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启蒙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一书立足中国近代启蒙的历史进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启蒙、界定启蒙；同时，从启蒙运动的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延伸至中国近代启蒙，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从近代启蒙的历史梳理入手，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整合到中国近代启蒙的大背景下，对近代启蒙作了相对全面的历史叙述，探讨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规律、基本的精神力量和发展方向，从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捕捉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诉求和客观的历史情势间的张力，研究主旨落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论述启蒙运动与党的早期组织的领袖与成员思想和活动发展变化的相同轨迹。通读全书，有这样几个方面印象深刻，颇具启发性。

    一、五四运动与近代中国启蒙的转向

    书中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受到西方启蒙运动与启蒙精神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西方启蒙的东方回响；但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转向。所以，如果说启蒙规划了整个现代西方文明，那么，近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则孕育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启蒙的性质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成为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五四启蒙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影响了启蒙运动，近代启蒙思想的主流向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换，向着社会主义转换，发生了资产阶级启蒙向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启蒙指的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工作。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先进知识分子传播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新思潮作指导来改造整个社会，成了他们的强烈愿望。马克思主义启蒙是中国社会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共同需要，是思想运动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合流。马克思主义启蒙是一场与资产阶级启蒙不同性质的

    启蒙运动，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二、“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

    《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启蒙解决了“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等问题，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启蒙回答了、解决了启蒙中的这些问题。“拿什么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谁来启蒙”：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启蒙谁”：先进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醒进行新的努力；“怎样启蒙”：早期党组织的活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刊物，组织工会，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改造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启蒙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先进知识分子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是一脉相承的。广东的党的早期组织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国内的六个地方早期党组织之一。1920年夏，接受五四启蒙运动洗礼的粤籍进步青年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从北京大学毕业返粤。谭平山等人都是陈独

    秀的学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南下，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火种播撒到广东。从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一特殊视角探寻陈独秀南下广东与北大学生毕业返粤的具体活动，不难发现正是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在一场新的启蒙中创建了广东的早期党组织。

    三、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过启蒙的概念，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离开对启蒙进步意义的追求和对这种进步意义存在根据的寻觅。马克思试图从阶级的立场来解决现代启蒙中个体解放与整体解放的对抗之争。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同时也是促进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启蒙具有双重使命。书中探寻启蒙运动与党的早期组织的领袖与成员思想和活动发展变化的相同轨迹。两者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启蒙不仅强调思想改造的重要，更需要的是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切实的行动，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必然结果。

    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近代启蒙的价值追求。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中，并非只有个人

    主义才能代表与传统的决裂，个人本位与群体主义的共生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价值追求。中国近代启蒙的价值追求虽然从传统中获得了支援，但也缺失了变革传统的深层价值动因，也一定程度上导致启蒙思想的限度和片面性。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启蒙运动性质的转变，启蒙个人主义就被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所代替，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成为近代中国启蒙与西方启蒙的一个基本价值分野。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不必然地构成矛盾和冲突，启蒙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在“个人”重心和“国家”重心之间滑动，这就是近代中国启蒙价值追求的鲜明中国特色。正是因为启蒙和启蒙者价值追求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启蒙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是这一价值追求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充分利用现有史料，力求在老资料中发现新的线索并予以运用。全书以史立论，较全面梳理启蒙（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启蒙的角度研究广东早期党组织的各方面工作及其历史贡献，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所具

    有的启蒙意义，探寻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早期党组织创建的密切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启蒙与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活动，可以进一步把握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社会条件、阶级基础、思想文化渊源，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纳入启蒙的视野，考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即从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角度研究早期党组织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对于深化党的创建史研究也是有意义的探索。总体上而言，《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是这方面研究尝试的一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