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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30日 星期三

    惯看明朝风云变幻,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十二关节讲透明史

    吴中才子的风度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30日   12 版)

        ช“玩世自放”的祝允明ഊ

        “玩世自放”这四个字,是“金陵三俊”之一——顾璘,对祝允明的评价:“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很有点阮籍、嵇康之类魏晋名士的风度。阮籍最瞧不起“礼法之士”,称他们是“裈中之虱”;嵇康菲薄周公孔子,高唱“六经未必是太阳”,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苏州评弹对祝允明的描摹,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活灵活现一个愤世嫉俗的老顽童,诙谐率性,狂放不羁。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写道:“(祝允明)为人好跅弛(音tuòchí,意放荡)嬉游,不矜容检,尝傅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骨子里就是这种魏晋风度。

        其实,他也有一本正经的另一面。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规劝唐寅不要放弃科举事业,正是由于他的敦促,唐寅在弘治十一年(1498)考取应天乡试第一名。祝允明之所以重视科第,和书香门第出身颇有关系。祖父祝颢是正统年间(1436—1449)的进士,历任山西参议、参政;外祖父徐有贞是宣德年间(1426—1435)的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内外二祖,咸当代魁儒,耳濡目染,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可是在科举仕途上,他不及祖辈,也比不上自己的儿子,儿子祝续是正德年间(1506—1521)的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

        弘治五年(1492)他中举时,已过而立之年,之后参加会试竟然落第。其实,当时他的文名已经远播,正如过庭训所说:“弘治壬子举乡荐,从春官试,下第。是时,海内渐熟允明名,索其文及书者接踵,或辇金币至门,允明辄以疾辞不见。”高傲的他从此告别科场。

        不久,他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进士出身的知县,把兴宁治理得很好。当地士子不读书,痴迷于神鬼迷信,他亲自为他们讲授儒家经学,风气为之一变。当地多山,盗贼占山为王,拦路抢劫,他运用谋略,先后捕杀三十多个头目,从此境内再无劫掠。因为政绩优异,几年后升迁为应天通判,六十二岁时,因病请辞。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看起来和一般中下层官员的平淡仕途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为官之前、退休之后,“玩世自放”的精彩人生,截然不同于一般士大夫。

        他以严谨的笔法写过一些历史作品,《石亨之变》就是其中之一。他关注英宗复辟事件的细节。例如:“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张軏、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以南城(南宫)之谋扣太常卿许彬,彬曰:‘虽然,老矣,无能为矣,盍图之徐元玉(有贞)。’軏、亨等悦其言。是月十四日夜,会徐有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为赤子故耳,今天下无离心,谋必在此,特不知南城(太上皇帝)知此意否?’軏等曰:‘两日前有阴达者。’有贞曰:‘必伺获审报乃可启议。’軏等去两日夜,复会有贞,言:‘报得矣,计将安施?’”又如:众人拥立太上皇帝复辟,回到大内宫殿,写道:“时黼座尚在殿隅,诸臣往推之至中,升座,钟鼓齐鸣,群臣百官入贺。景泰皇帝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对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做好。’”这些细节性描写,为其他史书所缺乏,显示他的独特视角。

        他右手“枝指”(有六个手指),所以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五岁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九岁能写诗,是一个少年才子。万斯同《明史·文苑传》写道:“稍长,博览群籍,为文章荦有奇气,或当筵诙谈,援毫疾书,思若泉涌。”会试虽然下第,声誉却与日俱增,索要文章及书法的人接踵而至。他的架子很大,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抬着金银上门,也决不理睬,假装生病。不过人们抓住了他的弱点“好酒色”,乘他沉醉于妓院之时,由妓女出面索要,“累纸可得”“捆载以去”。另有一些人,看他手头拮据,无钱下酒馆时,乘机要挟,只付少量银钱,就可以换得他的手书。他酷爱收藏古代法书名籍,书商以高昂的价格卖给他,待到他窘迫时,以原价十分之一的低价收购。为了换酒,他要卖掉一件黑貂裘,随从提醒:这是青楼女子所赠,何故卖掉?他回答:昨天刚知道它值钱,藏在箱子里有什么用?

        多年担任知县和通判,退休时有了一笔积蓄,连日设宴招待朋友,呼幺喝六,不出两年,耗费殆尽。万斯同说他:“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客欢呼豪饮,资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这种名士风度使他总是手头拮据,欠债累累,每次外出,后面跟着一批讨债的人,成为人们取笑他的谈资。

        这恐怕就是才子风度吧。作为“吴中四才子”之一,自有无人能及的才华。他有演戏的天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他:“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少年习歌之,间傅粉墨登场,梨园子弟相顾弗如也。”他还是唱“莲花落”的高手,《明史窃·文苑传》说:唐寅与祝允明、张灵“尝雨雪中作乞儿,鼓节唱‘莲花落’,得钱沽酒,野寺中痛饮,曰:‘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

        这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他的才华突显在学识涵养上,同时代人顾璘如此点评道:“希哲(祝允明字)超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巨细精粗咸贮腹笥,有触斯应,无问猬鄙。学务师古,吐词命意迥绝俗界,效齐梁月露之体,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陆。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故贵仕罕知其蕴。书学自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罔不得其结构。若羲、献真行,怀素狂草,尤臻笔妙。”这是说他的学问好,文章好,书法更好,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

        称赞祝允明书法好,几乎是后世一致的看法,万斯同说他“尤工书法,魏晋六朝及唐宋诸名家,无不精诣,遂名动海内”。朱彝尊认为,唐寅的画,祝允明的字,“允称绝品”。王世贞说得更有深度:“先生之文,缕古饰今,其为诗歌,庀景匠心”;“(先生)书法,魏晋六朝至颜苏米赵,无所不精诣,而晚节尤横放自喜,故当为明兴第一”。推崇他的书法明朝第一,而这个“第一”,又和“横放自喜”联系在一起。倘若没有“横放自喜”的风格,祝允明不会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然而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晚年生活窘迫,六十七岁去世时,差一点无钱殡殓。

        ช落第才子文徵明ഊ

        科举考试经常埋没人才,张岱《石匮书》的《文苑列传总论》对此有犀利的批判。就拿闻名遐迩的“吴中四才子”为例,祝允明、唐寅先后会试落第,不过是举人而已,文徵明连举人也没有考上,只有徐祯卿是进士。如果按照“学位”来衡量,徐最好,唐、祝次之,文最差,事实恰恰相反,四才子中文徵明是最有学问的。这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虽然同为“吴中四才子”,风格却截然不同,唐、祝二人忌惮文的严肃,“不敢以狎进”,他们之间“异轨而齐,尚日欢然无间”。

        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后集》中说,文徵明的文章、书法、绘画都很“精绝”,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吴宽、徐祯卿工于古文诗歌,李应祯、祝允明工于书法,又能古文诗歌,沈周、唐寅工于绘画,又能诗歌,和文徵明相比较,“皆推让先生(文徵明),以为不可及”。其实,吴、李、沈都是他的老师,他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看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他的父亲文林、叔父文森都是进士出身,一个官至温州知府,一个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林治理温州颇有善政,病死于任上,两袖清风,居然“曩无余资”,当地吏民捐钱为他办丧事,年方十六的文徵明婉言谢绝。文森的朋友——巡抚俞谏,感念文家贫穷,想接济一点金钱,小心翼翼试探道:你不担忧朝夕吗?文徵明回答:朝夕吃粥,果腹无虞。俞谏指着他的蓝衫问道:为何破旧到这种程度?文徵明答道:刚才被雨淋到了,所以看上去破旧。人穷志不穷,使得俞谏不敢提送钱的事。

        在这种骨气背后,隐含着清醒的政治头脑,这一点他比唐寅高明。宁王宸濠仰慕他们的才华,派人带了亲笔书信和重金前来招聘,唐寅轻率地应邀前往,文徵明则不为所动。尹守衡《明史窃》写道:“使者及门,徵明骤称病,亟卧不起,不与见,无所受,亦无所报。”使者说:宁王是如今天下长者,王府正虚席以待。文徵明笑而不答,用无言的方式拒绝聘请。后来唐寅发现宁王有反叛迹象,假装发狂,得以脱离虎口。由此也反衬出文徵明的政治智慧略胜一筹。

        他为人的准则是决不与藩王之类贵族交往,认为这是国家的法度。周王、徽王都曾派遣使者,拿着古鼎古镜等礼品前来游说:王爷无求于先生,仰慕先生大名,请启封一睹如何?文徵明逊谢道:王爷所赐,启封后再推辞,有失恭敬。他用彬彬有礼的方式婉言谢绝。

        他在科举场屋中困斗了三十年,屡战屡败,始终是区区一个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每念及此很是感慨:“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荫祚,少之时不自度量,有志当世,读书缀文,粗修士业。而受性朴鲁,鞭策不前,十试有司,每试辄斥。年日以长,气日益索,因循退托,志念自非。”应天巡抚李充嗣佩服他的才华,向朝廷推荐,他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公卿不荐士久矣,何也?科举之法行也。科举之法行,则凡翘楚特达之士皆于科举收之,无怪乎今之公卿之不荐士也。”由于李充嗣的推荐,嘉靖初年,朝廷授予他翰林院待诏之职。这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工作,两年中,他参与编撰了《武宗实录》,获得好评。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两年后他多次上疏,主动请辞。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官场的“学位”歧视。翰林院是进士们的天地,唯独他什么功名也没有,是以“贡生”身份进入的,自然而然遭到同僚的冷眼。万斯同《明史·文苑传》说:“是时专崇科目,无有他途入翰林者,故徵明意不自得,连岁乞归。”当时朝廷中掌握大权的张璁,是他的父亲文林任温州知府时造就的人才,很想报恩。刚刚进入内阁的杨一清也以他父亲朋友的身份,从旁协助张璁,为他调动工作,被他回绝,毅然辞官而归。

        回到家乡苏州以后,他悠游林泉,以翰墨自娱,一再杜绝出山的邀请:“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但是,他家门前封疆大吏的使者络绎不绝,富商巨贾拿了珍宝前来交好,他都不屑一顾。周边国家的朝贡使节专程来到苏州,想一睹他的风采而不可得,遂从他的朋友手中高价收购文氏墨宝,因此之故,他的书画遍于海内外。

        王世贞为他写的《文先生传》说:先生好为诗,传情而发,娟秀妍雅,出入柳宗元、白居易诸公;文取达意,遵循欧阳修;书法模仿欧阳询、苏轼、黄庭坚,抵掌睥睨;绘画有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长。礼部郎中陆师专门辞官拜入门下,友人讥笑,陆师正色说:“文先生以艺藏道者也。”他的艺术中蕴含着儒家的“道”,格调深邃高迈。如此成就,为人却很低调,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称赞他:“生平无二色,足无狭邪,履贫而好施,周人之急甚于己。”

        年已九旬,依然精神矍铄,海内久闻文先生大名,竟然以为“异代人”。嘉靖三十八年(1659),他为御史严杰之母撰写墓志铭,写完最后一个字,掷笔而逝,人们以为翕然羽化而去。王世贞的《文衡山先生像赞》写得很有诗意:

        先生暇则一出游,近地佳山水……焚香煮茗,谈古书画彝鼎,品水石,道吴中耆旧,使人忘返。如是者三十年,年九十而卒,卒时,犹为人书志石,停笔栩然若蝶化者,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本文摘自《明史十二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21年4月第一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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