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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8月04日 星期三

    我师袁鹰

    徐刚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8月04日   07 版)

        笔者(徐刚)偕太太,看望师父(袁鹰)、师母。师母今已仙逝矣

        作者徐刚

        小学时代

        我还用得着抱怨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小小的苦难吗? 我所成长的那个茫然而又风云变幻的文学青年时代,正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我是幸运的,多少偶然的机会,引领梦想成为诗人的我走向那些我所向往的教授、诗人、作家,成为他们的入门弟子。然后又被引领至西部大漠,戈壁胡杨深处,罗布泊残存的红柳沙山处,神秘地告诉我:因为荒凉,你有福了。

        一切皆因诗而起。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读到的第一首新诗,是艾青的《春姑娘》。我喜欢语文课,尤其是课本上的诗,旧诗与新诗,会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冲动。老师在讲课时我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说:“你听不明白吗?”“听明白了,我觉得春姑娘的花篮里还应有一种花,”“什么花?”“我们崇明岛上的油菜花。”油菜花开时乡野都成了金黄色,那是多香多美的花。可是我刚说完却引来了一课堂的哄笑声。六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便是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语文老师张其文讲完袁鹰的作品后布置课外作业,以时光为中心写一首诗,教室里一片哗然,写诗? 怎么写? 张老师的回答是:“多读几遍《时光老人的礼物》,多想多体会,分行,简练,顺口。”我哪知道怎么写诗? 但想起我出生不到百日便去世的父亲,以及忧伤劳苦的母亲时,便有了一种希望倾吐的冲动,油灯下,伴着母亲的纺车声,我写着,写着我一生中最早的诗行,开始几行还隐约记得:“父亲在我出生百日前死了,把我留给母亲,总想让时光还我父亲,看到的却总是母亲种花地的身影”……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张老师看了我的诗后激赏之下,除了在全班朗读还推荐给学校墙报发表。这是我写诗的开始吗? 这是我因为诗而第一次获得的荣誉吗? 无论如何,我开始写诗了,那是自以为诗的诗。张老师并送我少儿版的《唐诗一百首》,是我自己最早的一本课外书籍,虽然读不懂,那语言和境界却留在了心灵深处。

        中学生和工农兵学员及郭小川

        小学毕业后,我想留在母亲身边学做农活。张其文老师不准,并到我家家访,在田埂路上喊:“徐刚娘在哪儿?”母亲从地里出来,一听说是张老师,便迎到家里。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做娘的再苦,也要让徐刚考中学,小子可造,他是做诗人的料。”张老师走后,母亲问我:“做诗人就是做官吗?”我糊弄说“差不多”。就这样我考进了三乐中学,最使我高兴的是学校有图书馆,且有《人民文学》等几种杂志。我有幸读到了郭小川的《望星空》,从此艾青、袁鹰、郭小川的名字便和我做诗人的梦想缠结在一起。正是崇明岛西北角一所乡绅创办于民国,取孟子“父母倶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之义的这所初中学校的小小阅览室,成了我课余时间的必去之地,也成为我诗和流浪的启蒙之处。1962年因东南沿海战备形势严峻,读高中的我投笔从戎,军旅生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并开始在《人民前线》和《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被称为战士诗人。但是上大学读中文系的愿望却如此强烈,1965年我乘因病在临安112医院住院之机,办理了退伍手续。回乡时已是十月,没有赶上高考。1966年夏天回母校复读,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做了红卫兵头头,再做回乡知青,读书、种地、写诗。又恰好赶上北大、清华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幸列其中。拜在吴祖缃、林庚、王瑶、王力、川岛、季振淮等教授门下,其幸如何! 其乐如何! 课余我仍然写诗并通读了《鲁迅全集》。其时我已知道袁鹰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主任,从遥不可及到近在一城,我13岁时读过的诗,我少小时因为一首诗而知的光阴之可贵……多想拜访袁鹰,多想送上我的诗稿。偶尔进城时我会特地到王府井大街,在《人民日报》门口徘徊,徘徊复徘徊,道路近且远,我终究没有去,胆怯,走到了王府井的人流中,我是和袁鹰渐行渐远了吗?

        回北大后次日,我在32楼传达室接到一个《光明日报》文艺部的电话,约我写稿,还说“如果有空明天到报社来一趟”。那是一个亲和的中年女子的声音,告诉我她叫杜惠。我不知道杜惠,《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是我不敢投稿的地方,尽管当时我已经小有名气。次日摸到《光明日报》报社,上楼进了杜惠的办公室,杜惠和蔼地要我先坐会儿看看期刊,“我处理完一点小事就带你出去”。带我去何处? 时值中午有饭吃吗? 杜惠领我出门时轻声告诉我:“带你去见郭小川。”我惊呆无语许久。“真的吗?”杜惠笑笑,出报社大门右转路过一个副食店,杜惠买了点肉,再前行百步便是一个大门洞,进去有华仁路31号的门牌。进小院上楼,杜惠敲门,一中年男子开门,杜惠说“小川,你要找的徐刚给你带来了”。小川倒茶让座,我面对着一个曾经可望不可即的诗人,一个和善的普通人,一个写出了《望星空》《林区三唱》的大诗人!不知所措时,屋子里另外一个女士起身告辞,小川告诉我,她是长影的李玲修。我们喝茶谈诗,小川说看过我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诗,这些年少有青年诗人出现,很高兴,“所以找你聊聊”。我说“做梦也想不到能见到你”。小川微微一笑。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伟大的诗人,居然跟北方的土地一

        样朴实无华,但他的面部表情告诉我,他在思考中,他在郁结中,甚至他仍在无法言喻的苦难中。他说起了干校,他知道我的家乡是崇明岛,“听说那里有大片芦荡荒滩”,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年过60的母亲,我生下不到百日父亲便去世了。”小川动情地说:“无论你身在哪里、身处何境,母亲、故乡、芦苇就是你永恒的题材。那是活生生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你提笔便会动情的。”听着心里为之一震! 我还说了我的学诗之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读到了艾青的《春姑娘》,六年级读了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上初中时读到了《望星空》……我还告诉小川因为同学的强烈要求,北大中文系印发了《林区三唱》,其中

        《青松歌》的开篇“三个妇女,必谈丈夫”,变成了“三个妇女,必谈XX”。XX是什么?同学们都引为笑谈,小川也凄然一笑,但这凄然一笑,却使我看见了何为凄美!

        小川还告诉我,艾青是长辈,袁鹰是老朋友了,人好散文也好,关爱青年人,你可以找他的。多么好啊,这一天! 可是我已经来不及找袁鹰了,临近毕业,同学中告黑状、打小报告的都出头了,我仓惶离校回到崇明写通讯报道。

        一个电话的故事

        大学毕业第二年即1975年初夏某日,我到《解放日报》送稿,住在一间有上下铺的大屋里。午休时门口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几下没人去接,还在响,我走过去拿起话筒,对方说:“麻烦你叫《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听电话。”“他住哪一个房间?”“可能在楼上,对不起你大点声叫”。我便大声喊“姜徳明电话!”三声过后楼上有了应答“来了,谢谢”。我回大屋子改稿了,不料接完电话的姜德明找过来了:“刚才叫我电话的是哪位?”我站起来应道“是我”,姜徳明斯文热情地连声道谢,坐在床头聊天:

        “小伙子哪里人?”“崇明岛”。

        “好地方啊!”

        “去过北京吗?”

        “去年刚从北大毕业。”“中文系?”“是的。”

        “能在吴组缃这些先生门下读书,是你此生大幸!”谈得投机,姜德明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边走边聊到了外白渡桥,站在桥畔,姜

        德明用手一指“那儿是宋庆龄的故居”,又说到鲁迅先生,我说在北大四年最大的收获是通读了《鲁迅全集》,并说:“我正在写鲁迅的长诗。”姜德明当即鼓励我好好写,写出鲁迅的风骨,并建议我同时写一点与鲁迅相关的短诗,谈及鲁迅在北京的另一处故居“老虎尾巴”,先生床头置一提篮内放日用品几种,盖为军阀当局不容,准备逃难之用。“先写一些这样的短诗寄给我,再请袁鹰看看”。我说了对袁鹰的崇敬之情,自六年级读《时光老人的礼物》,一直到北大读书时在报社门口犹豫困惑进退之间退而却步,姜德明放声大笑说:“袁鹰是我们老主任又是老朋友,极爱文学青年的忠厚长者。”

        回到崇明后我就写了《鲁迅的竹篮》寄给姜德明,不到半个月就发表了,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袁鹰给我回了信,多有勉励,其中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语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便与袁鹰书信往来,我在信中说及《时光老人的礼物》,袁鹰复信大意是时光迅忽,想不到还有读者记住这首诗,又嘱我写完鲁迅长诗的初稿可来京一次,找研究鲁迅的专家看看,文艺部就有李希凡、姜德明。又嘱我:“有时间看看崇明县志,沙洲的历史极有味,君居沧海桑田之上,幸何如哉!”

        净土胡同家宴和李季的嘱咐

        1975年深秋,我携长诗《鲁迅》手稿赴京,这是第一次见到袁鹰,在袁鹰办公室我们相对而坐全无陌生感。从我的母亲、家乡崇明岛谈到我在北京的女友,袁鹰总是笑吟吟地听着,不时点点头。我告诉他总是会想起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张其文先生,在小学,除了艾青的《春姑娘》,你的《时光老人的礼物》以及张老师送我的那本《唐诗一百首》,总是找不到诗歌看。“唐诗很难读呵,你那位张老师有眼光”。次日请我和女友小燕赴家宴,袁鹰的家当时在净土胡同,进门有影壁,是个不大的四合院,但似乎住了不少人家。两天后我正在改稿,有敲门声,开门是袁鹰及另一长者,“徐刚,李季来看你了”,又是大喜过望!《王贵与李香香》呵! 我眼前的李季朴实如他的诗句。因为听袁鹰说我用的是一只塑料杯,便给我带来了一对有喜鹊登枝图的瓷杯,李季说:“用塑料杯喝茶不健康,”又说“看到写诗爱诗读诗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么多年闹腾诗坛还得后继有人啊”! 李季又说到

        正筹备《诗刊》的复刊极需人才,“却又不忍把你留下,在崇明岛荒野芦苇中你才会有诗,更多更好的诗。”袁鹰说现在是文学界青黄不接的时候,“先把长诗写完再说”,李季说《诗刊》复刊第一期要选用,将别,还加了句“说好了呵”!

        送走袁鹰、李季,我在招待所的小屋里恨不能欢呼雀跃,我为命运的神奇而激动而冥想。这不正是泰戈尔所说的冥想中的圆满? 在白驹过隙多少年后,少小时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展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种你无法预知亦无法想象的情景。与其说我为离诗人的称号更近而高兴,还不如说为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贵人而激动,他们的气质,因着他们对生活的爱,对土地的爱,对年轻人的爱而让我难忘;还有偶尔吐露的,他们对时局的忧患,对一个民族的忧患,他们似乎正在勾勒、文化重建的百废待兴了! 袁鹰、李季他们——或者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前辈们——已经在未雨绸缪了。

        1976年元旦《战地》副刊

        1975年的冬天快来了,我正想回崇明时,袁鹰告诉我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副刊正式复刊取名《战地》,元旦第一期发表毛主席词《重上井冈山》,需要配发一篇散文,“我们商量后想让你去写”。我当然喜不自胜,又怕写不好。袁鹰说“是有难度,要把握好分寸”,又说:“你上北大时从安源走到井冈山,这些经历对你写作会有帮助,有真情要动人!”

        为了不惊动地方,袁鹰安排我先到长沙找新华社湖南分社的一个朋友,然后由他开车送我去井冈山釆访。长沙小住一夜,冷极,吃什么都是辣的——豆腐除外。次日清晨,从长沙出发天色更加阴沉,飘雪,到井冈山下时已是大雪纷飞,越到山上雪阵愈密。到茨坪,次日即釆访老红军,和一个用一根扁担为山民们义务劳动不辞劳苦的复员军人,又一次参观了井冈革命博物馆。在山上一个星期,初稿写成,题为《创造春天的人们》,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也写了当时正在宣传的那位复员军人,其中一节专门写了朱德的扁担,当时这根扁担在有些宣传文章中已成为林彪的扁担。这些现在看来极普通的文字,在当年却需要一点勇气,而组织这一版面的袁鹰要负更大的责任,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和魄力。回到北京袁鹰审读后说“不错”,打成大字版清样送审获批,袁鹰意味深长地说:“等着1976年的第一天吧。”和毛主席的作品在同一个版面上发表,我至今仍引以为荣,而背后默默地运作为我创造条件鼓励我放手写的是袁鹰。又要返乡了,行前袁鹰嘱我:“副刊发行后影响不会小,你要谨言慎行,在北京听到的有关时局的议论回去不能说。”稍顿又说“你要给老母亲吹点风,要有到北京工作的思想准备,一是需要,你与小燕也可不再远隔南北,但要看形势发展,不必与外人道”。

        袁鹰到崇明

        1976年,崇明岛早熟的枇杷吐露芳香时,袁鹰来信说要到上海办理我的调动事宜,我和刘征泰、赵丽宏三人去接站,然后我陪同袁鹰坐船回崇明。先见了县委书记赵志良,袁鹰说明来意,赵志良说:“好事!我来办。”好友陈孝运、周之珂设家宴接风。到崇明次日袁鹰执意要随我回乡下看望我母亲,老娘好客况且客从北京来,便由昌囝阿哥杀鸡炒了两三种乡下菜。袁鹰在崇明岛西北角,我家的老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期间与我母亲多有交流。母

        亲对我说:“你走吧,到老袁手下做事我放心。”我知道我母亲深明大义,况又觉得袁鹰是个有学问的好人,而且期望我有大出息。父母在不远游,父亲早已不在我还去远行,虽然心有不舍,但远方于我,还是充满了诱惑。

        就这样到了北京,在文艺部做诗歌编辑,曾岛是直接管我的老编辑,笔名易和元,写讽刺诗,说四川话,亲和友善。他有心脏病,手里总是握着两个玻璃球搓来搓去,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用四川口音的话跟我说:“徐刚你爱编啥子只管编。”下班后袁鹰会跟我聊会天:“徐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不是红卫兵头头了,也不是县委写作组组长了,你是《人民日报》的诗歌编辑了,怎么做编辑? 跟老编辑学,不懂就问。”又一再告诉我“副刊要有新面孔尤其是诗歌作者,来稿都要看,有的要回信帮助作者修改,要成为文学青年的园地”。有时袁鹰也会带我去吃饭,东风市场二楼淮扬菜的狮子头着实好吃。1976年又是风雨惊涛的一年。先是周总理去世,我到报社不及一个月便是唐山大地震,我是报社最早派往唐山的报道组成员。然后是朱老总去世,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期间不能不记郭小川。“四人帮”被抓的第二天,袁鹰要我去林县找小川,看望他并索稿。次日我要走时袁鹰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小川去世了!”怎么回事? 初步的消息是:小川赶回北京时在林县招待所住了一夜,躺在床上抽烟,半睡半醒状态下烟灰烧着了被子棉絮,窒息而亡……这时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杜惠,再找到小川的诗稿,赶在追悼会那一天见报。袁鹰在小川家里找到《拍石头歌》,赶紧排字、校对、拼版,赶上了小川的追悼会。袁鹰给我的任务是扛一大捆报纸,在八宝山现场见人便发。我含着眼泪发报纸,多少小川的朋友和读者流着眼泪读小川的诗,有吟者垂首掩面如怨如诉,却是《望星空》中的诗句:“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

        “就算回家”与“老饭桌”

        两年后因母亲生病,我和小燕服侍床前三个多月。回京后即完婚,我穿的白衬衫,小燕的红色外套都是袁鹰送的。报社分给我的房子恰在华仁路31号,与杜惠一个单元。下班时总能看见小川的孙女披一条长纱巾在院子里且歌且舞,每每此时我总会驻足难行,小川今在星空矣! 其孙女歌之舞之得而见之乎? 完婚后我家在崇明,小燕的父母因林彪“一号通令”发配至宣化,都是路远难归,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袁鹰却说不可,“我已准备了家宴,一起吃顿饭也算回家了”。这天中午菜肴丰盛,袁鹰的母亲也在座,老太太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对襟衣褂素雅高贵。我知之也,何为大家闺秀?

        我一直想写一篇题为《老饭桌》的短文,说的就是袁鹰、姜德明、李希凡、英韬和我的一年几次聚会,找一个小饭馆,泡一壶茶,偶尔喝一杯啤酒,家长里短,文坛往事,无话不说,其乐融融。每年春天,袁鹰都会以一包西湖龙井茶相送,也互赠新作。我总是得到更多的勉励:“徐刚,好好写,人与自然的题材无穷无尽啊!”这样的聚会大约三四年后,袁鹰的夫人提出男女平等,太太也应参加。饭桌上气氛就更为热烈,所点的菜品也丰富很多。依文艺部旧例,袁鹰坐主位,他坚辞,坚辞也不行。每逢聚会,袁鹰和师父们总是谈笑风生,情绪极好,骨子里是对往事和友情的眷恋。袁鹰如家长一般关心着别人,一家一家问长问短,风趣地说:“时下公款吃喝成风,我们私款吃喝,没问题吧?”

        人生太匆匆! 曾经的聚会多年前就难以为继了。我的这些老师中英韬身体最好,说话中气十足,嗓音洪亮。却出人意料地得病住院,动了一次手术,恢复得不错,很高兴我们又能相聚了。但不久又入院不治而逝。不到一年,英韬夫人亡故。然后是李希凡夫人徐潮辞世,袁鹰夫人过了95岁生日后走完了一生,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身患残疾的女儿,她已经奉献所有了。蓝翎去世更早,耳畔却常听见他的声音:“刚老弟!”而今李希凡已于2018年仙逝,袁鹰、姜德眀皆老矣,徐刚亦老矣! 我看望他们的次数较前少了,思念与感恩却厚积着。袁鹰88岁生日,邵燕祥、冯立三等文友兄长为之寿,我持联相赠:

        吾师八十又八矣,知常容,乃得公,而今桃李结队,此非大人乎;

        乃徒六十又六耳,守静笃,以观复,从此蹊下学步,仍为小子也。

        款识为:壬辰深秋,京城文友相聚东坡楼为吾师袁鹰寿,余以此联祝,而感激之情师恩之重,则无以言表耳!

        回想人生,我这一辈子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多少老师如台阶一样托着我一级一级地前行。他们是开道者,是带路人,甚至为我托起挡路的闸门,始能梦想成真。韩愈有《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吾师传我何道? 良善仁厚是也;吾师授我何业? 笔耕不辍是也;吾师解我何惑? 道法自然是也。师之为师,除传道、授业、解惑外尚有身教之重,言教次之。若身教文质彬彬,言教儒雅中道,则为徒之大幸也! 徐刚有之,我师袁鹰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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