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斯特恩1979年的中国之行

    今年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1920-2001）去世二十周年，新近出版的一本斯特恩传记再次回忆了他1979年著名的中国之行。

    《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人生》（The Lives ofIsaac Stern）一书由诺顿公司出版，作者是艾奥瓦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舍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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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恩生于曾由沙皇俄国长期统治的克列梅涅茨，一岁两个月大时移民旧金山，日后在这里受教，在纽约成名，是美国人民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小提琴大师。

    冷战时期，他致力于打破文化壁垒，作为非官方的美国文化大使，展开世界巡演，努力推动外交政策的变化。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二年，费城交响乐团访问了中国，作为破冰之旅而轰动一时。

    斯特恩也跃跃欲试。

    他多方奔走，甚至找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均无功而返。

    后来他听说，一位化学家邻居要邀请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的外交部长黄华吃饭，于是设法同席，这才得到了访华邀请。

    1979年6月，斯特恩带着二十多人的团队抵达中国，开始为期三周的参观、演出和授课之旅。

    留苏多年的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到机场去接他，又在北京与他同台，演出了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两个协奏曲。

    他们私下用俄语交流，当着其他美国人的面，则改说英语。翻译在场时，李德伦就讲汉语了。

    那一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往热烈。在斯特恩访华前后，还有小泽征尔率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卡拉扬率领的柏林爱乐乐团和另一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分别来访。可似乎是斯特恩的这一次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留到今天的印象也最深。

    为什么？

    因为斯特恩带来了一个电影摄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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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队由沃尔特·朔伊尔招募。他是纽约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卡内基音乐厅的受托人、长期的艺术赞助者和斯特恩的朋友，但对电影制片毫无经验。

    除了一个场景之外，片中的任何镜头都没有经过排练，一切都是实时拍摄的。

    他们拍回来六十个小时的素材，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情节。导演还跟朔伊尔发生了争执，撂挑子不干了。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朔伊尔雇佣了两位受人尊敬的纪录片制作人默里·勒纳和艾伦·米勒，请他们点石成金。

    勒纳和米勒花了一年时间，从六十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一部八十八分钟的电影。斯特恩不想让中国朋友的感情受到一点点可能的伤害，又从中剪掉了四分钟。

    那是在上海演出前，他发现钢琴受潮，键盘变形，无法演奏。主人说这是现有最好的钢琴了，但斯特恩坚持换琴，还说如果不给换，他就往北京打电话，调解放军的飞机给他空运。最后他们剪掉了斯特恩闹情绪甚至发脾气的画面，直接跳到了皆大欢喜的第二天：一辆解放牌卡车从上海电台运来了另一架能用的钢琴。演出得以顺利进行。

    于是观众在片中看到，从头到尾，几乎都是他的欢声笑语、观众的欢声笑语和两国音乐家之间的互相赞叹。

    罗筠筠在所著厚逾六百页的《李德伦传》里也说，“这个电影拍得很精彩，把中国描写得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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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恩营造的热情之旅与三个月后的卡拉扬之行构成了有趣的对照。

    张德生当时为柏林爱乐乐团担任翻译。2009年春天，他在《中国文化报》撰文回忆，在中国观众和中国音乐家面前，卡拉扬常常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在北京饭店五百人的大宴会上，当七十六岁的大音乐家贺绿汀“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向卡拉扬敬酒时，“傲慢的卡拉扬连屁股都没抬一下，只是微微地颔首”。

    不仅如此，在首都机场下飞机的过程中，卡拉扬的乐团里还有两位音乐师“从五米多高的机窗口掉了下来，每人两处以上骨折！ 另一位音乐家因在东京喝过酒，正走到舷梯中间，忽听到背后两个同伴重重落地，吓得他从舷梯上滚下来，犯了心脏病！故当晚共有三名柏林乐师被救护车急送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去抢救”。

    就连乐团内部也有人对卡拉扬不满。副首席施特恩（与斯特恩同姓）曾把张德生约到自己的房间，痛陈评论界对卡拉扬的过誉之辞，“比如，说他如何闭着眼睛指挥，说他的指挥棒一点也不动时，是一种非凡的指挥！ 这实在是廉价的吹捧。其实，这个时候是卡拉扬忘了谱了！ 根本不是什么他在用心灵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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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之初，美国媒体和美国观众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斯特恩在中国》一片因此大受青睐。它展示出一个立意开放、谦虚好学的中国，尤其是曾中断了十年、此时已重新走上正轨的音乐教育事业。在片中亮相的很多年轻和年幼的学生，如王健、徐惟聆、潘淳、李伟钢、贾红光、唐韵和何红英等，都在音乐事业上大有成就，甚至享誉世界。王、徐、潘和指挥家李德伦还共同参加了1999年斯特恩二十年后重返中国的纪念演出。

    回到1981年，吉恩·沙利特已是一言九鼎的电视明星，担任全国广播公司早间名牌新闻节目《今天》的常驻评论员（这个位置他保持了四十年），对这部纪录片给出了热情洋溢的评语。斯特恩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佛罗里达看到那一期节目时，喜不自胜，发出了响彻整个大陆的欢呼。

    首映半年后，《斯特恩在中国》已在美国六个州的七家影院和加拿大上映，另外十三个州和首都华盛顿也将公映。

    它也为出资的卡内基音乐厅赚了钱。

    影片初步预算为213,989.06美元，而仅到1981年底，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205,934美元。

    英国的查理王子与戴安娜王妃大婚时，斯特恩亲自送上了一份《斯特恩在中国》的拷贝作为贺礼。《纽约时报》总编罗森塔尔正要前往北京，斯特恩于是托他向黄华转呈拷贝一份。朔伊尔还给基辛格、当红青年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丹麦女王分别寄去了录像带。

    《斯特恩在中国》获得了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1982年，戛纳电影节也放映了该片。

    除此之外，《艾萨克·斯特恩的多重人生》还讲述了他对年轻一代音乐家，如马友友、五嶋绿、珀尔曼和祖克曼等人的大力提携，从而全面回顾了他留下的持久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