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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澳门诗社召开“诗学与国学”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聚首澳门，共同研讨诗学与国学的现状与未来。澳门大学荣休教授、澳门诗社社长施议对先生、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张仲谋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惠国先生，三人协力展开“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学术对话，回顾了百年词学发展，就二十一世纪词学的未来走向提出若干建议。
张仲谋：
关于词学未来的展望，朱教授讲的我非常赞同，应该进一步加强词的本体研究，当然我所理解的词的本体研究，更多的是有关词作文本的解读与研究。以清词来说，近二十年发表了大量论著，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总的感觉是，相对于我们在词学文献方面所做的基础建设工作，我们在词人词作的深入研究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关于词学文献的清理考证当然永远不嫌其多，而且应该走在一代词学研究的前头；但词学研究的核心还是应该落脚到文学艺术的研究，在词作文本的细读、分析与品赏方面。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清词，四年来读了清词别集九百余家，深感清词与宋词的差异之大。现在学界估计清词大概有三十万首，我读下来有什么感受呢？因为清词总量甚大，成就自然不容小觑，像唐宋词中那些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可能不是很多，但可读之作还是非常之多的。但是披沙拣金，其中有很多佳作，也有很多垃圾。我最近在写一篇《清词中的七种垃圾》，每一种垃圾都举些例子。有的人略识之无，就敢照葫芦画瓢来填词，语句几乎不通，更谈不上意境情调。有的人以词为日课，一天可以写数十首，几天就编成一个词集。清代有数以万计的咏物词，除了清初清末的多有感兴寄托，很多就是铺陈故实，割截成长短句而已。清代还有很多“美人组词”，从清初的沈谦、徐石麒到晚近的况周颐，如果是欣赏女性美或亦无可厚非，但其中确有不少是近乎色情的庸俗无聊之作。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无聊应酬之作、文字游戏之作等等。如果说过去数十年的清词研究，如先师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阳羡词派研究》《近代词钞》等等，更多的是致力于清词精品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工作，那么随着《全清词》的快速推进，数量至夥的整个清词即将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选优与汰劣两方面的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在这方面，关于清词的文本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想附带介绍一下明清词学课题情况。在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明清词学所占比重较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词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举例来说，如沈松勤《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周明初《〈全明词〉重编及文献研究》，叶晔《通代视域下的明词研究及其思维范式》，胡元翎《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岳淑珍《明代词学理论研究》，王靖懿《明词特色及其历史生成研究》，还有我个人近期出版的《明代词人群体和流派》等等。清代以及民国词学的课题更多，比较有特色的如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朱惠国《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钦定词谱〉修订》，曹辛华《民国词集编年叙录》，沙先一《清词经典化研究》，曹明升《清代宋词学研究》，陈昌强《清代词学编年研究》，葛恒刚《京师词坛与清代词学的演进研究》，刘深《清词自度曲研究》，高春花《清代词选学史》等等。这当然不是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全部课题，但已足以展示明清词学研究全面推进的态势。
这方面我有一个想法，为了加强词学研究领域的沟通与协调，《词学》杂志或词学研究会或可定期发布词学课题立项与进展情况。虽然查找相关课题并不困难，但加强沟通本身也是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从课题研究到论著出版还有一个时间过程，如果在两年一度的词学会议上设置一个板块，让相关课题主持人谈谈课题进展情况，对与会人员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应该不无裨益。
朱惠国：
对于清词，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清词文献，我们仔细阅读与研究过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清词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词作本身的研究外，对明清时期词谱、词律的研究也是如此。我最近在做一个明清词谱的研究项目，对之前的词谱研究情况作了初步的梳理，发现一些问题。首先从好的方面看，这几年的词谱文献研究做得较好，其中张仲谋先生作了比较多的开拓工作，贡献较大。张先生是做明代词学研究的，词的格律谱产生于明代，属于明代词学的一部分，他就做了词谱基础文献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文献工作很重要，因为词谱研究到最后，关键还是要落实到文献上。但是作为词谱学本身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词谱的基础性研究非常薄弱，对于明清词谱的基本情况至今还比较模糊。词谱，这里主要是指格律谱，是从明中叶开始产生的，周瑛的《词学筌蹄》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词谱，对此张先生有专门的文章论述过。但是从《词学筌蹄》到清末，总共有多少词谱？收藏的情况怎么样？各自的作者情况如何？这个家底其实至今还没有摸过。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中国编过多少词谱，留存多少词谱？更没有对词谱做过大规模的整理工作。因此说，词谱的基础性研究很薄弱。我想是不是应该编出一份相对齐全的明清词谱收藏目录，如果在目录的基础上，撰写明清词谱叙录就更好了。第二，理论研究很薄弱。我们现在研究词谱，比较多的就是把它看成工具书，实际上词谱为什么会产生？产生以后效果怎么样？这些问题没有很好地思考过。为什么会产生词谱？因为词的音乐已经消失了，整个明代的词创作越来越不规范，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词谱去规范创作，所以词谱跟词的创作关系紧密。现在讨论清词的中兴，我们总结了很多因素，这些都有道理，那么清词的中兴，和词谱的发达有没有关系？这里边的问题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对词谱的学术价值，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考虑。第三，重要词谱的修订。这项工作现在开始做了，不过也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词谱中错误的产生，大部分跟它所依据的文献有关，我们现在采用的格律谱并不是宋代就有的。宋代词人写词，是没有格律谱的，明中叶之后为了规范词的创作才产生词谱。那么词谱是怎么编定的？是依据已有的经典词作，通过同调名之作来进行互校、归纳、总结，形成词谱，词谱依据的文献很重要。
施议对：
词学本体研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非本体研究。本体、非本体，如何测试？
从整体上看，是对于词在格律形式和思想内容方面的两大构成要素，亦即声学与艳科两大构成要素的把握程度，看其是否二者得兼，或者有所偏废；从个体上看，是对于体现词的本体存在及其构成要素的对象及对象类型，亦即词调及词调类型的熟悉程度，看其能否体验其各自独有的组合规则及个性特征。两种情况，是否得兼及能否体验，均为词学本身所须解决的问题，属于本体研究范围。除此以外，诸如历史文化背景、作者生平事迹以及作品传播等问题，相对而言，应属于非本体研究范围。本体与非本体，自身并无高下之分及优劣之别。作为登岸之筏，本体研究及非本体研究，均为填词与词学之所需，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就目前情况看，由于整体上的偏废以及个体上的忽略，词界对于与艳科相对应的声学以及与词情相应合的声情仍缺少了解。二位教授所说文本细读及词调词律问题，均为词学本体研究的基础，值得加以提倡。
张仲谋：
有一些从篇幅上看不是很厚重的书，比如龙榆生先生的《唐宋词格律》，在有些词调下面注明了这个词调适宜于表达什么感情，这些在古代的书上一般也是有依据的。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里面也有这样专门一节谈词调的表情。龙榆生先生另有一本书叫《词曲概论》，这本书我比较看重。这本书上编十章主要探讨词曲的起源，论述词曲的发展和演变，介绍唐宋词、元曲、明清传奇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评价这些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下编六章着重探讨声韵对词曲的作用，根据同声相应、异音相从和奇偶相生、轻重相权诸法则广举例证，阐明词曲中平仄四声的安排、韵位的疏密和平仄转换对表达思想感情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该书的价值尤在下编。上编各章中论词曲的发展与嬗变，虽然也有作者的生平研究心得，而近数十年来新问世的词史、散曲史等等，即使说不得后出转精，至少在材料的丰富翔实与论述的细密程度上已有过之。下编各章所论述的内容，如《论平仄四声在词曲结构上的安排和作用》《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韵位的平仄转换与表情的关系》等，近数十年来几乎无人提起，仿佛斯人一去，此话题亦如《广陵散》成为绝响。这一方面也许恰恰是作者当年从朱祖谋、况周颐问词受业时的真传所在。词毕竟是“倚声之学”，节奏与声情的关系正是作词者与读词者都必须面对的基本命题。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一下子很难理解为何句脚字多用仄声，所构成的拗怒情调吟唱起来仿佛要发生一种激越凄壮的感觉，但这不妨事。一方面作者在文中提供了不少词作可供我们尝试，另一方面，即使没有找到感觉，这方面的能力是可以渐渐培养起来的。
朱惠国：
二位先生都讲到声调之学，这也是词学研究的一个难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词调，其实最初的时候就是一个旋律的名称，我们知道旋律肯定有悲伤的、也有欢快的，有豪迈的、也有婉转的。这是它最初的情况，但旋律在演变和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有的词调最初的旋律是比较悲哀的，这由它表达的内容所决定，但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可能逐渐变舒缓，《临江仙》就是如此。词调的发展很有意思，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情感会发生变化。落实到具体的词人，他为什么会选这个调？一个可能取决于词调本身跟他的情感之间是不是有一种默契，另外还涉及到他对这个词调是不是熟悉。所以复杂而有意思的话题，也涉及到音乐和文学的关系问题。
词学研究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词的音乐基本消失了，很难复原了，现在只能看到一些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去揣测大概情况怎么样，理论上的研究可以，但要把它恢复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我们还保留了个别的一些音乐谱，比如说姜夔的“旁谱”，但也有一个翻译的问题。中国古代记谱的方式比较特殊，不像现在西方的五线谱记录比较准确，我们需要转换成现在通行的谱，已经有学者在姜夔旁谱等音乐谱的翻译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但翻译的准确度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词的音乐基本上是消失了，但是配合音乐的歌词还在。现在声调之学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留下来的歌词来反推它当初大概的音乐样。比如说韵位，是稀还是密，如果是比较稀的，可以想象大概当时声情是比较悠长的。如果是比较密一句一韵的，会不会类似于我们现在进行曲呢？这个就是现在声调之学要研究的，词的研究难，恐怕就在于词乐的消失。
施议对：
龙榆生对于词学声学研究的一大增添，在其于诸家图谱之学外，别为声调之学。就科目自身看，明清二代的图谱之学，至万树《词律》已相当完备。但其题曰“词律”，并非律吕之“律”，只是于形式格律，排比平、仄之出入以及斟酌字句之分合（参龙榆生评万树语）。龙榆生的增添，着重在于考辨词中所表之情与曲中所表之情之是否互相应合的问题，也就是声情与词情如何配搭的问题。龙榆生的声调之学，通过具体事例，辩驳声情与词情之合与不合问题，他的考辨并非孤立静止地看待形式格律和死守平仄四声，而是通过创作实践将同一词调的不同作品加以比勘，对其声情与词情相合或者不相合的状况进行周密的论辨。诸多事证，对于择腔填词具有示范作用，对于词学声学研究，亦具指导意义。
张仲谋：
我们讲每一种词调和哪一种感情相对应，不能绝对化。比如苏东坡的《江城子》，他用这个词调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是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但他同样也用这个词调写了“十年生死两茫茫”，情调与风格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没有音乐数据了，写音乐史的人非常困难，《诗经》音乐不存在了，像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其中讲《诗经》中包含的各种曲式，就是采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因词求声。杨先生通过《诗经》的词句分段等等，归纳为十种曲式。这十种曲式，没有乐谱数据，全是看诗经的文字分段。这一种是主歌加副歌模式，另一种是男女对唱模式。我2001年在云南丽江看到纳西族古乐演出，演奏了两首宋词，其中一首是周邦彦的《大酺》。主持人是纳西族的文化奇人宣科，他说“你们都说宋词音乐失传了，我们这里还在。‘礼失而求诸野’，中原的乐工散到我们云南来了。”朱惠国：
我们现在看到的《满江红》只是歌词。这个歌词怎么填？虽然可以模仿前人之作，所谓依词填词，但失去音乐之后，总是不太方便，也容易不规范。于是我们根据留存的经典作品，通过同调名之作的互校，把它总结出来，变成格律谱。所以词谱是后来才出现的，更准确地说，是明中叶以后才有的。词谱就是一个个词调的集合体，所以词调研究和词谱研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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