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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肿瘤科医生都是一部生命故事存储器，《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讲述了病房里、生活里的人间真实，再现了“众病之王”的真实面目和“女医生”的温度与风度。
沈琳，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身为医生的无力感与挫败感
1995年到1996年，我30多岁，遇到一名患者，和我是同龄人。这个男孩一米八几的个头，一表人才。他患了胃癌，在我们病房待了将近两年，从术后的辅助治疗到复发、转移，都在我们这里就医，反反复复入院出院，住了几十次。
那时候的病房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病人，病床没那么紧张，病人可以很从容地在病房住上一两周甚至几个月，医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病房度过，和病人走得比较近。那时候我还是年轻大夫，经常值班。同龄人之间总是很聊得来，我值班的时候，他没事就来办公室找我们医生、护士聊天，开开玩笑，大家慢慢就熟悉起来。
将近20年前的事了，我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细节，他看起来和健康人一样一样的。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出现了转移，先是腹腔转移，然后肝门淋巴结转移，还出现黄疸，而且对很多化疗药物都不敏感，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时候也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治疗方法。
我心里也越来越难受，甚至害怕见他，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给他希望，我给不了他希望。但我是他的主管医生，必须去面对他、去鼓励他，告诉他我们正在想办法。但我已经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自然、自信了，每次见完他，自己就会受到打击，就像自己家人生了病一样。一旦见到他情况不好了，我又束手无策，接下来几天都会非常难过。
每次和他家人谈话时，看着他的父母，那种老年人即将失去孩子的压抑哭泣，都会对我造成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的孩子还很小，妻子每次来，在我面前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几乎都是陪着一起流泪。后来我就很怕和他们交流，但我又必须去交流。
在他不可避免要走向死亡的那几天，我已经不敢到他病床旁边去了。但作为他的主管医生，我不去谁去？硬着头皮，挤出笑容去面对他，其他时候能躲就躲。连路过他的病房，我都是快步走过去，但因为太熟悉了，只要我的脚步声一靠近，即使他本来是半躺着的，也会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盯着门口。我不敢正眼看，但又忍不住用余光去看他，然后就会看到他那满眼的期盼。
这种目光，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我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觉得自己很无能，这么阳光的年轻人，自己的同龄人，我却救不了他，只剩下深深的挫败感。
他是在医院走的。他走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病房的办公室里，但我不敢到他跟前去。在交班时，其他医生说，他走了。
作为医生，我们悲痛时不会像别人那样痛哭，但是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还有他最后的眼神，那时他的黄疸严重到连眼睛都是黄的，黄色的绝望和期盼，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医生的悲痛与普通人不一样，知道他们去世，我没有痛哭，但这种死亡对心理的影响会非常久，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挫败感更是几年都摆脱不了。从那以后我就告诫自己，永远不能和病人走得太近。但是我身边的年轻医生，都还会经历这样的过程，这是每一个年轻医生的必经之路，不知不觉就扎了进去，共鸣、痛苦、惋惜，渐渐学会掩饰，然后内心强大到看起来有些“冷酷”。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装进一个“壳”里，既是自我保护，也是让自己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最大限度做出正确的医疗决策。
就像一位医生说的那样：“这种事件会不断吞噬你，生命是很脆弱的，每一位我们救治的患者死去后，他们就像是变成一道又一道刻在我们身上的伤痕。这些痕迹不会消失，然后成就了现在的我。”
医学发展到今天，肿瘤成了一种慢性病，我们会和病人并肩战斗不短的时间，也有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可以被治愈。本来可能因为疾病而大大缩短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努力得以延长，病人甚至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这种“生命”的回报，正是支撑我和所有同行全力以赴的动力。
病房里的人生百态
生命极其复杂，我们肿瘤科医生所遇到的人生百态，是任何编剧都编不出来的。我们遇到病人，自然而然会去比较，尤其是遇到情况相似的两个人时，那就像在进行人生的对照研究。相同人生路，人生态度却大相径庭。
患者C和D都是大学教授，而且都在国内颇有建树，学术成就不分伯仲，但是他们对待生命、学生、家庭、亲情却完全不一样。我常常说，在疾病面前，你不需对这个人的经历有多了解，就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人给予你的全是正能量，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人格魅力，一种生命的张力，你会敬重他，然后不由自主、不遗余力地去帮助他。
C来的时候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家庭是非常有底蕴的，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但C从来不说这些，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从来不向医院提要求，连VIP病房都不愿意去住。他说，他只是普通人。
每次医生查房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都是说挺好的，要知道胃癌晚期时吃不下东西是很痛苦的。他还在带着学生改论文，也不跟人套近乎，从来都是安安静静、从从容容的。他的人格魅力感染了我们所有人，大大小小的医生护士都喜欢他。他完全信任我们，每次我们帮他做点什么，他都说谢谢谢谢、挺好挺好；我们说要做什么治疗，他都说都听医生的。如果他感觉有什么不好，他会说“前一段时间还挺好的，就最近有点不好，可能是我吃东西不注意”，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总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特别考虑别人的感受。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医生特别愿意去帮助他，想尽一切办法给他治疗。他的治疗效果还算不错，但实在是发现得太晚，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大量腹水，最后只活了1年多。到快走时，已经气短了，他还跟我说：“沈大夫，我终于把学生的论文改好了。”大约一周之后他就走了。
D也是大学教授，肝癌，来的时候就找了很多人打招呼，把他的头衔、背景、身份全部摆出来让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疾病面前都是最真实的样子，一旦得了癌症，所有的伪装就全部撕下来了，回归他本来的样子，有些人会骂人甚至打人，毫不掩饰，也毫无顾忌。这样的事，在D身上都发生了，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他每天都在纠结挣扎，甚至把对命运的怨恨撒到别人身上，永远无法坦然地面对死亡。
所以在癌症面前，当每个人都回归到本来的样子时，你就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两种人，C这样的是真圣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培养的假圣人。所谓“假圣人”，其实并不是说他品质不好，而是他本人其实并不具备当圣人的品质，却硬被社会塑造成圣人，结果一遇上癌症，就被打回原形。
人与人的区别就在人性上。没有发生极端的事情时，我们是看不出人性的原本面目的，而真正能试探出人性的往往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考验，比如患癌症。当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人往往就没有任何顾忌了，想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平时刻意隐瞒的，或者被称为“修养”的东西都会剥离，真正暴露出本性。所以在医生面前，显露的都是真实的善和真实的恶。一个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几乎就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他不再掩饰自己。我们觉得这很正常，这是医生这个职业最独特的视角。
当得知自己患病后
俗话说，“没有穿过人家的鞋子走二里地，就不要认为自己理解别人”。身为医生，旁观别人的时候，和面对自己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如果自己处于癌症晚期，你会怎么想？我觉得谁也不敢预测，没有真正面对过这种情况，谁也说不准自己会怎么样。
前段时间我肺里发现一个小结节，其实3年前就查出有了，只是这3年一直没变化，现在发现它长了半厘米，从以前的七八毫米长到了12毫米，所以就必须得切了。不过还不知道性质，要等切下来做完病理才知道。同事们都很紧张，说先不要告诉别人，我说：“为什么不要告诉人家？生病又不丢人，有什么不能告诉人家的，但我就一个条件，你们别来看我，别来骚扰我，我要去做手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一边等着医生给出手术方案，一边继续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上班、开会、出差一点没耽误。我周日从新疆出差回来，周二住院，周三早上做手术。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呼呼大睡，比平时睡得都好，从晚上11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被人叫醒，说要进手术室了。
当然，这也许是人遇到重大打击的时候，会有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在做手术以前，我什么都没想，也没担心过，我没想过如果是肺癌怎么办，是好是坏做完再说，不就是个结节吗，切了就没事了。
就像任何一个病人刚查出来问题时，他也首先想到可能是良性的，如果真是恶性的，家人瞒着他时，他就真信了，也许不是真信，而是一种本能的心理保护，认为“我没事”，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能够接受的那个说法。
我做手术前真的认为自己没事，后来开了刀病理结果出来，他们说“是结核，你高兴吧”，我也没觉得有多高兴，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让我很烦躁的是我要吃半年抗痨药（抗结核药），好麻烦。
生病这件事，我能接受现实，但我知道我母亲肯定承受不了，所以我瞒着她。去住院时，告诉她我要出差，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等我出院回家的时候，我才发现瞒不住，因为伤口疼。母亲突然被接走，心里很不愿意，觉得我不要她了。我等病理结果出来之后，确认没事，才给她打电话告诉了她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里，都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母亲已经86岁了，她承受不了女儿生病的事，孩子就是她的天，如果告诉她，除了增加她的负担，还会把她的负担又转化成我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这样处理是对她最好的，也是对我最好的方式。
这个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在疾病面前，有时候就是要认命。“知足常乐”的人就是认命，必须面对时，就要去接受，强迫自己去接受。谁也不愿意生病，但生了病就要认命，因为不认命也改变不了事实，认命反而会觉得舒服一点，然后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去治疗就好。
医生会比普通人多一种遗憾
都说时间能医治一切伤痛，但我觉得未必。
2000年，我38岁，正准备去美国留学。当时我父亲才七十出头，身体很健康，在北京给我带孩子。
父亲是一个凡事很想得开、很豁达又意志坚强的人，但不知为什么我走的时候，他特别伤感，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说：“你这一走去那么远（的地方），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我当时也没有多想，还和他开玩笑说：“爸，您说啥呢，以前去美国要坐三个半月的船，现在飞机一天就回来了。再说，我一年就回来了，我不喜欢待在美国。就算不回来，我也一定带着您一起走，也让您出去转转。”
我走的时候是2000年6月，按计划2001年7月回来，但由于课题还没做完，需要办延期，正在办理的过程中，父亲病了。但事先谁也不知道，“五一”节时，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耳朵不太好，平时打电话都是母亲接。母亲说父亲记忆力明显下降，现在回过头去想，其实是因为他病了。母亲说：“你爸想跟你说几句。”然后把电话交给了父亲，父亲拿着电话，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特别难受，母亲见状就接过电话说：“还是我来说吧，你爸肯定又胡思乱想了。”
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腻的人，平时也不是多愁善感的。他之所以这样，现在回过头去想，我觉得当时他一定是有预感，但又不好对家人诉说，包括我去美国之前他的情绪异常。我爷爷、大伯都是在73岁时去世，所以父亲对这个时间点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我去美国的时候，父亲正好72岁，所以在我走时他表现得这么异常。一语成谶，父亲走的那年也是73岁，所以，有时候我不得不相信，也许这就是宿命。
“五一”这通电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心里很难过，却故作轻松地跟他说笑。后来母亲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你爸挺好的，最近可能有点多愁善感。”然而，没过几天，父亲就脑出血，紧急做了手术，做完手术我哥才给我打电话。他说，出了120毫升血，我一听就蒙了，脑出血120毫升很少能抢救过来。但他马上告诉我，现在生命体征平稳，应该是缓过来了。我说我抓紧把美国的事处理完尽快回来。
从那天开始，我拼命抓紧时间往回赶，我哥也觉得父亲能等到我回来，父亲也是在拼命撑啊撑啊等着我。我是6月29日下午回的北京，那时还没有高铁、动车、航班随时可以回去，只有夕发朝至的火车。我回到北京已身无分文，回医院向主任借了2万块钱后直奔火车站回徐州，路上需要14个小时，第二天早上7点多才能到家。
但是，就在我快到家的时候，我先生告诉我，父亲走了，凌晨2点多。就差5个小时。他终究没等到我。我哭了两天两夜，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仅是父亲的离世让我悲伤，还有深深的自责、内疚、后悔，各种感情全部涌上来。
自从我学医，我一直很自信我能照顾好父亲，能照顾好家人。父亲突然离开之后，我一直陷在“要是我在的话，如果我不出国的话，父亲可能就不会走”，或者“即使我不能完全逆转或阻止病情的发展，但是至少他还能有清醒着和家人道别的机会”这种自责之中。那种自责啊，一辈子都缓不过来。尽管家人都在安慰我说，就算我早一点回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父亲其实是梗死后出血——他先是突发脑梗死，然后在医院紧急做溶栓时发生了脑出血。我们都知道，血管堵塞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因为血管坏掉了，所以堵住了，如果强行通血管，是存在出血的风险的。
父亲的后事办完后，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结果，觉得当地医院的治疗决策有问题，我心里很不平衡，去找医院的领导。实际上这是我嫂子工作的医院，她是护士，院长和我们家人都熟悉，他们已经尽力去抢救我父亲了，只是他们在当初决策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点点问题。现在我冷静下来想，当时出现决策上的偏差也是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想不通。
所以我有的时候挺理解我的患者家属，当陷入这种心境当中的时候，真的是无法排解的。
我找了院长，但没有吵。耐心地等我说完，院长只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说：“你现在来找了？你爸爸病了又不是一天两天，那段时间我们都在抢救室，你在哪儿呢？你现在来质疑我们了，你有什么资格质疑我们？”院长这些话，和后来我经常对患者家属说的话是一样的。
听完后，我什么也没说，我很羞愧，虽然院长的话挺残忍的，但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知道，院长是因为和我们家比较熟才这么说的。他说得对，确实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身边，我没有帮上一点忙，我应该先回来照顾爸爸的身体，大不了再回美国补做课题。我以为我抓紧时间结束工作还来得及，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扔掉所有的事赶回来。
但世间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没有“如果”的。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这件事发生在自己家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往坏处想，所以虽然我觉得父亲可能病得很重，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离开我。这是人类一种自我安慰的本能，我就觉得父亲病情稳定，他不会走的，家人一直在安慰我，说父亲的去世跟我在不在身边没什么关系，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大家都已经尽最大努力，也找到了当地最好的医疗资源，我在不在都无法改变这个结果。当你最擅长的事情，你最强的技能，却不能为家人服务，不能为家人做贡献，不能为自己最亲的人尽一点点责任时，这种伤痛会贯穿你的一生，无法排解。
我母亲也是医生，我从小就见过很多车祸、疾病致死致残后，导致的家庭的崩塌。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对这样的病人一直都是比较心疼的，只是有时候对病人家属不太能够理解。经历过我父亲的事以后，我常常会想，病人家属钻牛角尖没地方排解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排解出口的，需要有人能和他们沟通。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医疗系统里，并没有配套这方面的心理医生，中国人也没有求助心理医生的习惯。
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缺憾，无法重来，一旦错过就是永远错过了。我常常安慰自己：这就是人生，本来就不会事事如意。这些我做不到的事，就是命运给我的枷锁，必须承受，要让我的人生有缺憾。
父亲去世后的那几年，也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日子。母亲患上了抑郁症，我将她接到北京带在身边；孩子跟着我从美国回来，上初中入学的事不顺利；我自己的工作也一直不顺。
但也是我真正成长起来的时候，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成长起来。以前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顶天立地的父亲。他一走，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我身上，当我从那几年的艰难中走出来以后，我一下子就豁达了。
经历了这些事以后，我就觉得再没有比这些事更难的了，这世界上的事太小了，还有哪一件事比至亲离开大？哪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你孩子的成长和她的未来重要？生扛过来之后，我真正成熟了，那时候差不多40岁，我又恢复到以前那种做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的自信中。
这是父亲给我的力量。父亲所给予我的财富，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从小，父亲对人、对事、对工作、对家庭、对子女的无私奉献，是我的榜样和财富，甚至他最后离开，都要让我得到东西。他用离开告诉我，人生是不可能处处都随心所欲的，他让我经历生命中一个永远不会磨灭的烙印，然后我才能长大成熟。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烙印，我可能永远不会长大。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这样的蜕变，只是可能我经历得稍微早一点。所以，尽孝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现在我照顾起母亲、婆婆来都毫无怨言，她们一生病，一定是我来照顾，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尽孝，不等于天天给他们多少钱，买多少东西，有的时候就是关键时刻你能够全力以赴尽那份责任，这个关键时刻一旦错失了，便会后悔终生。
亲人的离开，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在向死而生，但我们永远想不到亲人会在什么时候离开，有些人见不到就是见不到了，你所见到的他，就是当你离开时，他在家门口的样子；当你上车的时候，他在后面挥着手跟着你的车，或者连挥手都没有，就在后面默默地跟着你、看着你的样子。
你可能想不到，这就是告别，因为这样的情景，你从来不把它当作一种离别。尤其像我这种16岁就离开家上学的人，天天都是在外面，总是认为我还要回去的，总认为我还能见着的，只要回去，父亲就在那里等我。
面对亲人的离开，医生会比普通人多一种遗憾，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救他但又没有使上劲儿，这是特别痛苦的。
对病人的去世，医生也会有很多的遗憾，这种遗憾更多的是你想做却做不到的遗憾，医学的局限，会让医生有无力和无能感。无论自己曾帮患者延续了多长时间的生命，当患者走的时候，医生都会感到遗憾，甚至几乎会把自己之前获得的所有满足感都抹杀掉，所有努力就相当于没付出一样，所有的承诺都没有达成。这个时候，作为医生，我会逃避一些东西，比如，不愿意参加葬礼，不愿意再见患者家属，等等。
我们才是彼此最好的见证
我从母亲身上看到很多东西。她是医生，在我小时候，日子很困难，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工作和生活，等后来日子好了，她又矫枉过正，喜欢直来直去，总是与同事们话不投机就发生争吵，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但是，这样闹闹腾腾的一辈子，也没妨碍他们退休以后好得跟一个人一样，一说起来就是你曹叔叔、张阿姨，简直比亲人还亲。他们之间这种感情是真的好，不是虚情假意的好，比如来找我看病，总是要说“这是你王叔叔家的事，你必须得管”，我还心想，当初他们一天到晚欺负我们。但我后来一想，这就是他们的青春啊！那些吵吵闹闹、争名夺利，在当时可能恨得咬牙切齿，但等过去之后，真的就是过眼云烟。人这一辈子，越走到后面，留下的美好的东西就越多。
看懂母亲之后，我对同事之间发生的事都释然了。我常常和同事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自己的丈夫、妻子、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人生啊就是要看远一点。当我们离开工作岗位，彼此之间不再是工作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亲人，因为都是对方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段时光，同事都是彼此的见证者，这很重要。
（本文摘自《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沈琳、戴志悦主编，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第一版，定价：6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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