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袁鹰

    小学时代

    我还用得着抱怨我曾经历过的那些小小的苦难吗？ 我所成长的那个茫然而又风云变幻的文学青年时代，正是生活给予我的馈赠。我是幸运的，多少偶然的机会，引领梦想成为诗人的我走向那些我所向往的教授、诗人、作家，成为他们的入门弟子。然后又被引领至西部大漠，戈壁胡杨深处，罗布泊残存的红柳沙山处，神秘地告诉我：因为荒凉，你有福了。

    一切皆因诗而起。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读到的第一首新诗，是艾青的《春姑娘》。我喜欢语文课，尤其是课本上的诗，旧诗与新诗，会带给我一种莫名的冲动。老师在讲课时我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说：“你听不明白吗？”“听明白了，我觉得春姑娘的花篮里还应有一种花，”“什么花？”“我们崇明岛上的油菜花。”油菜花开时乡野都成了金黄色，那是多香多美的花。可是我刚说完却引来了一课堂的哄笑声。六年级的第一堂语文课，便是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语文老师张其文讲完袁鹰的作品后布置课外作业，以时光为中心写一首诗，教室里一片哗然，写诗？ 怎么写？ 张老师的回答是：“多读几遍《时光老人的礼物》，多想多体会，分行，简练，顺口。”我哪知道怎么写诗？ 但想起我出生不到百日便去世的父亲，以及忧伤劳苦的母亲时，便有了一种希望倾吐的冲动，油灯下，伴着母亲的纺车声，我写着，写着我一生中最早的诗行，开始几行还隐约记得：“父亲在我出生百日前死了，把我留给母亲，总想让时光还我父亲，看到的却总是母亲种花地的身影”……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张老师看了我的诗后激赏之下，除了在全班朗读还推荐给学校墙报发表。这是我写诗的开始吗？ 这是我因为诗而第一次获得的荣誉吗？ 无论如何，我开始写诗了，那是自以为诗的诗。张老师并送我少儿版的《唐诗一百首》，是我自己最早的一本课外书籍，虽然读不懂，那语言和境界却留在了心灵深处。

    中学生和工农兵学员及郭小川

    小学毕业后，我想留在母亲身边学做农活。张其文老师不准，并到我家家访，在田埂路上喊：“徐刚娘在哪儿？”母亲从地里出来，一听说是张老师，便迎到家里。张老师开门见山地说：“做娘的再苦，也要让徐刚考中学，小子可造，他是做诗人的料。”张老师走后，母亲问我：“做诗人就是做官吗？”我糊弄说“差不多”。就这样我考进了三乐中学，最使我高兴的是学校有图书馆，且有《人民文学》等几种杂志。我有幸读到了郭小川的《望星空》，从此艾青、袁鹰、郭小川的名字便和我做诗人的梦想缠结在一起。正是崇明岛西北角一所乡绅创办于民国，取孟子“父母倶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之义的这所初中学校的小小阅览室，成了我课余时间的必去之地，也成为我诗和流浪的启蒙之处。1962年因东南沿海战备形势严峻，读高中的我投笔从戎，军旅生涯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并开始在《人民前线》和《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被称为战士诗人。但是上大学读中文系的愿望却如此强烈，1965年我乘因病在临安112医院住院之机，办理了退伍手续。回乡时已是十月，没有赶上高考。1966年夏天回母校复读，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做了红卫兵头头，再做回乡知青，读书、种地、写诗。又恰好赶上北大、清华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幸列其中。拜在吴祖缃、林庚、王瑶、王力、川岛、季振淮等教授门下，其幸如何！ 其乐如何！ 课余我仍然写诗并通读了《鲁迅全集》。其时我已知道袁鹰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主任，从遥不可及到近在一城，我13岁时读过的诗，我少小时因为一首诗而知的光阴之可贵……多想拜访袁鹰，多想送上我的诗稿。偶尔进城时我会特地到王府井大街，在《人民日报》门口徘徊，徘徊复徘徊，道路近且远，我终究没有去，胆怯，走到了王府井的人流中，我是和袁鹰渐行渐远了吗？

    回北大后次日，我在32楼传达室接到一个《光明日报》文艺部的电话，约我写稿，还说“如果有空明天到报社来一趟”。那是一个亲和的中年女子的声音，告诉我她叫杜惠。我不知道杜惠，《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是我不敢投稿的地方，尽管当时我已经小有名气。次日摸到《光明日报》报社，上楼进了杜惠的办公室，杜惠和蔼地要我先坐会儿看看期刊，“我处理完一点小事就带你出去”。带我去何处？ 时值中午有饭吃吗？ 杜惠领我出门时轻声告诉我：“带你去见郭小川。”我惊呆无语许久。“真的吗？”杜惠笑笑，出报社大门右转路过一个副食店，杜惠买了点肉，再前行百步便是一个大门洞，进去有华仁路31号的门牌。进小院上楼，杜惠敲门，一中年男子开门，杜惠说“小川，你要找的徐刚给你带来了”。小川倒茶让座，我面对着一个曾经可望不可即的诗人，一个和善的普通人，一个写出了《望星空》《林区三唱》的大诗人！不知所措时，屋子里另外一个女士起身告辞，小川告诉我，她是长影的李玲修。我们喝茶谈诗，小川说看过我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诗，这些年少有青年诗人出现，很高兴，“所以找你聊聊”。我说“做梦也想不到能见到你”。小川微微一笑。一个在我看来如此伟大的诗人，居然跟北方的土地一

    样朴实无华，但他的面部表情告诉我，他在思考中，他在郁结中，甚至他仍在无法言喻的苦难中。他说起了干校，他知道我的家乡是崇明岛，“听说那里有大片芦荡荒滩”，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年过60的母亲，我生下不到百日父亲便去世了。”小川动情地说：“无论你身在哪里、身处何境，母亲、故乡、芦苇就是你永恒的题材。那是活生生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你提笔便会动情的。”听着心里为之一震！ 我还说了我的学诗之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读到了艾青的《春姑娘》，六年级读了袁鹰的《时光老人的礼物》，上初中时读到了《望星空》……我还告诉小川因为同学的强烈要求，北大中文系印发了《林区三唱》，其中

    《青松歌》的开篇“三个妇女，必谈丈夫”，变成了“三个妇女，必谈XX”。XX是什么？同学们都引为笑谈，小川也凄然一笑，但这凄然一笑，却使我看见了何为凄美！

    小川还告诉我，艾青是长辈，袁鹰是老朋友了，人好散文也好，关爱青年人，你可以找他的。多么好啊，这一天！ 可是我已经来不及找袁鹰了，临近毕业，同学中告黑状、打小报告的都出头了，我仓惶离校回到崇明写通讯报道。

    一个电话的故事

    大学毕业第二年即1975年初夏某日，我到《解放日报》送稿，住在一间有上下铺的大屋里。午休时门口的电话铃响了，响了几下没人去接，还在响，我走过去拿起话筒，对方说：“麻烦你叫《人民日报》的姜德明听电话。”“他住哪一个房间？”“可能在楼上，对不起你大点声叫”。我便大声喊“姜徳明电话！”三声过后楼上有了应答“来了，谢谢”。我回大屋子改稿了，不料接完电话的姜德明找过来了：“刚才叫我电话的是哪位？”我站起来应道“是我”，姜徳明斯文热情地连声道谢，坐在床头聊天：

    “小伙子哪里人？”“崇明岛”。

    “好地方啊！”

    “去过北京吗？”

    “去年刚从北大毕业。”“中文系？”“是的。”

    “能在吴组缃这些先生门下读书，是你此生大幸！”谈得投机，姜德明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边走边聊到了外白渡桥，站在桥畔，姜

    德明用手一指“那儿是宋庆龄的故居”，又说到鲁迅先生，我说在北大四年最大的收获是通读了《鲁迅全集》，并说：“我正在写鲁迅的长诗。”姜德明当即鼓励我好好写，写出鲁迅的风骨，并建议我同时写一点与鲁迅相关的短诗，谈及鲁迅在北京的另一处故居“老虎尾巴”，先生床头置一提篮内放日用品几种，盖为军阀当局不容，准备逃难之用。“先写一些这样的短诗寄给我，再请袁鹰看看”。我说了对袁鹰的崇敬之情，自六年级读《时光老人的礼物》，一直到北大读书时在报社门口犹豫困惑进退之间退而却步，姜德明放声大笑说：“袁鹰是我们老主任又是老朋友，极爱文学青年的忠厚长者。”

    回到崇明后我就写了《鲁迅的竹篮》寄给姜德明，不到半个月就发表了，以后又陆续写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袁鹰给我回了信，多有勉励，其中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语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便与袁鹰书信往来，我在信中说及《时光老人的礼物》，袁鹰复信大意是时光迅忽，想不到还有读者记住这首诗，又嘱我写完鲁迅长诗的初稿可来京一次，找研究鲁迅的专家看看，文艺部就有李希凡、姜德明。又嘱我：“有时间看看崇明县志，沙洲的历史极有味，君居沧海桑田之上，幸何如哉！”

    净土胡同家宴和李季的嘱咐

    1975年深秋，我携长诗《鲁迅》手稿赴京，这是第一次见到袁鹰，在袁鹰办公室我们相对而坐全无陌生感。从我的母亲、家乡崇明岛谈到我在北京的女友，袁鹰总是笑吟吟地听着，不时点点头。我告诉他总是会想起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张其文先生，在小学，除了艾青的《春姑娘》，你的《时光老人的礼物》以及张老师送我的那本《唐诗一百首》，总是找不到诗歌看。“唐诗很难读呵，你那位张老师有眼光”。次日请我和女友小燕赴家宴，袁鹰的家当时在净土胡同，进门有影壁，是个不大的四合院，但似乎住了不少人家。两天后我正在改稿，有敲门声，开门是袁鹰及另一长者，“徐刚，李季来看你了”，又是大喜过望！《王贵与李香香》呵！ 我眼前的李季朴实如他的诗句。因为听袁鹰说我用的是一只塑料杯，便给我带来了一对有喜鹊登枝图的瓷杯，李季说：“用塑料杯喝茶不健康，”又说“看到写诗爱诗读诗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么多年闹腾诗坛还得后继有人啊”！ 李季又说到

    正筹备《诗刊》的复刊极需人才，“却又不忍把你留下，在崇明岛荒野芦苇中你才会有诗，更多更好的诗。”袁鹰说现在是文学界青黄不接的时候，“先把长诗写完再说”，李季说《诗刊》复刊第一期要选用，将别，还加了句“说好了呵”！

    送走袁鹰、李季，我在招待所的小屋里恨不能欢呼雀跃，我为命运的神奇而激动而冥想。这不正是泰戈尔所说的冥想中的圆满？ 在白驹过隙多少年后，少小时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展现在我的眼前——那是一种你无法预知亦无法想象的情景。与其说我为离诗人的称号更近而高兴，还不如说为我遇到了一个又一个贵人而激动，他们的气质，因着他们对生活的爱，对土地的爱，对年轻人的爱而让我难忘；还有偶尔吐露的，他们对时局的忧患，对一个民族的忧患，他们似乎正在勾勒、文化重建的百废待兴了！ 袁鹰、李季他们——或者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前辈们——已经在未雨绸缪了。

    1976年元旦《战地》副刊

    1975年的冬天快来了，我正想回崇明时，袁鹰告诉我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副刊正式复刊取名《战地》，元旦第一期发表毛主席词《重上井冈山》，需要配发一篇散文，“我们商量后想让你去写”。我当然喜不自胜，又怕写不好。袁鹰说“是有难度，要把握好分寸”，又说：“你上北大时从安源走到井冈山，这些经历对你写作会有帮助，有真情要动人！”

    为了不惊动地方，袁鹰安排我先到长沙找新华社湖南分社的一个朋友，然后由他开车送我去井冈山釆访。长沙小住一夜，冷极，吃什么都是辣的——豆腐除外。次日清晨，从长沙出发天色更加阴沉，飘雪，到井冈山下时已是大雪纷飞，越到山上雪阵愈密。到茨坪，次日即釆访老红军，和一个用一根扁担为山民们义务劳动不辞劳苦的复员军人，又一次参观了井冈革命博物馆。在山上一个星期，初稿写成，题为《创造春天的人们》，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也写了当时正在宣传的那位复员军人，其中一节专门写了朱德的扁担，当时这根扁担在有些宣传文章中已成为林彪的扁担。这些现在看来极普通的文字，在当年却需要一点勇气，而组织这一版面的袁鹰要负更大的责任，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和魄力。回到北京袁鹰审读后说“不错”，打成大字版清样送审获批，袁鹰意味深长地说：“等着1976年的第一天吧。”和毛主席的作品在同一个版面上发表，我至今仍引以为荣，而背后默默地运作为我创造条件鼓励我放手写的是袁鹰。又要返乡了，行前袁鹰嘱我：“副刊发行后影响不会小，你要谨言慎行，在北京听到的有关时局的议论回去不能说。”稍顿又说“你要给老母亲吹点风，要有到北京工作的思想准备，一是需要，你与小燕也可不再远隔南北，但要看形势发展，不必与外人道”。

    袁鹰到崇明

    1976年，崇明岛早熟的枇杷吐露芳香时，袁鹰来信说要到上海办理我的调动事宜，我和刘征泰、赵丽宏三人去接站，然后我陪同袁鹰坐船回崇明。先见了县委书记赵志良，袁鹰说明来意，赵志良说：“好事！我来办。”好友陈孝运、周之珂设家宴接风。到崇明次日袁鹰执意要随我回乡下看望我母亲，老娘好客况且客从北京来，便由昌囝阿哥杀鸡炒了两三种乡下菜。袁鹰在崇明岛西北角，我家的老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期间与我母亲多有交流。母

    亲对我说：“你走吧，到老袁手下做事我放心。”我知道我母亲深明大义，况又觉得袁鹰是个有学问的好人，而且期望我有大出息。父母在不远游，父亲早已不在我还去远行，虽然心有不舍，但远方于我，还是充满了诱惑。

    就这样到了北京，在文艺部做诗歌编辑，曾岛是直接管我的老编辑，笔名易和元，写讽刺诗，说四川话，亲和友善。他有心脏病，手里总是握着两个玻璃球搓来搓去，过了一段时间后他用四川口音的话跟我说：“徐刚你爱编啥子只管编。”下班后袁鹰会跟我聊会天：“徐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不是红卫兵头头了，也不是县委写作组组长了，你是《人民日报》的诗歌编辑了，怎么做编辑？ 跟老编辑学，不懂就问。”又一再告诉我“副刊要有新面孔尤其是诗歌作者，来稿都要看，有的要回信帮助作者修改，要成为文学青年的园地”。有时袁鹰也会带我去吃饭，东风市场二楼淮扬菜的狮子头着实好吃。1976年又是风雨惊涛的一年。先是周总理去世，我到报社不及一个月便是唐山大地震，我是报社最早派往唐山的报道组成员。然后是朱老总去世，毛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期间不能不记郭小川。“四人帮”被抓的第二天，袁鹰要我去林县找小川，看望他并索稿。次日我要走时袁鹰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小川去世了！”怎么回事？ 初步的消息是：小川赶回北京时在林县招待所住了一夜，躺在床上抽烟，半睡半醒状态下烟灰烧着了被子棉絮，窒息而亡……这时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杜惠，再找到小川的诗稿，赶在追悼会那一天见报。袁鹰在小川家里找到《拍石头歌》，赶紧排字、校对、拼版，赶上了小川的追悼会。袁鹰给我的任务是扛一大捆报纸，在八宝山现场见人便发。我含着眼泪发报纸，多少小川的朋友和读者流着眼泪读小川的诗，有吟者垂首掩面如怨如诉，却是《望星空》中的诗句：“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

    “就算回家”与“老饭桌”

    两年后因母亲生病，我和小燕服侍床前三个多月。回京后即完婚，我穿的白衬衫，小燕的红色外套都是袁鹰送的。报社分给我的房子恰在华仁路31号，与杜惠一个单元。下班时总能看见小川的孙女披一条长纱巾在院子里且歌且舞，每每此时我总会驻足难行，小川今在星空矣！ 其孙女歌之舞之得而见之乎？ 完婚后我家在崇明，小燕的父母因林彪“一号通令”发配至宣化，都是路远难归，我们也不在乎这些，袁鹰却说不可，“我已准备了家宴，一起吃顿饭也算回家了”。这天中午菜肴丰盛，袁鹰的母亲也在座，老太太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对襟衣褂素雅高贵。我知之也，何为大家闺秀？

    我一直想写一篇题为《老饭桌》的短文，说的就是袁鹰、姜德明、李希凡、英韬和我的一年几次聚会，找一个小饭馆，泡一壶茶，偶尔喝一杯啤酒，家长里短，文坛往事，无话不说，其乐融融。每年春天，袁鹰都会以一包西湖龙井茶相送，也互赠新作。我总是得到更多的勉励：“徐刚，好好写，人与自然的题材无穷无尽啊！”这样的聚会大约三四年后，袁鹰的夫人提出男女平等，太太也应参加。饭桌上气氛就更为热烈，所点的菜品也丰富很多。依文艺部旧例，袁鹰坐主位，他坚辞，坚辞也不行。每逢聚会，袁鹰和师父们总是谈笑风生，情绪极好，骨子里是对往事和友情的眷恋。袁鹰如家长一般关心着别人，一家一家问长问短，风趣地说：“时下公款吃喝成风，我们私款吃喝，没问题吧？”

    人生太匆匆！ 曾经的聚会多年前就难以为继了。我的这些老师中英韬身体最好，说话中气十足，嗓音洪亮。却出人意料地得病住院，动了一次手术，恢复得不错，很高兴我们又能相聚了。但不久又入院不治而逝。不到一年，英韬夫人亡故。然后是李希凡夫人徐潮辞世，袁鹰夫人过了95岁生日后走完了一生，为了这个时代，为了身患残疾的女儿，她已经奉献所有了。蓝翎去世更早，耳畔却常听见他的声音：“刚老弟！”而今李希凡已于2018年仙逝，袁鹰、姜德眀皆老矣，徐刚亦老矣！ 我看望他们的次数较前少了，思念与感恩却厚积着。袁鹰88岁生日，邵燕祥、冯立三等文友兄长为之寿，我持联相赠：

    吾师八十又八矣，知常容，乃得公，而今桃李结队，此非大人乎；

    乃徒六十又六耳，守静笃，以观复，从此蹊下学步，仍为小子也。

    款识为：壬辰深秋，京城文友相聚东坡楼为吾师袁鹰寿，余以此联祝，而感激之情师恩之重，则无以言表耳！

    回想人生，我这一辈子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多少老师如台阶一样托着我一级一级地前行。他们是开道者，是带路人，甚至为我托起挡路的闸门，始能梦想成真。韩愈有《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吾师传我何道？ 良善仁厚是也；吾师授我何业？ 笔耕不辍是也；吾师解我何惑？ 道法自然是也。师之为师，除传道、授业、解惑外尚有身教之重，言教次之。若身教文质彬彬，言教儒雅中道，则为徒之大幸也！ 徐刚有之，我师袁鹰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