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才子的风度

    ช“玩世自放”的祝允明ഊ

    “玩世自放”这四个字，是“金陵三俊”之一——顾璘，对祝允明的评价：“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很有点阮籍、嵇康之类魏晋名士的风度。阮籍最瞧不起“礼法之士”，称他们是“裈中之虱”；嵇康菲薄周公孔子，高唱“六经未必是太阳”，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苏州评弹对祝允明的描摹，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活灵活现一个愤世嫉俗的老顽童，诙谐率性，狂放不羁。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写道：“（祝允明）为人好跅弛（音tuòchí，意放荡）嬉游，不矜容检，尝傅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骨子里就是这种魏晋风度。

    其实，他也有一本正经的另一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规劝唐寅不要放弃科举事业，正是由于他的敦促，唐寅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取应天乡试第一名。祝允明之所以重视科第，和书香门第出身颇有关系。祖父祝颢是正统年间（1436—1449）的进士，历任山西参议、参政；外祖父徐有贞是宣德年间（1426—1435）的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内外二祖，咸当代魁儒，耳濡目染，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可是在科举仕途上，他不及祖辈，也比不上自己的儿子，儿子祝续是正德年间（1506—1521）的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

    弘治五年（1492）他中举时，已过而立之年，之后参加会试竟然落第。其实，当时他的文名已经远播，正如过庭训所说：“弘治壬子举乡荐，从春官试，下第。是时，海内渐熟允明名，索其文及书者接踵，或辇金币至门，允明辄以疾辞不见。”高傲的他从此告别科场。

    不久，他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进士出身的知县，把兴宁治理得很好。当地士子不读书，痴迷于神鬼迷信，他亲自为他们讲授儒家经学，风气为之一变。当地多山，盗贼占山为王，拦路抢劫，他运用谋略，先后捕杀三十多个头目，从此境内再无劫掠。因为政绩优异，几年后升迁为应天通判，六十二岁时，因病请辞。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看起来和一般中下层官员的平淡仕途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为官之前、退休之后，“玩世自放”的精彩人生，截然不同于一般士大夫。

    他以严谨的笔法写过一些历史作品，《石亨之变》就是其中之一。他关注英宗复辟事件的细节。例如：“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张軏、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以南城（南宫）之谋扣太常卿许彬，彬曰：‘虽然，老矣，无能为矣，盍图之徐元玉（有贞）。’軏、亨等悦其言。是月十四日夜，会徐有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为赤子故耳，今天下无离心，谋必在此，特不知南城（太上皇帝）知此意否？’軏等曰：‘两日前有阴达者。’有贞曰：‘必伺获审报乃可启议。’軏等去两日夜，复会有贞，言：‘报得矣，计将安施？’”又如：众人拥立太上皇帝复辟，回到大内宫殿，写道：“时黼座尚在殿隅，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钟鼓齐鸣，群臣百官入贺。景泰皇帝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对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这些细节性描写，为其他史书所缺乏，显示他的独特视角。

    他右手“枝指”（有六个手指），所以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九岁能写诗，是一个少年才子。万斯同《明史·文苑传》写道：“稍长，博览群籍，为文章荦有奇气，或当筵诙谈，援毫疾书，思若泉涌。”会试虽然下第，声誉却与日俱增，索要文章及书法的人接踵而至。他的架子很大，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抬着金银上门，也决不理睬，假装生病。不过人们抓住了他的弱点“好酒色”，乘他沉醉于妓院之时，由妓女出面索要，“累纸可得”“捆载以去”。另有一些人，看他手头拮据，无钱下酒馆时，乘机要挟，只付少量银钱，就可以换得他的手书。他酷爱收藏古代法书名籍，书商以高昂的价格卖给他，待到他窘迫时，以原价十分之一的低价收购。为了换酒，他要卖掉一件黑貂裘，随从提醒：这是青楼女子所赠，何故卖掉？他回答：昨天刚知道它值钱，藏在箱子里有什么用？

    多年担任知县和通判，退休时有了一笔积蓄，连日设宴招待朋友，呼幺喝六，不出两年，耗费殆尽。万斯同说他：“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欢呼豪饮，资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这种名士风度使他总是手头拮据，欠债累累，每次外出，后面跟着一批讨债的人，成为人们取笑他的谈资。

    这恐怕就是才子风度吧。作为“吴中四才子”之一，自有无人能及的才华。他有演戏的天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之，间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他还是唱“莲花落”的高手，《明史窃·文苑传》说：唐寅与祝允明、张灵“尝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

    这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他的才华突显在学识涵养上，同时代人顾璘如此点评道：“希哲（祝允明字）超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巨细精粗咸贮腹笥，有触斯应，无问猬鄙。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效齐梁月露之体，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故贵仕罕知其蕴。书学自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妙。”这是说他的学问好，文章好，书法更好，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

    称赞祝允明书法好，几乎是后世一致的看法，万斯同说他“尤工书法，魏晋六朝及唐宋诸名家，无不精诣，遂名动海内”。朱彝尊认为，唐寅的画，祝允明的字，“允称绝品”。王世贞说得更有深度：“先生之文，缕古饰今，其为诗歌，庀景匠心”；“（先生）书法，魏晋六朝至颜苏米赵，无所不精诣，而晚节尤横放自喜，故当为明兴第一”。推崇他的书法明朝第一，而这个“第一”，又和“横放自喜”联系在一起。倘若没有“横放自喜”的风格，祝允明不会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然而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晚年生活窘迫，六十七岁去世时，差一点无钱殡殓。

    ช落第才子文徵明ഊ

    科举考试经常埋没人才，张岱《石匮书》的《文苑列传总论》对此有犀利的批判。就拿闻名遐迩的“吴中四才子”为例，祝允明、唐寅先后会试落第，不过是举人而已，文徵明连举人也没有考上，只有徐祯卿是进士。如果按照“学位”来衡量，徐最好，唐、祝次之，文最差，事实恰恰相反，四才子中文徵明是最有学问的。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虽然同为“吴中四才子”，风格却截然不同，唐、祝二人忌惮文的严肃，“不敢以狎进”，他们之间“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说，文徵明的文章、书法、绘画都很“精绝”，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吴宽、徐祯卿工于古文诗歌，李应祯、祝允明工于书法，又能古文诗歌，沈周、唐寅工于绘画，又能诗歌，和文徵明相比较，“皆推让先生（文徵明），以为不可及”。其实，吴、李、沈都是他的老师，他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他的父亲文林、叔父文森都是进士出身，一个官至温州知府，一个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林治理温州颇有善政，病死于任上，两袖清风，居然“曩无余资”，当地吏民捐钱为他办丧事，年方十六的文徵明婉言谢绝。文森的朋友——巡抚俞谏，感念文家贫穷，想接济一点金钱，小心翼翼试探道：你不担忧朝夕吗？文徵明回答：朝夕吃粥，果腹无虞。俞谏指着他的蓝衫问道：为何破旧到这种程度？文徵明答道：刚才被雨淋到了，所以看上去破旧。人穷志不穷，使得俞谏不敢提送钱的事。

    在这种骨气背后，隐含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一点他比唐寅高明。宁王宸濠仰慕他们的才华，派人带了亲笔书信和重金前来招聘，唐寅轻率地应邀前往，文徵明则不为所动。尹守衡《明史窃》写道：“使者及门，徵明骤称病，亟卧不起，不与见，无所受，亦无所报。”使者说：宁王是如今天下长者，王府正虚席以待。文徵明笑而不答，用无言的方式拒绝聘请。后来唐寅发现宁王有反叛迹象，假装发狂，得以脱离虎口。由此也反衬出文徵明的政治智慧略胜一筹。

    他为人的准则是决不与藩王之类贵族交往，认为这是国家的法度。周王、徽王都曾派遣使者，拿着古鼎古镜等礼品前来游说：王爷无求于先生，仰慕先生大名，请启封一睹如何？文徵明逊谢道：王爷所赐，启封后再推辞，有失恭敬。他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婉言谢绝。

    他在科举场屋中困斗了三十年，屡战屡败，始终是区区一个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每念及此很是感慨：“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荫祚，少之时不自度量，有志当世，读书缀文，粗修士业。而受性朴鲁，鞭策不前，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自非。”应天巡抚李充嗣佩服他的才华，向朝廷推荐，他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公卿不荐士久矣，何也？科举之法行也。科举之法行，则凡翘楚特达之士皆于科举收之，无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荐士也。”由于李充嗣的推荐，嘉靖初年，朝廷授予他翰林院待诏之职。这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工作，两年中，他参与编撰了《武宗实录》，获得好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两年后他多次上疏，主动请辞。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场的“学位”歧视。翰林院是进士们的天地，唯独他什么功名也没有，是以“贡生”身份进入的，自然而然遭到同僚的冷眼。万斯同《明史·文苑传》说：“是时专崇科目，无有他途入翰林者，故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当时朝廷中掌握大权的张璁，是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造就的人才，很想报恩。刚刚进入内阁的杨一清也以他父亲朋友的身份，从旁协助张璁，为他调动工作，被他回绝，毅然辞官而归。

    回到家乡苏州以后，他悠游林泉，以翰墨自娱，一再杜绝出山的邀请：“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但是，他家门前封疆大吏的使者络绎不绝，富商巨贾拿了珍宝前来交好，他都不屑一顾。周边国家的朝贡使节专程来到苏州，想一睹他的风采而不可得，遂从他的朋友手中高价收购文氏墨宝，因此之故，他的书画遍于海内外。

    王世贞为他写的《文先生传》说：先生好为诗，传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诸公；文取达意，遵循欧阳修；书法模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抵掌睥睨；绘画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长。礼部郎中陆师专门辞官拜入门下，友人讥笑，陆师正色说：“文先生以艺藏道者也。”他的艺术中蕴含着儒家的“道”，格调深邃高迈。如此成就，为人却很低调，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称赞他：“生平无二色，足无狭邪，履贫而好施，周人之急甚于己。”

    年已九旬，依然精神矍铄，海内久闻文先生大名，竟然以为“异代人”。嘉靖三十八年（1659），他为御史严杰之母撰写墓志铭，写完最后一个字，掷笔而逝，人们以为翕然羽化而去。王世贞的《文衡山先生像赞》写得很有诗意：

    先生暇则一出游，近地佳山水……焚香煮茗，谈古书画彝鼎，品水石，道吴中耆旧，使人忘返。如是者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时，犹为人书志石，停笔栩然若蝶化者，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本文摘自《明史十二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1年4月第一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