”的创作手法使小说并不艰涩难读,相反在叙事上圆融绵长,语言洗练质朴,因此极具艺术张力,以故事直抵人心。《过往》使文学回归到对人性的深层挖掘与勘探,借用评论家王干评价《过往》时使用的一个贴切比喻:“《过往》如同一块巨大的钻石,同时拥有若干个可以闪烁的坡面”,正道出了这部小说主题的深邃度和丰富性,以及晶莹透彻的语言质地。
作为“新生代”60后代表作家之一,艾伟始终专注于小说领域的创作,并在不同篇幅的作品中延续其对特定主题的关注,如:女性命运、凡人的“罪与罚”、家庭关系等。《过往》也是这样一部融汇
了多种主题的惊艳之作。评论家申霞艳也曾在一次与艾伟的访谈中提出:“今天小说家不仅要跟经典的《哈姆雷特》竞争,也要跟类型小说竞争。艾伟在二者之间做出了可贵的尝试,让叙述的根深藏在泥土里。”《过往》中,作者以细腻有致的写实笔法,把故事讲好,展现出非一般的“通俗的能力”,让故事自身开口说话,向更多人去诉说。
无论是《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等“爱人”系列作品,还是将观察的视野缩小至一个家庭内部的最新小说《过往》,艾伟的写作始终重视对人心和人性的最大程度的开掘。他试图在展现人性的巨大张力,发现潜伏于内心深处的种种暗流,挖掘内心世界的巨大能量,并从中感知和探寻人类的无尽边界,发掘爱的本能力量。因此,艾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还是
对我们当代生活充满了审视与洞察的“人性勘探者”。
《过往》耐心而细腻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位有着“多重面孔”的母亲的故事,并以此邀请我们重新踏入过往的境地,探询旧日生命中的幽微之处。她看似“另类”,却是凡人,因此拥有着凡人的种种欲望。纵使困扰着她与家人的亲情关系看似无法找到和解的出口,但我们在回顾这位“平凡而另类”的母亲的生命历程时,便能感知生而为人的“罪与善”的存在,以及本能的、如棱镜般透出多重光影的爱。
如同作者艾伟在书中的代后记《情感和人性的胜利》一文中所言:“人性或许会被很多东西蒙蔽,但我相信人性总会在某个时刻胜出,闪现其动人的光芒……我希望这些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内心隐秘的想象、情感和欲望。如果有什么奢望,我希望读者会记住《过往》里的这位母亲,希望这位母亲能以虚构的方式活在人间。”相信只要我们多一点细心与耐心,便不难发现小说中那些人性最终胜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