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对“幹父之蛊”一语的注释之误

    鲁迅对《周易》很熟悉，深知其意，在作品中也曾偶有流露。他在新编的故事《理水》中写道，当大禹宣布现在治水要改变他父亲鲧采用的“湮”的老办法时，许多人不赞成，他们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禹听了以后一声不响，对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见予以默杀；这时又跳出来一个引经据典的保守分子道——

    “我看大人还不如‘幹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是怎样讲说老大人的罢……”

    按《周易·蛊》之初六曰：“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王弼注云：“幹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大禹要改变他父亲鲧的旧办法，不是去筑堤堵水，而采用疏导之法。当时许多人不赞成，这位胖大官员也是不赞成的，态度且有点轻薄，他引用《易经》的语典，暗示先前大禹之父鲧的失败和死亡，这位官员希望大禹坚持用老办法继续完成治水的大业，保住家族的声誉。

    “幹父之蛊”的本义大约即如王弼注指明的那样，作为儿子“能承先轨”，足以胜任，终于完成父辈开始的事业。

    但是后来“幹父之蛊”这一词语又有了新的解说，意思是说第二代很有能耐，取得成功并且掩盖了先辈的错误。这里“幹”训“正”，匡正，纠正；“蛊”则是“腹中虫”或“皿虫”，引申为愆误之意。旧版《辞海》注“幹蛊”，先引王弼注，为一说；接下来又写道：“朱骏声谓借蛊为故。而以蛊之本字论，《左传》昭公元年杜注‘器受虫害者为蛊’，世因谓子能掩盖父母之过恶者为幹蛊”。此说后来颇为流行，有人往往就在这样的意义上运用“幹父之蛊”这一语典。

    1935年陈友琴发表《活字与死字》，文中引用何仲英《中国文字学大纲》中的意见说，古人的通假就是写别字，虽不应该，但“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幹父之蛊’”；今人则不能再添写许多别字——他们所说的新的“别字”是指在民间流行的俗体字、简化字，或当时之所谓“手头字”。

    对此鲁迅作《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批评何、陈所代表的倾向于保守的意见，指出他们的主张其实不过是维持现状罢了。字体总在变化之中，“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甲骨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 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幹父之蛊’”。总而言之，一味维持现状其实是不可能的。

    这里对立的双方都用了“幹父之蛊”这一词语。人文社1980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

    语见《周易·蛊》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三国时魏国王弼注：“幹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后称儿子能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因而掩盖了父亲的错误为“幹蛊”。

    此注似是而非。一则“幹父之蛊”不仅见于《周易·蛊》之初六，又《周易·蛊》之九三爻辞云：“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六五云：“幹父之蛊，用誉。”二则“幹……蛊”有两种很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幹蛊”就是办事，“幹父之蛊”就是继承父志，继续办事，终于成功，王弼注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幹父之蛊”后来有了新的解释，变成盖父之愆的意思，且颇流行。何仲英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运用“幹父之蛊”一语的，意谓古人的错字不能改，并嘲笑说如能改正古人写的别字，那就算是匡正前人的错误了。鲁迅也跟着在这一意义上运用这一古语，他说古人那些别字确实没有法子改，不能做到匡正前人的错误，原因则在于怎么写才算是“正字”本来就很难说，语言文字永远在变化之中。双方的意见似乎相近而其实大不相同。

    可见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的注释里解释“幹父之蛊”而引用王弼注，实为欲益反损，很不恰当，容易把人搞糊涂。这条注释建议改写如下：

    语见《周易·蛊》。这里是订正前人错误的意思。

    只有在《理水》中解释“幹父之蛊”时，才有必要引用王弼注“幹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可是1980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那为胖大官员的话出注时，提供的一段话与《从“别字”说开去》一文的相关注释完全相同。这恐怕也要作出适当的修改才好。建议《理水》之该条注释在引用王弼注之后，加这样一句：“这里是采用老一辈的办法完成其未竟事业的意思”。这里不必提什么掩盖错误，一则“幹父之蛊”的本义如此，再则就这里具体的语境而言，在那位胖大官员看来，老大人鲧治水的办法是好的，没有什么错误可言。

    《全集》这两处注都不那么恰当的原因在于，它试图将“幹父之蛊”的两种训释结合起来，结果弄得左右不逢其源。正确的办法应该古训归古训，新训归新训，按不同的语境分别采取合适的选择。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笔记中专门有《幹蛊之解》一条，要点是——

    《易·序卦》：“蛊者，事也。”虞翻、李鼎祚皆以能继父之志为解……宋以后始有训“幹蛊”为盖父之愆……宋以后虽多作“盖父之愆”解，“理事”之义未湮。（《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18页）

    注意区分“幹父之蛊”之古训与后起之训，非常英明，而且也正为人们注释《鲁迅全集》有关词语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