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发有：山东作家有一种特殊的韧性

    从读小学时起，黄发有就喜欢站在屋后的小山冈上，眺望山外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的是远山里隐约的山泉和逐渐壮大的溪流，溪流旁是出山的道路，他正是沿着山间小路，到镇上读初中，到“客家母亲河”汀江江畔的小城上杭读高中，像山泉一般，从山涧走向溪流，从溪流走向江河。如今，那条自闽西南的小村庄涌出的山泉，汇入了齐鲁大地。是的，对他而言，山东大学就像是洋流中的一座岛屿。他的航船在浪涛中兜兜转转，在这里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他与山东有缘。否则，怎么会从五千里外的南国故乡，选择来到这片土地攻读硕士学位？ 南行上海攻读博士学位后，又再度北上，在此读书教学，娶妻生子……1999年，黄发有以人才引进方式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工作时，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与山大、与济南会结下更为深厚的缘份。二十年间，因缘际会，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山东。

    2014年冬天，黄发有受邀参加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同时在山大做了一次学术讲座，报告厅里红色条幅上的“欢迎黄发有教授回家”，在凛冽的寒冬带给他浓浓的暖意。他遇到几个当年上过他课的工作人员，有的称他为“亲老师”。点点滴滴，让黄发有在感动之余有点恍惚，就像出了一趟远门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可是，他真正的故乡又在哪里呢？

    在散文《纸上的故乡》中，他写道：在作客异乡与反客为主之间永不停止的精神循环中，客家人成为走得最远，也走得最为广阔的人群。纸上的故乡既远在天边又近在脚下，“客家”的真正蕴涵只能是“生活在别处”。

    但客家人确确实实是其定居地的“外来户”，也就是说，故乡 同样是异乡。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一个独特而稳定的民系，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民”，他们打破了安士重迁的精神枷锁，他们永远“在路上”。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没去走的路》中有这样的经典诗行：“两条路岔开在黄叶林子里，/可惜我不能同时走两条；……在林中岔成两条路的路口，/我选了条足迹比较少的走，/而一切差别都由此而生。”可是，面对着林中岔口，黄发有一旦选择其中一条，所有的差别都从此消失，其余的路径都在时光的阻隔下枯萎。在时光的长途上，所有的岔口都只是假象。

    据说，在客家乡亲的眼里，有所作为的人往往具备“一条路走到瞎”的毅力与勇气。

    中华读书报：您祖籍是福建上杭，到山东大学任教，能否谈谈您与山东的渊源？

    黄发有：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居住和工作，有些是主动选择，有些是顺势而为。我的硕士是在山东读的，毕业后到复旦读博士。当时手里握有多个选择，初步的意向是去浙大教书或者去香港做博士后，家里的老人也赞同，认为离老家福建比较近。我本科读的杭州大学经济系，杭大后来被并入浙大。我很喜欢杭州这座城市，但几次都和她擦肩而过。记得博士毕业的那年四月，我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参加试讲。其间施战军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校时在济南停一下，顺便玩一玩。他在复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那时和张新颖、王光东等朋友在一起，充满激情，每天都在谈文学，而且怎么谈都不觉得累。坐在食堂的餐桌前讨论，躺在宿舍的床上闲谈，聚在小饭店的角落里热议。到济南后，孔范今老师特别热情，连续陪我吃了三顿饭。当时真是很受感动，就决定来山大了，很快就签了协议。那年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只有一个进人名额，一开始不太明确给哪个专业。过了快一个月，中国人民大学通知我去签约，我受宠若惊，但有约在先，在表示真诚的感谢后，还是决定遵守承诺。

    中华读书报：不同的年龄回到山东，是否感觉也各有不同？ 您在2016年回到山东大学时，说过“重回山大，落地生根”，特别让人感动。

    黄发有：说实话，其实我是个很渴望安稳的人，喜欢随遇而安。2005年底我去南京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就在南京退休了。2007年我砸锅卖铁买了一套房子，装修时特别用心，就想着一劳永逸，不再折腾了。重回山大，就像回家一样，这儿有我尊敬的前辈和关心我的师长，有我熟悉的环境。当然，也感谢在南大的十一年时光。只要将心比心地善待世界和周围的人，所有的付出就像风中的种子一样，有些随风飘逝，但总有一些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时想想，绕来绕去都留在山东，那真是很深的缘分。这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价值和力量，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另外，作为一个客家人，我的很多前辈都是四海为家，祖训中也有这样的句子：“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因此，对我而言，血液里就有在外乡发展的精神基因。在山东那么多年，山东也是我的故乡了！

    中华读书报：担任山东大学博士导师和山东省作协主席，这双重身份，是否也需要您策略地平衡业务、时间等各方面的工作？

    黄发有：山大的工作是我的本职工作，作协主席是我兼任的职务。平时我在学校要上课，指导研究生，承担科研工作，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作协的日常工作由党组领导，我负责的主要是业务方面的工作。现在经常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合理安排时间。当学校有课作协有会时，就得提前沟通好，把时间错开。要说影响，那就是文章写得少了。因为没有整块的时间，现在可写可不写的尽量不写，用挤出来的时间写几篇自己真的有话要说的文字。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地域的变化对自己的生活和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黄发有：我很小就在外面独立生活，适应性比较强，对地域变化不太敏感。心有歉疚的是，我家里人跟着我奔波，她们要重新适应环境，有一个过程。这几年在南京和济南之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把南京家里的一些书搬到济南来，又把在济南家里放不下的书搬到南京去。有邻居跟我说，真羡慕我，把南京的大房子变成了书库。搬家很麻烦，搬书最麻烦！ 我博士毕业时，租了两个小集装箱，通过铁路把书运到济南。后来又把济南的书搬到南京，当时租了一辆大卡车。要把南京的书搬走，那真是一个大工程，而且在济南也找不到地方放。现在，很多书我都有两本，南京一本，济南一本。有一些书还不止两本，要用时找不到，干脆再买一本。最近两三年，因为杂事多，加上受疫情影响，回南京的时间并不多。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文学对于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黄发有：地域文化是文学的厚土，而文学是地域文化培育的花果。如果一片土地缺乏了文学的滋养，这儿的地域文化至少缺乏丰富性。2018年底，我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邀约，写了一篇《山东文学：有根的灿烂》，其中有这样几句：“山东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山东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得审美启示，并以故乡为精神根据地，展开与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对话。”“山东作家正是散布于平原、深山和海滨的树木，他们组成了茂盛的森林，不仅用根须汲取土地中的营养，而且以自己的生命守护这方水土，改善周围的精神环境。”“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审美定力，拒绝随波逐流，拒绝轻易转换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在自己的园地深耕不辍，有一种持续的生长性。另一方面，齐鲁文化既有农耕文明的厚重与丰富，也有海洋文明的开放与包容，这种文化的融合性也赋予山东文学以审美的多样性。”可以说，山东文学是山东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山东文学很好地诠释了“山东性格”。

    中华读书报：如何讲好“山东故事”，您有何建议？ 怎样推动山东文学的发展，山东作协是否有相应的机制？

    黄发有：山东故事当然要有山东特色，突出山东元素，山东的几代现当代作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推出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本土作家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文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重要途径。齐鲁文化既蕴积了农耕文明的厚重与丰富，也包含了海洋文明的开放与包容，这种文化的复合性也为山东文学的多元生长提供了精神沃土。时代的新发展不断给文学带来新的契机和新的挑战，要深入、立体地展现山东的新形象，实现艺术的新突破，离不开文学的创新。当然，好的文学不能依靠套路，要摆脱成规，开辟新的空间。好的山东故事，一定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故事。

    为了推动山东文学的发展，近年山东作协采取了多种创新举措，首先是实施签约作家、签约评论家制度。目前山东省作协签约作家已有五批92人次，覆盖了所有文类和文体，其中有多位农民和自由撰稿人，签约作家在签约期内创作成果丰硕，其中一位作家在签约期内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只要是山东省五十周岁以下的作家都可申报，每一轮签约期为三年，最多入选两轮。山东是最早实施签约文学评论家制度的省份，目前已经签约两批，最近正在遴选第三批人选。其次是建立并完善创作扶持机制。在重点扶持方面，每年都通过评选重点作品扶持、定点深入生活等项目对重大题材文学创作予以扶持。一方面推荐优秀的选题申报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另一方面评选山东省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同时，通过组织手段，积极协调并筹措各方资源，加大跟踪和服务力度，在深入生活、发表出版等方面，帮助作家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在组织培训方面，通过开办高研班、成立工作室，有针对性地邀请全国知名作家、评论家、大刊名刊的编辑，为学员集中授课，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再次是建立并完善作品展示平台。通过连续出版《山东作家作品年选》，集中展示山东作家年度优秀创作成果。办好《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百家评论》等文学期刊，组织评选并编辑出版了“文学鲁军新锐文丛”一、二、三、四辑，既推作家，又推作品。推进山东文学馆建设，把山东文学馆塑造成山东文学的展示平台、交流平台、研究平台、收藏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

    中华读书报：前段时间您主编的“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对于网络文学本体及其生产机制、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网络文学经典化等等都做出了有益的探讨。作为多年来一直关注网络文学研究的学者，您对于如何推动、建立一套科学可行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是否也有自己的看法？

    黄发有：中国作家协会在山大设立了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这一平台可以让我为网络文学研究做点事情。因为长期从事文学媒介研究，所以从网络文学一出现，我就关注其发展变化，2001年我就主编了一套网络文化丛书。不过，我自己撰写的研究网络文学的论文不算多，不到30万字，大部分文章都收进了“网络文学前沿探索丛书”之一的《网络文学内外》。不少学术界人士对于网络文学比较排斥，尽管基本没读过网络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给网络文学贴上“垃圾”的标签。网络文学作品中精品确实还不够多，不应回避的是，其中确实有新的美学元素和新的文学趣味，为当代文学发展注入活力。而且，随着媒介格局的不断革新，日后的作家都置身于网络环境中，文学生产的网络化和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乃大势所趋。张爱玲曾经被纳入到鸳鸯蝴蝶派的谱系之中，她的题材选择、写作风格、作品的传播方式确实与鸳蝴派有亲缘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创作已经登堂入室，被视为经典。假以时日，有艺术追求的网络作家也有可能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至于网络文学评价体系，它和传统文学的评价体系确实会有一定的差别，但绝非静态的、固定的。网络文学还在发展，还在变化，如果评价的尺度已经稳定了，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得出的结论不会太可靠。当然，也不能因为网络文学在动，研究者就跟风乱动，这同样是靠不住的。与网络文学创作相比，网络文学研究其实有点滞后，在观念和方法上都应该有所创新。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眼下正在开展的新中国文学史料与研究工作？ 这套丛书是怎样的规模？

    黄发有：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2014年就启动了，本来是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文学传媒史料综合研究与分类编纂”的成果，目前这个项目已经结项。丛书一共45卷，每卷60万字的规模，包括文学史、文学会议、文学思潮、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儿童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文学出版、网络文学、文学的影视传播、文学评奖、台港澳文学、文学翻译、海外汉学、稀见史料等专题，编撰团队集结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数十名专家。该套丛书入选国家“十三五”重大出版工程项目，获得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套丛书的体例包括导言、关键词、选文、题解、大事记等内容，在体例上和同类著作有所区别。说实话，那么大的规模，一大批专家孜孜矻矻，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史料编纂吃力不讨好，在不少高校统计科研成果时很吃亏，要打折扣，而这项工作要求很高，哪怕出一个小差错，心里都惶恐不安。当然，如果质量有保障，这套书编出来确实会给该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便利，进而推动新中国文学的历史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