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三人谈：词学学科建设问题

    2020年11月，澳门诗社召开“诗学与国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聚首澳门，共同研讨诗学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澳门大学荣休教授、澳门诗社社长施议对先生，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仲谋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惠国先生，三人作了“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学术对话，回顾了百年词学发展，就二十一世纪词学的未来走向提出若干建议。

    施议对：

    龙榆生说，中国倚声填词至张炎始有专门之学。张炎《词源》二卷，上卷专论宫律，属于乐曲方面之事；下卷专论作法，属于填词方面之事。基本上依词体在声学与艳科两个构成要素立论。张炎之后，历经元明清和民国，直至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撰著《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将历来有关词的学问归结为八个方面，号称词学八事。曰：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所谓词学八事，标志着词学学科的正式确立。20世纪50年代，赵尊岳将八事减为六事，有词中六艺之议；至20世纪80年代初，唐圭璋于八事平添二事为十事，词界亦颇推崇。但诸家所归纳及划分，其实只是牵涉到词的两个方面学问，一为词的批评，另一为词的考订，就是没有将词的创作算进去。20世纪80年代中，撰著《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我将龙榆生的词学八事缩减为三事。曰：词学论述，词学考订，词的创作。当时，词界对于词学范围究竟应当包括哪一些，也曾有过讨论。大致而言，经过龙榆生的综合与提升，千年词学已从张炎所创立的专门之学转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词学学科。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物世代发生变换，但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事件词学自身仍在继续推进当中。这就是说，二十世纪由龙榆生所开创的词学学科，仍将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这是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当下及未来走向所作推断。

    张仲谋：

    提到词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正如刚才施先生所说，人们会首先想到龙榆生的《研究词学之商榷》。如果说传统的词学还是自然而散漫的，那么20世纪的词学家已经在着意于词学体系的建构了。应该承认，龙榆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勾勒出词学的八个分支学科，对于词学体系的科学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今天看来，其所谓“词学八事”中大多属于考信征实的文献工作，属于理论研究的只有“词史之学”和“批评之学”。如果说就传统词学的梳理总结来说大致不差，那么从新时代词学的发展祈望而言，我们更希望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之一翼。文献工作当然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现在所做的许多工作，都有赖前辈学者提供的文献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也确实对前辈学者的文献建设工作充满敬意；但从新时代词学的学科体系的建构来说，我们承认在词的文体个性探索、词的创作与发展规律以及历代词学批评范畴等理论研究方面，现当代词学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相对于文献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的理论研究还是偏弱的。

    从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来说，理论研究与文献建设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我曾经说过，现当代词学家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属于学问家，所做的工作偏重于词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词乐、词律、词韵的考订，词人生平考证与年谱编纂，词集版本、校勘、笺注与词作辑佚等等；另一类才是狭义的词学家，所做的工作偏重于词的艺术学研究，包括词的艺术个性或审美特质的探讨，词的创作规律与表现手法之分析等等。这两类词学家的分别，有点近似于史书中“儒林传”与“文苑传”之别。因为现当代多崇尚实学，所以前一类词学研究成就突出，掩映前人，而后一类则稍显薄弱。以叶嘉莹先生的词学研究为例，和当代很多词学家不同的是，叶先生的词学不在于做“学问”，不在文献的考信征实，而在于对词之艺术与审美特质的持续探索。虽然在这方面，古人已经有许多真知灼见，有许多精到的表述，但这些只能是向着终极目标的无限接近，在词学本体论方面，仍有探索与提升的空间。比如叶嘉莹先生近年来把词的审美特质概括为“弱德之美”，就是她近二十年覃思精研的结晶，也可以说是当代词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将来的词学家评说现当代词学，文献方面的成就或被超越，而“弱德之美”的说法却是绕不过去的。

    朱惠国：

    现在的问题是，词学研究如何来进一步推进？施先生今天的话题除了现状之外，恐怕还要谈谈未来怎么做。现在词学研究一方面越来越有希望，另外一方面又越来越难。我有时候跟老师们交流，都说现在的博士选题越来越难选。为什么越来越难选？好写的别人都写过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秦观词的研究，徐培均先生编了《秦少游年谱长编》《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淮海集笺注》，基本的文献工作差不多都做完了，要把研究再推进一步，有大的突破，真的非常困难。所以词学接下来到底怎么做，到底要从哪些方面来继续推进？这恐怕要从战略上来思考一下。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刚才讲词学文献的编纂与修订，这是看得到的成绩，那么当下的词学研究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这是需要深思的，尤其是我现在在编《词学》，更要考虑。

    施先生对词学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这个学科是龙榆生先生定下来的，就是他在《词学季刊》创刊号上发的一篇文章《研究词学之商榷》，规定了词学研究的八事。当然后面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唐圭璋先生就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些。施先生对此也是有考虑的，他讲到千年词学的两个关键词，声学与艳词。我觉得施先生的提法非常好，我理解这两个关键词就是音乐和文学，这也是施先生最早研究的词与音乐关系的一个拓展。因为词本身就是音乐文学，核心就是这个因素。从研究的层面讲，还有一部分，是施先生刚讲到的考订，就是词学文献。我理解词学的研究，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词本体的研究、文学的研究、文献的研究这样三块。那么，现在的词学研究在这三块里边缺少了什么？

    就文学的研究而言，上面讲到的二十世纪后期词学的全面复兴，包括风格、内容的讨论，词学理论的研究等，都是属于文学的范围。至于词学文献的研究，如上所言，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这两块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好了，事实上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是初步的成果已经看到了。那么现在缺什么？我觉得缺少的就是词的本体的研究，包括词谱、词乐、词韵等的研究。这一块现在有没有？肯定是有的，施先生的成名作《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就可归属于这一块。另外这几年也有一些学者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如谢桃坊先生、田玉琪先生、江合友先生、蔡国强先生，还有张仲谋教授等等，都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和文学、文献相比，这一块整体上还有不少距离。我觉得目前这一块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从整个词学研究的格局看，所占比重太小。以《词学》为例，《词学》现在收到的文章，百分之八十集中在词史和词论方面，但这两方面恰恰是不太能体现词体本质的部分。词史研究的一些内容和方法，同样可以用在诗歌上，甚至用在散文上。比如关于作者生平，创作背景的研究，词和诗歌、散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体现不出词的文体特色，所谓“别是一家”，到底“别”在哪里？因此词史和词论的研究是必须的，而且从目前来看，还会是主体，但这块研究的比重太大，难以体现词学本身的特色。二是词的本体研究本身也存在诸多不足，我刚才已经讲了词谱研究的三方面问题，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因此说，今后一个时期的词学，本体研究恐怕是最需要加强的一个领域，我们对此非常期待。

    张仲谋：

    朱惠国教授提到词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推进，对我有所触动。我想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有学科特色，也有学术特色与话语特色。像诗学、词学以及小说学、戏曲学这样基于文体而形成的学科，其学科特色往往是恒常的、稳定的。如词学之重声韵、主寄托、崇婉约，讲求弱德之美，都是从“别是一家”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学科特色。而我们说一代有一代之词学，主要是讲学术特色和话语特色。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要重视现代科技发展对人文学科的影响。施先生在评价张宏生教授主编的《全清词·嘉道卷》时有“线上线下”朱祖谋之说，虽然只是一种拈连式比况，但也反映了新兴学术崛起的态势。1980年代讲的系统论等等新方法是具体方法，现在看只是当代学术史上的一朵浪花。现在各种各样的数据库与电子检索工具，如雨后春笋，如春草怒生，令人目不暇接，也让我们时有瞠乎其后之感。尤其引人注目的如王兆鹏教授的数据库开发和编年系地平台建设，清华大学刘石教授创办的《数字人文》杂志，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团队的人文地理信息数据库与学术地图的开发利用等等，都是基于计算机与数据库技术来撬动人文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词学而不限于词学。这些不是一般意义的工具手段，它会进而影响学术思维和学术格局，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生长点与推动力，也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色。

    我们再来说说“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两个不同的概念合说一个问题。表示词学既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研究词学的人也当有所建立。词学的自觉，从温庭筠开始，经过张炎，一直到龙榆生，表示作为倚声填词的专门之学，已成为一门属于填词与词学所独有的词学学科；而自觉的词学，则表示从倚声填词的专门之学到独立的词学学科的确立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与发明。例如，龙榆生的词学八事，分开来看，是八个分散的科目，但合在一起却成为一完整学科。龙榆生的综合与总结，是从多到一的归纳与提升。龙榆生的“商榷”，属于研究之研究，他所确立的学科，属于研究词学的学问，我称之为词学学，并将其推尊为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

    张仲谋：

    施先生提出的“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很有思辨意味，而这提法本身就正彰显着以施先生为代表的当代词学家的自觉意识。我想，当李清照《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时，其有意强调词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另类特征，就已经标志着词学的自觉了。当朱彝尊编纂《词综》时，那种指点今古、重开词学正朔的气概，也显示了清初词家的使命与担当。当然，到了二十世纪，龙榆生先生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初步勾勒出词学的学科体系，就更代表着现代词学的自觉。然后到了这个世纪初，施先生连续发表了一批有关词学史反思的文章，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关于二十一世纪中国词学学建造问题》（载《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文集》2005年版），《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关于建造中国词学学的设想》（载《词学》第十七辑2006年版），《中国今词学的开辟与创造——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书后》（载《暨南学报》2016年第四期），还有今年发表的《千年词学通论——中国倚声填词的前世今生》（载《西北师大学报》2020年第三期），一直到近期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施议对论词四种》之《词学科目述要》，施先生在倡导词学自觉、打造词学学方面，近二十年来是一以贯之的。

    说到“自觉的词学”，我个人以为，体现在词学研究方面，应该至少具备四种意识。其一，是词体个性意识，就是我前面说过的，要尊重词的文体个性，把词当词来读，把词当词来研究，这是“别是一家”之说在词学中的延伸。其二，是词学本体意识，就是词学研究首先应当围绕词学本体展开。这就是朱惠国教授前面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当然，如《全宋词》一直到《全清词》这些总集，可以说是数据渊薮，所以有人凭借其研究乐舞、民俗，也有人从中打捞小说、戏曲的研究史料。这就像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中《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或是《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当然均无不可。但是，作为词学学科中人，自然应以词的本体研究为中心。其三，是词学学科意识或整体意识。作为一个词学研究者来说，你可以只研究词谱、词韵或词学史等等某一分支，也可以只做宋代或清代的断代词学研究；但作为一代词学的学科带头人，包括词学研究会的领导集体，以及《词学》这样的专门刊物，就不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而应该有统揽全局的意识与综合调度的能力。其四，是发展创新意识。一代有一代之词学。如何构建新时期词学的学科体系、学科特色与话语体系，就是摆在我们这一代词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而且，这已不仅是意识之有无问题，而是眼光和能力问题。能否目光如炬，预见词学发展的走势，能否革故鼎新，引导词学的发展，正是我们这一代词学家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

    朱惠国：

    “词学的自觉与自觉的词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体现了施先生对词学发展的一些思考。“词学的自觉”主要突出词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而“自觉的词学”则更多表现为对词学学科建设的创造性，对此施先生刚才已经作了简要的阐释。其实词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龙榆生先生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它系统化，并明确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龙先生之后，其他学者也在此方面作过努力，比如唐圭璋先生等，至于施先生自己，更是作了比较深入的思考。现在要对这门学科重新加以审视，并有意识地创新，其实并不容易。张教授提出“四种意识”很有眼光，对今后的词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我现在想到的是，从词学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是否可以有意识地作三方面的努力：一是学科的精细化和具体化，就是将龙先生描述的词学八个方面作进一步的细化。龙先生当年提出词学八事，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许多方面还来不及精细阐述，如果我们将其作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规划，可以使这门学科更加科学、更加周全。二是学科发展的均衡化，就是在总结最近几十年词学研究状况的基础上，看看哪些方面存在不足。龙先生提出词学八事，构成词学学科的主要内容，这八个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三是学科发展的与时俱进。龙先生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距今差不多有九十年了，期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提出词学学科的建设，一方面要遵循学科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要融入现代社会的科学理念，体现出社会进步、研究方法改善对词学研究带来的新变化。

    决定一个社会发展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但近期来看，在文学的研究、文献的研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词本体的研究，也就是与声学关系比较紧密的这一块，包括词谱、词乐、词韵、声调之学等等，今后的比重会逐渐增加。这也是均衡发展的问题。从施先生当年写《词与音乐关系的研究》开始，声学的研究实际上是很沉寂的，二十一世纪的词学，这一块应该逐渐加强，这样才能使整个词学的研究更加平衡、更加丰满。

    施议对：

    二十一世纪词学，经历第一代传人及第二代传人，已由开拓期进入创造期。当下1995年之后出生的第三代传人也已登场。作为不同世代的词学传人，相信都能明确各自的承担。期待创造期的二十一世纪词学，返本归真，获得更加丰盛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