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弟子在“温情与敬意”中成长

    《吴林伯学术论文集》2021年5月由崇文书局出版。22篇吴先生重要的学术论文反映了这位“龙学”巨擘的学术成就，其中《〈周易〉与〈文赋〉》《〈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两篇为首次整理刊布。附编收录亲炙弟子的回忆文章，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吴先生的师德风范。

    吴林伯（1916—1998），湖北宜都人，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治学博涉先秦群经诸子、汉魏六朝文献，而尤以《文心雕龙》研究为世所重。已出版《文心雕龙字义疏证》《文心雕龙义疏》《论语发微》《庄子新解》《老子新解》等5种，尚有《周易正义》《春秋三传解故》《新玄学论》《文选李注评议》《汉魏六朝作家论》等多种手稿著作尚待整理。《光明日报》曾以整版篇幅全面介绍其生平与学术成就。

    吴先生不仅是一位治学有方的硕儒，还是一位授业得法的良师。门下弟子陈书良、易中天、方铭、陈桐生、赵仙泉、陶佳珞等均能阐发师说，并已蜚声学林。

    吴先生极重师道尊严，为人庄严而方正。陈桐生《清芬满庭忆先师》（见《吴林伯学术论文集》附编）一文生动记载了1984年吴先生参加研究生面试时的场景：

    那一天，68岁的吴先生上身穿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黑色毛料中山装，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长裤，衣服熨得很平，能清楚地看出裤线，脚上是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看来老先生非常重视这次面试，像是出席重要会议一样。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身板笔挺，面目清癯，精神矍铄，面带笑容，颇有仙风道骨之姿。吴先生双目细长，看人炯炯有神。

    易中天对吴先生也有类似印象：“衬衫领口的风纪扣，从来就一丝不苟地扣着。上课时则永远正襟危坐，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惭愧》，《政协天地》2004年第9期）

    吴先生要求学生恪守尊师之礼节，“见诸弟子，庄严持重，偶有莞尔一笑。众弟子称呼吴先生必曰‘先生’，不称‘老师’。吴先生与弟子告别，弟子鞠躬，吴先生也必定以鞠躬还礼，俯仰优雅从容”（方铭《我的老师吴林伯先生和褚斌杰先生》，《华中学术》2016年第3期）。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弟子为人、治学各个方面都有严格而系统的要求。赵仙泉《如何治学》（《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一文指出，入学伊始，吴先生就给学生提出“十准则”“十注意”“八功夫”“五坚定”等信条——这些都是他在长期问学与治学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甘苦之言，涉及人生信念、品德操守的培养，治学原则、学习方法的指导等丰富的内容，全面而深细。

    指导学生精进学业，吴先生也是一丝不苟、毫不松懈的。易中天说，吴先生在指导他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要求每天都到先生家中读书，“早上8点准时到，中午去食堂吃饭并回宿舍休息，下午再读到5点。‘课桌’是一小几，配一小凳，就设在先生书桌旁，你想开溜都不成”。

    同届研究生陈书良，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也是要“遵照先生的治学途径，对《文心雕龙》的七八个校注本进行了三次仔细校阅”（《嵚崎磊落一书生》，《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当然，经过这番严格的学术训练后，他们都崭露头角，易中天的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不但以优等成绩通过答辩，而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陈书良则另成《文心雕龙校注辨正》一文，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其《文心雕龙释名》也在日本和国内正式出版，得到学界肯定。

    陈桐生指出，刚开始与吴先生相处，不免心生畏惧，但相处久了，“他的师道尊严就会慢慢消融”。因为他不仅有巍巍山岳般可敬的一面，还有春风化雨般可爱的一面。

    吴先生常和学生打成一片。易中天回忆，上完课后，“先生提着饭篮，和我们一起穿过操场，到对面小山包上的教工食堂去买饭”（《小板凳上做的学问》）。吴先生也常在家里给学生上课，留饭，饭后促膝谈心。（陈书良《嵚崎磊落一书生》）赵仙泉后来感慨，这种与学生密切相处的方式“颇有私塾风范”（《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见《吴林伯学术论文集》附编）。

    他十分关心弟子的饮食起居。方铭回忆：

    （吴先生）曾翻山越岭，从他居住的武汉大学南三区散步到枫园我居住的宿舍视察。……又因我是北方人，担心我吃不惯米饭，还曾请人在汉口帮我买挂面。当时是计划供应时代，要买米面这样的东西，都是需要动用特别关系的。（《我的老师吴林伯先生和褚斌杰先生》）

    吴先生出身贫寒，求学不易，所以能切身体察学生的甘苦，他常现身说法，鼓励自己的学生坚定求学的信念。赵仙泉就深受其教益：

    在我自认为被“流放”的日子里，吴先生与我保持通信联系，不断给我打气。其中，他在1983年9月10日写给我的信中说：“上月廿七日信收读，知道你近来的心情。……根据我的体验，一个人只要立志、努力、有恒，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暑假中，我去青岛开会，旅途很辛苦，但我在车船、旅舍，坚持重温《穀梁传》，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我那时已下定决心考上研究生，通过艰苦的努力，一年后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仍然师从吴先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吴先生信中提到的经历，正是其“五坚定”中“处境再窘，坚定不移”“困难再大，坚定不移”的真实写照。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往往使人如坐春风，终生难忘。

    在学术层面，吴先生展现了一种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博大胸怀，既能把自己尚未发表的成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学生参考，任由选用（易中天《惭愧》）；也能鼓励学生不囿于成说，提出新见。如在读书的次第上，吴先生强调要“务本”，“过好先秦学术关”，告诫学生珍惜时间，集中精力，有其良苦用心。但当学生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新颖见解时，却不以为忤。陈书良回忆：

    1980年年末，我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一篇对李商隐《无题》诗的笺释，起初我还担心先生会不高兴，孰料先生读完论文后，说：“你将义山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释为上句写女，下句写儿，都是悼亡常用，没有扯上那些莫名其妙的美学意象，这就对了。”他高兴地告诉其他老教授，还奖励我一套乾隆年间精印东柯草堂刻本《李义山集笺注》。（《嵚崎磊落一书生》）

    吴先生这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磊落胸襟，也体现在他乐于奖掖后进的风范之中。1982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吴先生《〈文心雕龙〉诸家校注商兑》一文，解释《文心雕龙·才略》“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句“直置”一词时，运用了一则学生提供的书证，于是在注释中明明白白写上“武大中文系研究生陈书良同志告我”，用以肯定其好学深思，触类旁通。陈书良教授多年后谈到此事，依然热泪满襟！

    吴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学术事业；他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将自己毕生所得无私地传授给受业弟子。同时具备了这两种身份，我们可以预见，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将日益凸显。

    他转益多师，向骆鸿凯、熊十力、马一浮等杰出学者求学，在名师的启发下，进窥传统学术，对“朴学”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他在《两汉学风述闻》（《文教资料》1987年第4期）等文中指出，凡属“实事求是”的学者，都为“朴学”派。吴先生总结出他们的突出特点：虚心向贤师请教；不雷同，不苟异；胸怀坦荡，以学术为公器；立身为学，坚忍不拔；不囿于成说，勇于创新（匡正、加深、补充）。于是他以此自励，也以此课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孟子说：“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吴先生这位宗师巨匠，严守师法规矩，在传道授业中做到了“严”与“宽”的完美统一，这可从前面的记述中得到印证。简要地说，所谓“严”主要有两点：一是崇尚德行，强调“先器识而后文艺”，在生活、学习中往往郑重其事，让学生从“尊师”的行为中渐渐体悟、养成“重道”的信念和习惯，明白德行乃是立身的根本；二是严格遵循切实可行的治学之方，对学生“击蒙御寇，爱之能诲”，认为：“为学之方，其唯明确范围，端正学风，集中精力，专攻一点，勿泛览无归而已。”（《论语发微》所附《自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而所谓“宽”，主要也包含两点：一是尽全力为学生创造自由、宽松、温情的氛围，鼓励他们克服客观限制和自身不足，鼓足勇气，掌握方法，向着更长远、更纯粹的学术事业迈进；二是激励学生深造自得，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品格与个性。

    唯有“严”才能掌握立身之本、入门之方，唯有“宽”方可踏入自得之途、独造之境；吴先生兼施并用，让学生谨守规矩而不为规矩所囿，故吴门弟子多能戛戛独造，名重学林。

    《论语·述而》有“子温而厉”之语，吴先生亦可当之。他以深厚的儒者修养，将“温润”与“严肃”融而为一，让弟子在“温情与敬意”之中逐渐成长，在其言行的示范之下逐渐理解中华文化精微深邃之处。他宽严兼施，德才并育，授业有法，张弛有度，尽显大家气象与风范，他的为师之道，与他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一样，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大加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