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背后的大历史观

    王丹莉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财经》（以下简称《统一财经》）的小册子。说它是部小册子，主要是说它篇幅精悍，也就10万字出头。另外，它开本袖珍可爱，正适合通勤时随手翻阅。我正是利用两天上下班时间，在地铁上站着读完了这本小册子，然而读后的第一感受是，小书不小。它表面上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政策，比起种种宏大叙事似乎仅算是小事，实际上则是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将其置于时代大潮中去考察。换言之，作者胸中怀有大历史观，笔下显出千钧之力。

    所谓“统一财经”，是“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简称，涉及财政金融、物资管理、商业贸易、企业经营等诸多领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重大举措。它的核心内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建立高度集权于中央政府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同时在其他财经领域也确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

    为什么要这么做？《统一财经》告诉我们，直接原因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战争不断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要继续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向百万国民党残军负隅顽抗的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等地进军，使得军费开支极大。此外,当时对国民党原军政人员、社会失业人员、知识分子等实行“包下来”的政策，也需要大量开支。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需要着手推动国民经济恢复，由革命和战争逐步转向经济社会建设。这一切庞大开支都需要由中央政府负担。然而，由于常年战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财经工作有着明显的“战时财经”特点，此前各个解放区往往“分散经营”，在财政收支、货币发行等问题上较为独立，财政收入也极少上缴中央，使得中央的财政来源极为有限。因此，一方面是中央财政收入来源极为有限，一方面是中央需要承担的财政支出极重，二者存在严重脱节，使中央财政赤字急剧攀升。这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初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考验。为了解决这一困难，中央一开始不得不一再增加货币发行量，但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物价猛涨等一系列问题。

    显然，正如当时中央所认识到的，“用发行来弥补财政赤字，是解决财政问题中最坏的办法”。统一财经工作就此提上日程。在统一财经的各项举措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将财政收支大权统一收归中央政府，即将公粮、税收、仓库物资以及公营企业利润等当时主要的财政收入全部统归国库，同时将财政管理权限也一并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此外，再配合以统筹使用物资、统一全国税政、建立系统的货币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贸易经营体制等举措，使得中央政府得以大大增强财政汲取能力，很快渡过了财政赤字危机。同时，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的现象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统一财政的顺利实施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站稳脚跟，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不亚于抗美援朝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立国之战。

    然而，仅仅从解决当时财经困难这一角度来看待统一财经是远远不够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发展史的角度看，统一财经奠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由于统一财经使中央政府在财政、金融、贸易、工业管理等各关键领域都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成为可能。当然，统一财经并不仅仅影响了我国前30年，事实上它对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史也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当时提出统一编制，任何部门或企业经批准人员时首先要经过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调配，这一制度就影响深远。再比如，统一财经初期虽然造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但很快有所调整，通过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企业收入”和“各项收入”的归属与分配，试图达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基础。可以说，要深入认识贯穿整个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之中的“放权让利”“分税制”等“央地关系”问题，离不开对建国初期统一财经的考察。

    作者并未止步于此。她认为还需要“跳出短期的历史情境，从更长远的后发大国工业化与赶超战略的角度去认识统一财经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就将历史视野放大到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年斗争史中来，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统一财经了。通过工业化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目标。而统一财经的实施，使得中央政府大大提升了财政汲取能力和物资动员能力，掌握了“钱袋子”，突破了旧中国长期无法解决的资金瓶颈，实现了从“供给财政”向“建设财政”的转变，得以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对经济建设方向的引领，初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从这个角度讲，作者认为统一财经“乃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点，是新中国经济崛起的起点，更是中国近代以来由四分五裂的分散局面转向现代化国家治理的起点，是中国国家命运转机的历史起点”。

    当然，沿着作者的思路，还有一系列问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统一财经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许多政权想做而做不成的大事。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即“清理财政”；而国民政府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召开多次全国财政会议，试图“整理财政”。但无论清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他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何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真正做到统一财经并取得良好效果？这不能不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再比如，统一财经固然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举措，但其实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已着手进行有关工作，力图使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逐步“从各自为政走向统一”。事实上，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就曾下发《关于统一税收问题》的训令，指出“税收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自应由国家统一征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也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共产党100年治国理政史有着重大意义。这些都是作者在《统一财经》中有所关怀，但限于篇幅未能展开的重要问题，我期待她能在不久的将来推出重磅文章加以申论。

    总而言之，《统一财经》是一部有着宏大历史关怀的精心之作。尤为难得的是，它虽然属于专业性较强的经济史著作，有不少表格数据，但作者文笔流畅，表述清晰，丝毫没有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黑话”，而是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相信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党史国史有兴趣的大众读者，都可以各取所需，有所获益。在全党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全社会进行“四史”宣传教育的当下，我呼吁更多这样的“小册子”出版，以嘉惠学林、造福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