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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对其思想的准确理解是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重要的依据和基础。然而，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本业已完成的著作，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在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第一卷，且在不断修改中留下数个不同的版本。而其他两卷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是在其去世后由恩格斯根据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修订后定稿并出版的。过去的《资本论》研究大都依据的是作为三卷定稿的“通行本”，在目前新的时代境遇和更为权威而完整的马克思文献陆续刊布的情况下，基于“版本学”研究成果深入探究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客观而公正地评估《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这里我们从创作历程、结构演变、主要版本、“叙述方法”等方面初步勾勒《资本论》“版本学”的大致内容，进而阐明其主旨、界域和意义。
一．《资本论》的创作历程
《资本论》从准备、写作到修改、整理和出版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以下我们分三个阶段进行简要梳理。
1.1843—1856年：《资本论》准备阶段
早在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843年，他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表达了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去解剖“市民社会”的愿望和决心。从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马克思在旅居巴黎期间，写下了第一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史称《巴黎笔记》。这是他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这一方面著述的开始。《巴黎笔记》共9册，大部分是他研读同时代人以及前人政治经济学著作的摘录、批注和评论。与这些笔记的写作密切相关，马克思这一时期还写作了着重阐述“劳动异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2月，马克思遭到巴黎当局的驱逐，被迫迁往布鲁塞尔。在离开巴黎的前两天，他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签订了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随后，他全身心投入到为撰写这一著作的准备中，研读了相关领域的一些重要著述，留下7册被称为《布鲁塞尔笔记》的文献。1845年7月到8月，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又完成了9册笔记，史称《曼彻斯特笔记》。1847年，为了批判蒲鲁东，已经确立了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马克思创作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基本观点。1849年4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在伦敦再一次系统攻读政治经济学说史和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摘录、札记和评论，留下24册笔记，总计达100个印张以上，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
马克思上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研究，可以说是为《资本论》的实际撰写所做的准备性工作。因为写作这样一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经济结构的巨著，必然要求系统地研究、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在分析中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马克思的这些笔记和著述为他日后写作《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议题、思路和框架。
2.1857—1867年：《资本论》整体写作阶段
1857年，马克思已经进行了近十五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恰从这一年开始，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这促使他把自己在多年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加以整理、总结，开始系统地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成了篇幅巨大的7册手稿，后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称《1857—1858年手稿》。这部著述触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加以探讨的许多重要问题，特别在其《导言》中，马克思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的观点，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深入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还首次明确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分析和阐释了包括剩余价值等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概念。可以说，这部手稿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
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写作计划的变化，马克思曾签订的关于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合同并没有付诸实施。这时他又设想分6个分册来阐述其思想。1859年1月，新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就是他当时计划的6个分册中的第一分册。在该书序言中，马克思深刻概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明确指出这是他用于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原则。其后，在写第二分册时，马克思又改变了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全书的正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创作了篇幅更为庞大的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共23册。这部手稿大部分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梳理和批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并详细地分析和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1863年至1865年，马克思在以上两部手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新的手稿（即《1863—1865年手稿》），内容分为三部分，基本上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这时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理论三卷、理论史一卷）结构的计划。1866年10月，四卷结构计划得以最终确定。
至此，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工作，马克思写出了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几乎都作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详尽的研究和阐发。
3.1867—1883年：《资本论》出版、整理和研究阶段
1866年到1867年，马克思把此前完成的庞大的手稿加工改写成《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稿，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正如恩格斯所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从1868年起，马克思在身患多种疾病、生活更加贫困的艰苦条件下，不仅坚持对第一卷的其他语言版本进行了精心的修订，还孜孜不倦地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整理，继续进行深化、拓展的研究工作，其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就写过7份第二卷主要手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理论部分和第四卷理论史的整理工作，于1883年3月离开了人世。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手中的研究工作，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艰巨任务。1885年7月，经过恩格斯整理、编辑的第二卷在德国汉堡出版。而第三卷就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看“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因此，恩格斯面临的工作的难度更大。为了使原稿更加完善，恩格斯作了艰巨而繁杂的修订、增补和注释等工作。1894年12月，这一卷也在德国汉堡出版。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在从事上述工作的过程中，还同那些歪曲、诽谤《资本论》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这一巨著鲜明的立场和科学的价值；同时根据新的情况和新的研究，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为《资本论》增加了新的内容。可以说，《资本论》这座雄伟的理论大厦的建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历史批判部分”。恩格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把整理和出版这一卷的工作委托给考茨基。考茨基于1905年到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3册出版。
二．《资本论》叙述结构的演变
《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的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的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
早在1844年，开始将自己的研究由对社会的“副本”（Kopie，Копии）批判转向“原本”（Original，Оригинала）批判的马克思，在研读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述的基础上，最初产生了创作两卷本著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并且还与出版商签订了合同。这是《资本论》结构最早的设想，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1851年他又计划写三本书，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三是论述政治经济学史，也没实现。
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拟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五个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随后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理论结构修改为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将以前拟定的理论体系加以改变，即九项内容：（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率。（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后来的《资本论》就是按照《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的架构而展开的。马克思将其手稿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另一部分是“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计划分开出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概括为三卷四册：“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后来，恩格斯按照这个体系，将原稿第二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二卷，题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将原稿第三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三卷，题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即《资本论》采用四卷结构，前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后一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学说史部分。
以上叙述框架由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的殚精竭虑的探索过程。由于在过去的《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是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思想视野和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野和复杂性。
三．《资本论》的主要版本
就版本学研究来说，《资本论》有“独立价值”的版本主要包括以下8个。
1.德文第一版
该版于1867年9月由位于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VerlagvonOttoMeissner）出版。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第2部分第5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于1983年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这是凝聚马克思多年探索和思考的心血之作的首次亮相。就整个叙述逻辑和思想体系来说，马克思“采取了完满的处理方式”，“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放在恰当的位置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完满的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明了”，特别是“非常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完满而又相互联系的叙述”。但是，由于长期浸润于高深的哲学华章和浩瀚的经济学文献中，这一版叙述和篇章结构的划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马克思自认为属于常识性的东西或比较顺畅的逻辑，对一般读者来说是较难理解和接受的。
2.德文第二版
该版于1872年仍由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6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没有中文版。内容划分由原来的“章—节—目”改为“篇（Abschnitt）—章—节—目”结构。马克思将第一版中的6章内容、扩展细化为7篇25章，这样无疑有助于读者通过目录把握全书的议题和逻辑。第二版增加了很多新的注释和界说，也便于读者理解正文所涉及的各个细节及背景。除此而外，表述方面的修改也耗费了马克思很多精力。
3.法文版
该版于1872—1875年分九辑（44个分册）由克劳德·莫里斯·拉沙 特 尔（Claude-Maurice LaChâtre）在巴黎出版，约瑟夫·鲁瓦（JosephRoy）翻译，经马克思审定。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7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马克思对法文版的翻译投入了很多精力，加进了不少原来德文版没有的新内容，把第二版7篇25章细化为8篇33章。更为重要的是，法文版的很多修改和新的表达成为准确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依据。
4.德文第三版
该版于1883年仍由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8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没有中文版。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其遗物中发现了他的“自用本”，根据其中的标注开始了第三版的修改和增补。恩格斯注意到，“资本的积累过程”部分之前各篇，马克思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只有这一篇原文却更接近于单纯的初稿，虽然生动活泼，显得一气呵成，但文体上很不讲究，表述上有不明确的地方，逻辑展开的过程也有不足之处，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证，当然还有英文语气问题。恩格斯认真研读了马克思“自用本”中的校订，确立了“一个标准”来解决这些问题，使他能够尽量与马克思已经修改了的地方协调一致。
5.英文版
该版于1887年在伦敦分上、下两卷出版，译者是赛米尔·穆尔（SamuelMoore）和爱德华·艾威林。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9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没有中文版。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版《资本论》英文版显得颇为迫切。他和恩格斯共同的朋友、“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的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1838—1911年）同意承担翻译工作，同时商定，由恩格斯对照原文校订译稿、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后来穆尔因业务繁忙，不能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任务，于是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Ed⁃wardAveling,1851—1898年）提出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由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核对引文，“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恩格斯“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6.德文第四版
该版于1890年仍由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10卷，由柏林迪茨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1、2009年出版。德文第三版没有使马克思的要求全部得以落实，于是恩格斯重新整理出第四版，主要是想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都最后确定下来，提供一个最权威的版本。于是他又反复对照了法文版，并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把第三版编辑时遗漏了的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新德文版中，又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些很长的注解移入正文，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对那些人们已经很少知晓的事件原委和概念变迁在注释中做了解说，还有一些属于纯技术性的改动。
7.第二卷德文版
该版于1885年由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13卷,由柏林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eVerlag）于2008年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3、2009年出版。
8.第三卷德文版
该版于1894年由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现收入MEGA第2部分第15卷,由柏林科学院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由人民出版社于2003、2009年出版。
《资本论》第二、三卷分别于1885、1894年正式出版时，作者虽然仍单独署着马克思的名字，但就实际情形看，恩格斯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原始手稿笔迹的辨认者和成型章节的编排者，即解决的“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更公允和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他也是这两卷所关涉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的阐释者和建构者。
四．《资本论》的“叙述方法”
如前所述，《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四十余年时光、几乎倾尽全部心力撰写的一部著述，而且在其生前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定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观察和把握资本时代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探索超越资本的未来出路的工作具有极大的难度，甚至对于人的思维能力来说，构成一种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必须建构一个既与资本社会相关、但又不能机械复制和简单描摹，而是与其复杂性相对照、相匹配，同时又具有独立、自洽的框架和逻辑的理论大厦，进而完成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命运的透析，较之于前者，这是更为艰难的思想创造。马克思将这两方面的工作称为关于资本的“研究方法”（Forschungsweise）和“叙述方法”（Darstellungsweise）。既然都是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工作，二者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其路径和形式却是不同的。“研究”的基本路径是，充分地占有材料，然后分析资本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资本演变的规律。而“叙述”却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展开的；作为一种思想建构，它的概念框架、逻辑推演的方式也异于实践发展和研究过程。而在马克思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撰写中，他在后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比前者少，他极其周全地考量了理论建构中的各种问题和细节，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关于资本的“叙述方法”。
那么，《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具体涉及哪些方面？马克思对此并没有做出非常明确和系统的阐释，只在《资本论》各个版本的《序言》和《跋》中有所论及，而学界过去在这方面几乎没有进行过细致清理。为此，这里基于对《资本论》复杂的创作史、传播史的考察，尝试做出八个方面的归纳和概述。
（1）结构（Konstruktion）。就《资本论》来说，它所要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关系并非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为了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马克思先后尝试提出过两卷本著作—三本书内容—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架构。这种结构的曲折变迁和调整，不是主观随意所为，而是与所探究的对象和问题之间逻辑关系的展开是否遂顺、并对其进行宏观和总体上的统摄是否有效紧密相关，因为总框架上的设计是否合理是著述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
（2）术语（Terminologie）。结构之外，核心范畴也就是“术语”对于理论建构来说也是很关键的。因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与古典经济学讨论是同样的议题，然而对于术语内涵的重释、拓展和创新却是非常明显的，而这种“术语革命”更深层的意涵在于思维方式的变化，这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超越古典经济学最根本的原因。诚如恩格斯所言：“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3）引证（Anführung）。《资本论》中在纯原理的阐释的同时，既有理论史的梳理，又有现实材料的甄别和官方档案的征引，他还特别注重统计数据。就是说，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研究当然要有形而上学基础，需要关注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因素，另一方面更需要注意经济本身的规律和科学性。为此《资本论》在引证经济学著述和观点的时，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来确定其重要的历史成就，“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此外，较之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原理时有的地方尝试借助数学公式和方程来进行，更在对《资本论》的后续修改中甚至提出过完全用数学方式重新表述第一卷的内容的设想。我们知道，20世纪以降，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手段或工具，而是与所要探究的经济现象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马克思是这种方式的先驱之一。
（4）表述（Erzählung）。1859年正式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按照“六册计划”的结构写作的，权当其政治经济学著述的“导论”部分，但是以后的计划没有顺利进行下去。经过1861—1863年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他重新谋划了《资本论》的结构，1863-1865年按照“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起草了《资本论》理论部分的初稿，然后从中整理出《资本论》第一卷。但这时，他并没有改变第一分册的观点，为了前后内容上的“联贯和完整”，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的开头重新对第一分册的内容做了概述，也变换了具体的表述方式：第一分册中简略提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作了进一步详尽的阐发和论证；而第一分册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在第一卷中他只是简略提及。
（5）修订（Ändern）。“文章不厌百回改”。《资本论》的修改是马克思从第一卷出版到他去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之后恩格斯又将其接续下来，直至推出最可靠、完善的版本。《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马克思就不让重印这一版本了，而是立即开始了修改工作。1872年7月，马克思推出了该卷的德文第二版第一分册，并于次年5月在出版商的催促下以一卷本的方式完整推出该版本。此前他还与《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俄文版的数个翻译者进行了多年通信和交流，应约补写了大量注释和重写了部分章节，并发表了很多重要意见。马克思更是花比较大的精力加工、改写并参与翻译了法文版，使其于1872—1875年间以9辑44个分册的形式陆续推出。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的这些修改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更涉及该卷布局谋篇的调整（如恩格斯、库格曼等在审阅德文第一版校样后提出的章节、标题划分和“外部结构”等问题）、表述方式的重新处理（如阐发“价值形式”部分的过分“黑格尔化”特征）和新的内容的补充，更有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其他方面的反复探究和对既有论断的审慎态度。用马克思评论法文版的话说，这些不同的版本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6）翻译（Übersetzung）。翻译是重要著述及其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还在写作德文初稿时，马克思就开始考虑用多种外文进行翻译的问题了。《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由于篇幅巨大、思想复杂，对译者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和极大的挑战，马克思不仅关注进展，更与译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花费了很多心思，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以说，在不同语种之间如何实现思想的准确转换也成为《资本论》叙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7）辩驳（Widerlegung）。作品的命运总是曲折而多变，作者的苦心及其复杂的思想、严密的论证不可能获得相应的理解和回应，相反，“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的情形却经常会发生，《资本论》也不例外。每当出现这种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认真的修正的同时，对于误读、曲解特别是恶意的歪曲毅然据理力争，展开详实的辨析、说明和反击，这方面的工作也构成《资本论》叙述方法的一个环节。
（8）理解（Verstehen）。马克思当然希望耗费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代表性著述《资本论》在“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认为这才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然而，这是一部典型的“德国式”的作品，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和价值立场，那么理解起来将非常困难。为此，一方面如前所述，马克思不断地进行解释、补充和说明，尽可能照顾读者的现实状况、思维特点和阅读习惯，做出变通和修订；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阅读这部著作，读者不仅理解其意旨、逻辑和内容，更能提升和改变理论思维的水准、透视社会历史的方法和改变世界的能力。比如法文版《资本论》是分册出版，对法国人性格非常了解的马克思知道，他们“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他很担心，法国读者阅读《资本论》时“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看读者是否具有“追求真理”的意愿和勇气，而“追求真理”不是一件轻松和容易的事，“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五．《资本论》版本学研究的意义
必须指出，版本学的爬梳、考证和甄别工作绝不是单纯地罗列和铺陈文献，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通过内容解读更客观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复杂的思想世界及其具体演变，更使《资本论》发表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发生的那些众多争议据此获得进一步的廓清。诸如：1.马克思是怎样由“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探索意味着什么？2.《巴黎笔记》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与《穆勒评注》究竟是什么关系？3.如何看待“异化劳动”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地位？4.《伦敦笔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意义何在？5.是什么促成了《资本论》结构的不断变化？最后马克思放弃了“六册计划”的构想了吗？6.《1857-1858年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它是不是“《资本论》的初稿”？7.《1861-1863年手稿》的意义何在？马克思是凭借什么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8.《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和德文第四版各个版本在内容上有何差别？该如何估价这些差别？9.《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手稿、恩格斯修改过程稿和恩格斯出版稿之间的差别说明了什么？对5000多处不同该做怎样的界定？如何估价恩格斯在《资本论》理论建构中的地位？10.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整理、定稿工作？他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等等。
当然，强调版本梳理是必要的，但仅止步于此又是不够的，因为对文本的解释、分析和判断非有总体性思考和哲学视角的透视不行。比如，由于《资本论》第二、三卷恩格斯整理稿与马克思原始之间的差异，引发了《资本论》研究中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讨论。但在过去它并未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不需要多加讨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是联为一体、完全一致的，他们的著述、思想和观点可以不分彼此或者相互替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和方式值得反省。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成果之所以相当有限，与这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缺少细节考证和个案支撑的方式绝对有关。特别是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必须改变那种只根据教科书的体系、只从原理和教条出发、单凭纯粹的信仰和热情来领会和掌握经典作家及其思想的“反专业”“非专业”途径和方式。而随着文本研究的深入，这一问题的理解才会更加全面、客观。但是也要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于过分纠缠于细节、个案的讨论而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根据实证材料做出的结论好像很“客观”，但不同的实证材料引申出的观点彼此间却差别很大甚至正好相反。就同样的材料而言，也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为什么相同的文献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解释呢？这就牵涉到实证方式的局限性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判定既需要考证和梳理文献、文本，更需要从宏观和整体上进行把握和理解。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应该是，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单个看来，“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持有真实而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论上也大都符合逻辑，然而综合而言，这些不同的文献是需要对比与鉴别的，是需要从总体上判定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本质性的。论者不能预设前提，不能按照一种既有的观点、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选择那些与其有关的且有利于说明、证实和论证这些观点的文献，进而作出脱离、超越实际情况的论断
最后，我还想指出，奠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之上的《资本论》研究并不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诚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在19世纪写作的文本，特别是在具体研究中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再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原初状况和整体面貌，我们力戒从当代（目前）发生的那些具体问题甚至事件出发，去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解释、说明和答案。因此在版本考证中的确没有触及这些当代的问题和事件。但马克思的文本本身不是抽象的空论，甚至也不完全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人生体味的记录，而是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和剖析，更是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和探究。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多世纪，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如果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除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程度和层次差异以外，《资本论》写作的时代与当今全球化境遇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言说至少仍能诠释当代的部分现实，马克思的文本及其思想不是已走进博物馆的陈列物，不只是记录一段思想史的文献，尽管解决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未必会从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但迄今它仍然指导并且参与着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寻找当代社会与马克思当年的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会理性而客观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
（本文是作者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资本论〉早期文献集成》所写的序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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