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高二适

    坊间有林散之与高二适谁为当代草圣的争议。但谁为草圣的争议，在我看来不仅于艺术理解上无所裨益，在价值评判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世俗多以名取人，反而阻碍了我们自己的认识与取信。至于我在两家之间，偏向高二适，原因只在于他的书学。我以为高二适的书学，在当代无出其右。这种认识，亦非建立在广泛深入的书学研究基础上，而是来自于阅读高二适的直感。

    1960年代，高二适有《〈兰亭序〉真伪驳议》。这篇逆风而作的文章，显示了高二适维护书学历史的精神。在那个并没有多少学术自由的环境中，高二适以他一贯的求真立场，主动介入这场并不对等的论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历史家的正直与自信。当时，高二适是被划入历史唯心主义之列的。其实，争论的意义已不限于“书学”本身，而在于对历史的尊重与否。当《兰亭序》及其书法，在打倒“帝王将相”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要求下被完全否定时，作者及其墨迹之真伪的讨论，其学术内容即已被抽空，而书学的历史则被粗暴地篡改了。高二适的可贵，恰恰在于他的“不合时宜”，只忠于自己的历史观与书学观，所谓不曲学阿世，说的就是这种执著的学术品格。

    当然，高二适并非单单为着《兰亭序》和王羲之正名。他是一个深怀文化理想的人，所忧虑的是帖学式微。自清代碑学大起之后，与《兰亭序》及其墨书受到怀疑的同时，则是帖学所代表的中国书法精神的停滞与倒退。在高二适看来，否定王羲之为《兰亭序》及墨书作者，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会造成对帖学传统新的打击与阻断，这是高二适所不能接受也不愿看到的。没有什么比文化的失传与失落，让高二适更多痛心与忧惧的了，他必须大声疾呼与直言相抗。文化的抵抗与维护，才是高二适书学坚定的内核。

    近时重读高二适手批多种唐代摹本《兰亭序》以及中州本《十七帖》等文字，良多感慨。这些文字往往只有片言只语，从中却不仅见出高二适学养的深厚与见识的专精，尤能发现他贯注其间深刻的生命意识与情感体验。如他写在定武本上的“俯仰向背之势、此帖外无此笔势也”，又如他写在禇本上的“此亦禇摸，笔势翩翩稍减于第一本”，只要知道兰亭序的作者在书法中的生命意态，世人曾比为“飘若浮云，矫若游龙”，我们便懂得高二适这些评语其美学思想是什么了。再看他71岁生辰在《十七帖》上所题写的一节文字：“二适敬观，甲辰长夏。已酉癸丑之交（1973年2月），此帖没而复返，如故人久别重逢，夜观老眼光明以畅神”，其中心境，与《兰亭序》里所抒发的意绪何其相似乃尔。1974年，他又在帖上写：“此帖刻手有夭矫如盘龙修蛇游于山林杳冥之境，信奇观也”。后再书“夭矫不群，此盘龙势耶”，如此等等，高二适就是用这样的表达方式来读解书法，从生命的通感与观照中形成他自己的书学标准，非仅止于笔法与技艺分析。而且，高二适亦用这样的标准来追求和印证自己的书法品格。他说：“二适，右军之后一人而已。右军以前无二适，右军以后乃有二适，固皆得其所也。”犹见高二适草书《杜甫秋兴八首》长卷，他写到逸兴遄飞时，忍不住写道：“细草如卷雨丝风片未知张旭长史能此否耶舒夫老顽”。这就是高二适，那种内在的生命洋溢而至时，正是他艺术上接通古今、臻于自然之境的得意忘形。

    当代以书法为生的人，如过江之鲫，其中即便优秀的书家，大多数的书写也不过是那类“高水准的平庸之作”，趣味合适，偶有新奇，谈不上性情，亦难见风骨，更没有生命贯通的气象和境界。等而下之者，或粗鄙无文，或借名作势，更有搔首弄姿以至倚门卖笑，甚至“书法进入菜市场”，与广场舞等而齐观。对照高二适的书学境界，今日书坛的堕落，沉痛而外，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那么，就说说这本新出的《高二适研究》吧。我主编《泰州知识丛书》时，将高二适列为本土现代艺术家的重要代表，用一句史志上常见的话说，高二适是一位“高士”。对这样的“高士”，理应专题传述，以有助发扬地方文化。这个专题，约请曹洋撰述。曹洋与高二适先生同里，少时受高二适影响，有志于书学，无疑是合适的写作者。两年后，曹洋写成《天下一高》，为地方文史增加了一本重要的人物传记。《高二适研究》即是在《天下一高》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一部研究性著作。《天下一高》有个副题，为“高二适的书法人生”，作者选择从书法和书学角度，叙述高二适的艺术生活。尽管书法与书学是高二适的主要艺术活动，也是他对文化突出贡献的所在，然而单从“书法”上还不能尽其对这位20世纪文史学者的全面认识。或者说，仅仅“学习”高二适的书学，是不够的，也不能充分明了高二适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现代价值。何况，高二适亦非众人所知，在许多被重新发现的“民国学者”者中，高二适晚出，他又是跨时代人物，相对属于冷门。《高二适研究》的写作，就不仅可以弥补《天下一高》的不足，而且也可通过对他的研究，使高二适加入到这个“发现者”行列，在“民国学者”群体中增添一个有特殊风范的文化形象，并由此丰富现代学术谱系。

    高二适淹通文史，其卓有成就而不太受到注意的是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早年，高二适受清初平民诗人吴嘉纪影响，对有关民生疾苦的诗歌特别关注，后来则宗法唐代诗人杜甫，由此形成了他的诗歌“哀感兴愤”的风格。在诗学标准上，高二适则选择了黄庭坚、陈师道的“江西诗派”的“瘦硬”诗风，并以其创作实践成为“江西诗派”的现代传人。应该说，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诗学家的高二适，都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光大者。《高二适研究》追踪高二适的诗歌与诗学道路，总结出高二适“外以济世，内以适吾”所谓“一心二用”的诗歌哲学，可以说深得其旨趣，亦能通过对高二适诗歌与诗学价值的发掘，为其“书学”找到最深的根柢。

    还有一点，可视为《高二适研究》的发微之处。高二适作为一位传统学者，在校勘学和经学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学术才能。虽说高二适的校勘学，只侧重在汉唐以后部分诗文集的版本，而非经史诸子；他的《易》学研究，也只限于从人生哲学上培养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应对现实处境的态度，以及偶然应用于相关的文字解读（如解读刘禹锡与柳宗元的论易文章），但高二适于此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则使他在跨时代的社会变革中，完成了一个文化守护者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经久愈新的意义。

    以上两端，是《高二适研究》扩展的内容。也是为了说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高二适，其理由不仅在书法与书学，更在他的诗学与高迈的文化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