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电视剧《觉醒年代》“写背景”

    当我写完《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史纲》这部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正要搁笔喘口气的时候，刚好《觉醒年代》42集大型电视剧第二波热播。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进去，一集没落下，甚至连一个镜头也舍不得错过，看完了这部电视剧。

    我的感受之强烈，我从中得到感悟之深邃，恐怕是普通观众所难以比拟的，因为我刚刚杀青的书稿是《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史纲》。这部电视剧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我太熟悉、太亲切不过了。电视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的言论行动，好像都是经过我亲手爬梳翻检过似的；他们言行的动因，仿佛都是经过我夜不成寐，反复思索过的。我刚刚写完的、考究过的这些俄国人物和事件，仿佛在时空变换的场景中，通过中 国的更为熟悉的面孔和身影，以更加清晰而完整的影像，又折射着，在我面前浮现了出来。我完全没想到，我刚刚杀青的这部书稿，其人物及其思想风貌，可以给《觉醒年代》提供切近而真实的思想背景和理论铺垫。

    影剧一开播，就看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之、陈延年等等，一连串“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贤人物，群星灿烂，以光彩夺目的风采，出现在观众面前。你看，陈独秀在日本，从一群中国留学生中一出场，就落拓不羁，披发敞衣，在争执中既吃了拳头，又挨了吐沫。被几位朋友搀扶着救出来后，来到一个地方，狼吞虎咽地吃起了嗟来之食。你看，在宾客满座的家宴上，陈独秀那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竟把扣着的一碗荷包黄牛脚，偷换成一只癞蛤蟆，端到了他爸爸面前……

    起初，陈独秀扬言“十年不谈政治”，一心只搞“新文化”。后来一瞧，处处受到打压、掣肘、迫害，不谈“政治”不行了；况且，“新文化”也属于“政治”之列，便只好改弦易辙了。然而，他一涉足“政治”，就出口闭口不离“直接行动”：不是要“直接”下决心，就是“直接采取行动”，一切“直接”云云。最后，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不仅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号召“直接采取行动”，他本人还“直接行动”，来到前门外，登上剧场散发传单。结果，遭到了逮捕……

    李大钊为反对张勋复辟，在“辫子兵”进京后，同北大学生并肩在街上搭台演说，散发传单。在“辫子兵”紧追不舍，不得不离京，躲避南方的情况下，他背一把雨伞，提一只书箱，“到民间去”，体察了解民情……

    陈延年兄弟坚信“无政府主义”，在蔡元培全力支持、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在北大图书馆开办读书会，后来又进行克鲁泡特金倡导的“工读实验”。

    一代大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屏幕上每一现身，总是躬身以对，彬彬施礼，风度翩翩。他提倡新道德，改造旧北大，一扫往昔腐败陋习，培养一代学人新风。他带给北大“自由精神，兼收并包”的校训，让北大成了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坚强堡垒。就是这样造就新时代文化新风的第一人，一个前清的翰林编修，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风雅之至之士，谁曾料想，“当年，他曾同我在 上海亭子间，制造过炸弹”——陈独秀如是说。可见，清末民初，个人恐怖，刺杀之风，何其盛也！

    上述这一切，陈独秀从“不谈政治”，到“直接行动”；李大钊从“飞行演说”，到“到民间去”；“新文化”代表陈独秀蔡元培自制炸弹，进行恐怖活动；陈延年兄弟搞无政府主义，搞“工读实验”……这一切，无不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在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中，在各个流派和团体人物身上，可以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和行为原型。

    愚以为，《觉醒年代》剧本的作者龙平平先生，未必深入研究过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但他在《觉醒年代》中却处处以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主义为背景，甚至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当邵飘萍邀请青年毛泽东访问其报馆时，送他了一部《新俄罗斯研究》的书。这“新俄罗斯”指何？ 显然是指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革命俄罗斯。《觉醒年代》连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觉醒年代》为什么能够这样全面地折射出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历史？ 其中既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有激进主义革命家特卡乔夫主张的“直接革命行动”；既有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者大张旗鼓地“到民间去”运动，也有后来“民意党人”和社会革命党震惊世界的个人恐怖活动。为什么？ 这是一群中国知识精英，为什么他们身上处处打有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革命急进知识分子的烙印？

    回答只有一个，就是，《觉醒年代》忠实地、逼真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国近代知识界的那一段历史，也逼真地、忠实地再现了生活在那一时期的各种历史人物及其精神风貌。而这一段历史，恰恰与俄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年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五四”前那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共产党尚未成立，《觉醒年代》中的主要人物——陈、李、蔡，和延年乔年兄弟，从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又怎样接受了远在俄国，“天各一方”的这些革命者——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以及民意党人的这些思想？ 那时，山海隔阻，交通不便，懂俄文的又极少，文化交往极为罕见，这种思想的传播，是怎么实现的？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对这一传播路线是有明确答案的：在西方，是从法国，通过《新世纪》；在东方，是通过日本，从《天义报》等刊物传播过来的。这就是说，通过东西两条路线，经由留日的和留法的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清末民初，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到了中国。尤其日本这条文化交往桥梁，十分便捷：当时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俄文报刊文献的介绍大量涌现，而且十分及时，只要俄国稍有什么动向，立即可以见诸日本报刊。当时，日文又以大量汉字做片假名，“日文汉读”，基本可以懂得大意。所以，学日文相对容易，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尤多。这样，俄国的社会政治思潮，就首先传到日本，也极大影响到中国留学生。因此，这个电视剧一开场，场面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人物是一群中国留日学生。这个情节是十分典型的。

    《觉醒年代》以1915-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五六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为背景，以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发源地为活动舞台，表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驱者为建党所做的思想准备。如果说，这个电视剧所描写的历史和人物、思想和行动、思潮和运动，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背景和历史铺垫的话，那么，上面我们所罗列的《觉醒年代》所表现的人物、思想和行为，和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之间，是相通、相近的。

    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在刚刚杀青的《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史纲》书稿，为了解上述一系列“五四新文化”先驱人物的言行，提供了历史的注释和说明。陈独秀起初为什么“不谈政治”，后来又转向“政治”，而一谈“政治”，就转向“直接行动”？ 为什么陈延年两兄弟这样执着于无政府主义，开办“读书会”，并从事“工读实验”？ 为什么连蔡元培这样的文魁翰林、“教育总长”，曾经同陈独秀一块，热衷于制造炸弹？ ……凡此一切，大体都可以在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往昔，笔者是一页一页地搜集、阅读资料；过去，是对一个一个细碎问题的爬梳、研究。没想到，汇溪成流，集腋成裘，一篇篇小文短论，如今竟成了一部连缀而成的数十万言的《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史纲》。更没想到的是，在《觉醒年代》电视剧开播之时，竟看到这部书稿可为这部带有轰动性效应的时代大剧，提供背景和注脚。但是，只可惜，该书写晚了，书稿现今才刚刚出现在书案上。

    然而，有谚语云：晚来胜过没来。这部书虽然是迟到者，但它终归是出席者。我们相信，看过《觉醒年代》热播而余兴未消的观众，一定会重温电视剧所写的这段历史，为加深对这部电视剧的理解，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背景的了解，一定会进一步来了解背景之背景，来了解更为深广的、域外的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那就来读一读关于19世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著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