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甲录》看内山完造

    一、屡遭诬陷的内山完造

    1933年7月，上海《文艺座谈》半月刊发表了一篇《内山书店小坐记》，作者署名“白羽遐”。文中说，内山完造是日本的“著名侦探”，他开设的内山书店是日本的“间谍机关”。发表这种污蔑性新闻的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是直接往“只卖书不卖人血”的内山完造身上泼脏水，二是通过污蔑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把中国左翼文坛的盟主鲁迅说成是“汉奸”。“白羽遐”的文章很快得到了国民党情报部门的呼应。当年出版的《社会新闻》第4卷第2期据此爆料，说日本当局收买左翼文人为之提供情报，左翼文人则受日本方面掩护甘愿为之效力。鲁迅在杂文集《伪自由书》的“后记”中公布了这两则谣言，揭露国民党御用文人“害人肥己”的鬼蜮伎俩，并预言“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会不断的袭用”。令人遗憾的是，鲁迅的预言竟一语成谶。前些时候，有人又在网络上散布流言，重拾“鲁迅与日本特务为友人”的余唾，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

    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0月出版了内山完造《花甲录》的完整中译本。中国人多称六十多岁为“花甲”，也往往在年届花甲之时撰写记录生平的年谱。内山完造是中国通，他仿照中国人的做法，在1950年底完成了这部24万汉字的《花甲录》，为自己的大半生留下了忠实的文字记录。从一个人的生平可以折射一个大时代的侧影。内山完造于1913年来到中国，1959年在中国逝世，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国共分裂、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他的回忆提供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也提供了中日近现代史的很多生动的历史细节。书中有关内山完造跟鲁迅及其他左翼作家交往的情况，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应该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花甲录》虽然采用了编年体，但实际撰写时，在书中的“追加事项”部分，有些内容也有综述或倒叙，不过作者保证所述之事“绝对是真实的”。

    二、内山完造其人

    内山完造（1885-1959）是一位日本商人，一个基督徒式的人道主义者，晚年又跟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共鸣。因日语“内”的谐音为“邬其”，所以也被中国友人称为“邬其山”。他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父母生下四男三女，他是老大；因为从小淘气，高小四年级时辍学，在大阪一家洋绸缎批发商店当童工，这时年仅13岁；后来当过工人、店主的管家、报馆的投递员……在商店时不但要卖货，还要烧水、做饭以及当家庭教师。内山背着竹篓卖水果时，背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独立自尊”“清廉洁白”“不赚不义之财”“天才出于勤奋”等励志的口号，每天变换一块。27岁的内山完造在京都教会受洗礼，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这是我一生中革命的第一天。”信教之后内山想当一名传教士，对此前的买卖生涯表示厌倦。一位叫牧野虎次的牧师问内山：“你为什么讨厌做买卖呢？”内山如实回答：“做买卖就得撒谎，不撒谎就做不成买卖。”牧野说：“不撒谎也可以做买卖呀，你积累了这么多年经验，不发挥太可惜。”于是，经牧野牧师介绍，内山到大阪北滨一丁目的参天堂药铺当店员，药铺又派内山到上海去推销“大学眼药”。这样，日本同志社大学校长的牧野虎次牧师就成为改变内山命运的一个人。1913年3月24日，内山一行五人乘“春日号”轮船来到上海，这时他28岁。

    另一个改变内山命运的人叫井上美喜子。1914年底牧野牧师介绍他们相识，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两人于1916年初结婚，然后一起来到上海，井上美喜子成了内山美喜子。1917年美喜子在上海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创办了内山书店。所谓书店，最初不过是他家楼下一间12块日本席大小的木板房，摆着不足一万本书。内山完造在卖眼药的同时

    又在书店兼职。1924年才买了魏盛里临街一所房子作为独立书店。由于经营业务扩展，内山书店于1929年迁至施高塔路11号（今四川北路2048号），是坐北朝南的假三层楼房。底层为店面，店堂北面的书架后设有漫谈席。此后内山才辞去推销工作，跟妻子共同经营书店。1930年在四川路铃木洋行（今四川北路215号）还开设了一家内山书店支店。内山完造辞去推销药品的商务，由卖“大学眼药”到卖各类书籍，由经营《圣经》为主转而以出售社会科学类的日文图书为主，仅《马恩全集》就出售了350套。内山书店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从1917年开办，到1947年停业，整整经营了三十年。而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统计，当年中译的现代日本文学作品有八百三十多种，译者大多是内山完造的朋友，其中直接由内山书店出版的有三百三十多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领事馆要求日本侨民撤回日本，内山完造乘民团的避难船回到故乡。1937年8月30日，被京都府的特务课拘押了四天三夜，因为他写过客观介绍中国的著作而受到警诫；同年9月，又在东京受到警视厅审讯，罪名是窝藏郭沫若、帮助日共党员鹿地亘，又被关押了三天，随身财物全被没收。1938年内山完造重回阔别了十个月的上海，仍经常受到日本军部的训斥，但内山完造反战的立场并未改变。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的日本商店全部查封，内山书店于1945年10月13日被封闭，所存书籍作为敌伪财产被国民党当局接收。内山完造被视为阴谋推翻国民政府的三十三人集团首领，于1947年12月8日被遣返回日本，时年62岁。他深感自己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增进中日文化交流的理想因之破灭。

    三、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1935年11月，内山完造根据他在中国二十余年的经历和观察，写了一本随笔集，由日本东京学艺书院出版，名为《活中国的姿态》。后来由尤炳圻译为中文，经鲁迅校订，改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6年8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鲁迅为该书撰写序言，认为作者的用心，是想让日本读者了解中国的一部分真相，只不过说中国优点的地方比较多。

    在《花甲录》一书中，我们对内山完造的中国观能有更多的了解。内山完造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树立正确的中国观。如果以日本人的偏见去误判中国的事情，极容易产生种种错觉与无知。比如参观了一个下台的大官的书房，看到有值钱的文房四宝，就断定中国是一个“文雅的国度”；而在上海书摊上看到几种黄色书刊，又断定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这都是片面的。内山完造主张，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要进行理性的思考，不再重蹈误判的覆辙。

    早在青年时代，内山完造读了孙中山友人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之梦》，对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十分向往，甚至愿为推翻清朝的帝制抛洒热血。23岁那年，内山完造在日本生活得艰难而郁闷，想到中国来寻求活路。28岁那年他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深为长江的浩瀚和黄浦江的壮阔所震撼，切身感受到原先朗读的描写长江的唐诗终于变成了现实，认为那些对中国怀有偏见的日本人是“井底之蛙”。1915年，日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强迫中国接受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这种粗暴的做法使内山完造十分愤慨，对因之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深表同情。《花甲录》深刻指出：“在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战争几乎都是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的。但我要说，中国一向都是长盛不衰的，或者说那些败局中蕴含着中国的丝丝生机与潜力。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国家中，只有中国拥有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如果从全局来看，中国可谓是世界上最长寿、最强大的国家。它那悠久的历史便是最有力的证明。”（第114页）

    对于中国的国共两党，内山完造有自己的看法。他肯定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认为当时的北伐军纪律严明，但成立南京政府实行“训政”时期的国民党倒回了旧军阀时代，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曾派苏联的鲍罗廷来华担任顾问。内山完造说，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因此成为某个大国大党的附庸。1932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内山完造用史实证明，这一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日本军部唆使，日本右翼团体煽动的。由于内山完造有以上看法，经常被日本自卫团和自警团传唤训话，称他为“中国派来的内奸”。

    日本频繁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且同时也给日本的平民百姓制造了灾难。内山完造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如何“一步步踏上毁灭之路”，并对某些日本右翼分子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还继续鼓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牺牲主义感到难以接受。他在《花甲录》中指出：“战争之灾令日本损失了很多房屋、家

    具、财产。”又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到了空前浩劫，同时也是对日本人权的蔑视。“日本人把生命看得太轻。人们把军队看作是消耗品。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人格才被无视，人权遭受蹂躏，人命也被轻视。”内山完造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些见解，至今也是警世之言，值得日本右翼势力深刻反省。

    四、内山完造与鲁迅

    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不久就到内山书店购书。据鲁迅日记统计，当年10月有10次，11月11次，12月8次，有时一天连去两次。在《鲁迅先生》一文中，内山完造回忆了他们初见的情景。大意是：有一位先生跟两三个朋友来书店买书，他穿件蓝长衫，胡须浓黑，眼睛澄清似水晶，个子虽小却洋溢着一股浩然之气。他挑了几种书，然后在沙发坐下，一边喝着老板娘递送的茶，一边燃上一支烟，指着挑好的书，用流利的日语说：“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景云里23号。”内山立刻问：“贵姓？”回答是：“叫周树人。”内山惶恐地说：“呵，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失礼了。”从此时开始，内山开始了他跟鲁

    迅近十年的交往。

    鲁迅跟内山完造的交往主要有七个方面：

    第一，买书和售书。据鲁迅日记统计，在上海居住期间，鲁迅去内山书店五百余次，购书千种以上。1928年至1935年，鲁迅每年购书多则二千四百余元，少则六百元，所购多为日文书，又多从内山书店购得，其中有些是当局查禁的图书，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读本》《唯物史观要约》。因为内山书店享有治外法权，鲁迅将被当局查禁的

    著作委托内山书店出售，并发行到国外。由现存两张内山书店的账单，可知1936年7月至11月这四个月，内山书店售出鲁迅委托的书籍就多达18种，一千六百余册，其中《海上述林》（平装本）售出312册，《毁灭》售出208册。

    第二，协助鲁迅避难。为了鲁迅的安全，鲁迅寓所多为内山完造精心安排。1930年，鲁迅因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身处险境，多处觅房而不得，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于1930年5月12日由景云里迁入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这是内山完造友人的一处空房。为了鲁迅安全，门口挂着内山完造的名片。1931年1月左翼作家柔石被捕，鲁迅受到株连，在内山完造友人与田丰蕃经营的花园庄旅店避难39天。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鲁迅北川公寓寓所遭枪击，鲁迅先后在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支店和大江南饭店避居了49天。1934年8月，内山书店职员周根康、张荣甫因参加进步组织被捕，为了鲁迅安全，内山完造安排鲁迅在他的千爱里3号寓所避居了25天。为了在白色恐怖下保护藏书，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在上海溧阳路1359号租赁一处藏书室，门口挂着内山书店职员镰田诚一的名牌。鲁迅最后的寓所大陆新村9号也是用内山书店职员“周裕斋”的名义租赁的。除此之外，内山完造还曾掩护郭沫若、陶行知等著名文化界人士，并在“一·二八”战争期间营救过被日本陆战队抓捕的周建人及其家属。

    第三，以内山书店为联络点。内山书店位处租界，国民党军警不能进店抓人，至多只能化装成顾客入店侦察。为安全起见，鲁迅的上海居所并不公开，信件一律由内山书店转交，跟友人相见也多约在书店。更为秘密的会见，有时就安排在书店后门千爱里的内山完造寓所，或书店附近的公啡咖啡店。鲁迅帮助成仿吾跟地下党组织接关系，跟北平学联代表邹鲁风会见，都约在内山书店。方志敏烈士的狱中遗稿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转交鲁迅，再转给党组织。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在中国办事一般都委托内山书店，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也曾利用内山书店为联络点。由于内山完造的进步倾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曾怀疑内山是共产党，有人还散布内山是“中国间谍”的谣言。

    第四，参加内山书店漫谈会。“漫谈会”是内山完造联系中日文化界人士的一种形式，大约创立于1921年，开始形式极为简单，即店主面南向北坐在书架一端，座位旁一只圆桌，几把椅子，冬天有一个取暖的炭火盘。漫谈会没有准确的时间和固定的议程，参加者陆续到来，漫谈者由少而多。中日两国戏剧工作者聊得起兴时，甚至彻夜不眠。现存1930年8月6日漫谈会部分成员在上海功德林餐厅雅聚的照片，18人中就有鲁迅、郁达夫、欧阳予倩、田汉等。这成了上海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第五，举办画展。鲁迅是中国新兴木刻之父。内山完造认为，鲁迅倡导的木刻运动很有价值，既能引进外国优秀作品，又能振兴中国传统木刻，所以予以大力支持。1930年10月，鲁迅与内山完造合作举办了“世界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合作举办了“现代木刻版画展览会”，1933年12月合作举办了“俄法书籍插画展览

    会”。鲁迅有时自己装框，编写中、

    英、日三国文字的目录，内山完造则

    负责印刷宣传品，联系场地，组织观

    众。每次展出，观众都有四五百人。

    这些活动普及了版画艺术，为中国木

    刻青年提供了艺术滋养。鲁迅举办

    的“木刻讲习班”的讲师内山嘉吉就

    是内山完造的弟弟。鲁迅编选的《引玉集》，由内山完造联系日本洪洋社印刷出版。

    第六，公益活动。鲁迅跟内山完造协作从事的公益活动主要是“施茶”，对此内山完造在《活中国的姿态》中有一段描写。内山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关心动物，如在道旁设水槽供拉马车的马饮水用，又成立动物保护会保护鸡鸭，但对穷苦人却缺乏爱心。“在百十三度的炎热里，柏油的

    马路烫得起泡破碎了。不论飞驰的汽车，人力车，小车子，乃至于缓步的人的足印，都像恶魔之爪一样，黏黏地贴着在黑黑的柏油路面上了。半裸体的劳动者的身体上汗油直流，用出平生二倍三倍的气力来拉着，渴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出于对人力车夫的关爱，内山完造在书店门口放了一个洋铁的茶筒，先投入一大袋茶叶，再从上海弄堂的“老虎灶”买来开水沏上。这时，口渴的人力车夫已经拿着竹勺子等候，由一人而多人，阳光越烈饮茶人越多，一桶茶很快就喝光了。最高记录是一天能喝掉三石三斗茶。鲁迅1935年5月9日记有如下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一囊”，有时是一二十斤。“施茶”是一种善举，但内山完造也从中发现了中国人的美德：他常常在喝完的茶桶的桶底发现一二个铜子，知道这些铜子是人力车夫被打被踢挣来的血汗钱。这些饥渴的劳动者不愿不付代价地接受施茶者的恩惠，内山完造不禁为之折服。

    第七，文字之交。内山完造是一位随笔作家，除开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之外，内山完造还出版过《中国的民情习俗》《上海漫语》《上海风语》《上海霖语》《上海汗语》《上海夜话》《上海·下海》《花甲录》等随笔集。据说内山完造还留下了一部《亲书日记》，留存在上海，但至今下落不明。

    鲁迅安葬时，内山完造发表了著名的墓前讲话。他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先生是个预言家。先生说过：道路并不是原初就有的，一个人走过去，两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五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过以后，才有了道路。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内山完造的讲话受到听众的赞美。1936年11月3日，他致函日本汉学家增田涉，拜托他在日本成立一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信中开列了鲁迅认识的日本人名单，计有佐藤春夫、藤森成吉、新居格、室伏高信、长谷川如是闲、横光利一、庄厚达、山本实彦、贺川丰彦、山崎靖纯、山本初枝、野口米次郎，共12人。这个名单非常真实，能够戳穿鲁迅通过内山专门结识日本军国主义谋士的谎言。

    五、内山完造的盖棺定论

    内山完造归国之后，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从1948年开始，他用17个月的时间进行以“中国漫谈旅行”为题的讲演活动，讲演超过八百次。1950年，他参与发起日中友好协会，被推举为理事长。以李德全、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中国代表团，都是由内山完造亲自接待或全程陪同。他还参与了一系列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的活动，如在日本成立“鲁迅先生书简收集委员会”，到中国参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活动。1956年11月19日，内山完造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并题词：“以伟大的鲁迅先生为友人的我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人。”

    1959年6月，内山完造患肺结核。中国人民对外友协拍电报邀他到北京疗养，并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9月19日，内山完造经香港、广州飞抵北京，不幸因脑溢血于9月20日逝世。中方成立了以廖承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22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阳翰笙起草的悼词肯定内山完造在增进中日友好方面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廖承志断然将“一些”改为了“许多”。

    根据内山完造的遗愿，他的骨灰跟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墓碑前的铭文由夏丏尊题写，上书“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中华土，吁嗟乎，如此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