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炎：为学或做人都需“傻子”精神
治学与人生是有联系的，不但治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有益于人生，而且治学态度也是人生态度的一种表现。两者具有共性。无论为学或做人，都需要有一点“傻子”精神，即不计利害，脚踏实地，坚守良知，只讲真话，吃得了苦，经得起挫折，耐得住寂寞，必要时还得勇于承担，甘愿付出更大的代价。太“聪明”、太势利了，就做不好学问，也做不好人。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学问上的这三种境界，何尝不是人生道路上的三种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治学与人生密不可分，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详见3版）
日本两大文学奖再度由四人分享
第一百六十五届芥川、直木奖7月14日晚在东京筑地的新喜乐揭晓，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石泽麻依和李琴峰双双捧得芥川奖，而佐藤究与泽田瞳子则分享了直木奖。这也是继201 1年1月的第一百四十四届之后，日本两大文学奖时隔十年再度爆出不折不扣的“双黄蛋”。荣膺芥川奖的石泽麻依的获奖作品《在贝壳接续的地方》此前曾获群像新人文学奖，小说描写的是在德国中部古城留学的“我”与在日本3·1 1大地震中丧生的朋友的灵魂，一同游历现实和记忆交织的世界。同获芥川奖的李琴峰1989年生于中国台湾，十五岁开始自习日语，同时尝试以中文创作小说。此番她的获奖作品《彼岸花盛开之岛》虚构了一座由妇女当家做主、讲“女语”的小岛，以此为舞台，描写岛民与外界的交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评论界称这部小说流淌着“日语”和“女语”两种语言，为日本文学吹入了新风。
（详见4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鲁迅
1 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座谈会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这一根本问题，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对延安时期文艺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引作用，并确立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基本走向。在《讲话》中，鲁迅是频繁出现并且贯穿于全文的一个名字。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及鲁迅共有10次，引用鲁迅的文章和诗句来阐述文艺思想、分析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对文艺为什么人、艺术的源泉、是否还是杂文时代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讲话》是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走向成熟的一篇重要文献，既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着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深刻烙印。毛泽东对鲁迅非常推崇，他熟读鲁迅著作，曾说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详见13版）
“肩圣贤而躬实践”，新安理学的致思取向
在数代新安理学家长期一以贯之的努力下，儒家伦理在徽州社会的普及化、世俗化达到十分典型的程度。徽州社会成为民风敦厚、乡里和睦、讲究忠信、推崇善举的社会。新安理学自南宋时期形成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哲理化、思辨化学术取向的追求，但与此同时，新安理学家们注重身体力行，注重经世致用。这又使新安理学明显地表现出行为文化、礼俗文化的色彩，明显地表现出世俗儒学的色彩，并成为社会生活中很多规章制度的理论依据，从而直接地影响、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徽州地区宗族的“族训”“族规”和“家典”的制订，基本上都是“推本紫阳《家礼》”，即以朱熹《家礼》为其根据，并且明确地作出诸如“祭用文公《家礼》”“元旦谒祖、团拜及春秋二祭，悉遵朱子《家礼》”之类的规定。这固然是基于人们对乡贤朱熹的尊崇，却也体现了新安理学世俗化的一面。倘若新安理学纯粹是一种思辨化的学问，那是难以成为百姓世俗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的。
（详见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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