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谷林先生（1919—2009）留存于世的信札颇多，已见出版的有《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爱书来》，但恐远非其书信的全部。近见陈原先生（1918—2004）保存的谷林信札八通，一通写于1979年，另七通写于1994至1998年，娟秀的字迹透出不疾不徐如谈话般的萧散爽适，凝结于信笺的是浓浓的书卷气和超拔的古意。这些信札陈老生前未见公开发表。如今两位老人都已故去，陈原致谷林信暂不可见，但遥想他们写信与读信的场景，总涌起一种温暖的情愫，依稀看出两人的文字往还，以及不限于纸上的笔墨交道。
一
谷林原名劳祖德，生于浙江宁波，“谷林”的笔名是借其女儿之名。他与陈原相识的具体时间未见有文章涉及，据谷林自述，他1954年秋由新华书店总店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先后任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出版三处副处长。陈原1957年从人民出版社调入文化部出版局任副局长，可知他们有多年同事之谊。“文革”开始，他们被编成一个劳动小组，“一帮一，一对黑”，1969年一同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扫厕所，扫食堂，搬白菜，运黑煤。陈原1972年6月从干校回京，分配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机构；谷林1975年返京，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文献整理工作。他们再次恢复联系，从谷林的信推测至迟是1979年。
1979年8月，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恢复独立建制，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其随笔集《书林漫步》也由三联书店重印出版。他托同事先送上书和信，打算国庆节去看望谷林。谷林9月25日回复：
昨天是我的姑娘二十一岁生辰，恰好王栋同志带来《书林漫步》。全家特别高兴，我和女儿一起读了来信，欣赏书的封面设计，我自然免不了要讲一讲这本书在十年前的遭际和一些批评家的逻辑。这也是“书林”，但不是林荫大道，倒是有点“曲径通幽处”之妙罢了。
陈著在“十年前的遭际”，指《书林漫步》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谷林显然知情，所以讲给女儿。他对陈原将“登门拜访”当然“恭候光临”，但又申说时间不便——家中接待远方来客，他约好节后半个月见面，详细交代乘坐的交通路线，见其周到细致。
陈原拜访谷林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以当时境况推测，他们交谈的话题离不开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陈原作为主编，除审读重要文章外，还负责签批清样，主要编辑工作由副主编史枚承担。所以很有可能登门请谷林为《读书》作编外校对或评刊。谷林1996年6月致扬之水信说他“与《读书》的创办诸公算是老熟人”，“每月给《读书》看一遍清样”，当从这次拜访开始吧？陈原为谷林《书边杂写》作序称，“自从《读书》创刊之日起，我的心就常常不平静，不是这个小小的刊物烦人，不，是因为它处在艰难的时代，不说你也明白的。然而谷林却全然不顾这一切，他迷上了《读书》。他一丝不苟地读着《读书》，做义务校对，义务编辑，义务评论员，一直发展到写补白式短文”。
谷林的“义务”劳动得到丰厚的汇报，他与《读书》杂志最终互相成就。他说自己“居近《读书》编辑部，如处春明宅子”，得益最大的是成为《读书》的作者。查阅该杂志发现，1979到1999年间，共刊发笔名和本名的补白及文章，谷林91篇，劳柯24篇，劳祖德8篇,总篇数超出金克木（104篇）和黄裳（100篇）。
在为《读书》写短文字之前，谷林很少发表文章。他说：“我二十以前很羡望成一个文人，机缘不凑巧，也没能如愿升学，解放后在出版的圈子边际绕行，事务纷繁，竟一字不曾下笔，现在看来，可谓洪福齐天，历次运动，概未沾边，直至文革，否则必面目全非，甚或墓木早拱矣。”（1997年5月24日致止庵信）谷林的“被发现”源自《读书》“助推”，也与其修养和学识有关。他自幼爱读古诗词，多年文字濡染尤其与周作人的翰墨往还，深受知堂散文影响，又以十三年之功勉力整理《郑孝胥日记》，积累了深厚的学识。他曾叙述在干校与陈翰伯、陈原“共案桌”关于“阅读词典”的交谈：“有一天，我偶说闲杂，起头毫没来由地开讲称：‘我们’经常不查词典……，翰伯抬起头来，面向陈原，一笑，打断我的话柄，插嘴云：‘我们’倒是经常翻查词典的……”（《书简三叠》第147页）谷林当时大感狼狈，“虽则捱了记闷棍，实在受教非浅”，从此渐亦词典不离手，甚至把缩印本的《辞海》书根也磨破了。博览群书，吸取众家之长，使他在名家云集的《读书》作者群中，文风独树一帜，喜欢者众。其第一部随笔集《情趣·知识·襟怀》198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与陈原的《人和书》同列入“读书文丛”，第二部散文集《书边杂写》1995年出版。从此，很多人借用“书边杂写”为文，成为爱书人品书、读书的题目。
二
《书边杂写》是陈原作序。
谷林开始并不知道请陈原写序，在回忆出版经过时提到：“我缴稿时无序，脉望问我道：‘如果我代你求得一序，你反对吗？’我岂能那般狷介，拒人千里，自然就接受了，但事先既不知求自何方尊者，也没有得窥真经。我因胃肿瘤切除手术住院，脉望惟恐意外，此书乃提先当做此辑的首种抢印了出来，并亲送来至病床。”（谷林致沈胜衣信）
陈序写于1994年7月22至23日，题为“二合一：无题”。作序的原委是：
忽一日，为一套新作问世而奔走呼吁的脉望，匆匆来到我的斗室，把两帙原稿往我桌上一放，说：“请你翻翻看，能不能写两节类似《黄昏人语》那样的东西。”她用的是“你”，而不是“您”，使我连一句客气的推脱话也说不出口，只好听从她的命令：“翻翻看。”
“脉望”是“书趣文丛”的总策划沈昌文、陆灏、赵丽雅（扬之水）等人的笔名。在谷林和陈原之间牵线的是赵丽雅。陈序原为谷林和施康强二著合写，因对谷林个性的精准概括得到众多书迷的喜爱。序中说：
谷林是个书迷。书迷者，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天下第一号傻瓜。……他受了难，可他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但从此他就降到“牛鬼蛇神”那一档……
请注意，“为书而死”“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并非简单的陈述句，个中埋藏着一个沉重的故事，但很多读者并不知情，仅作字面理解。谷林曾给朋友透露，“引用者都一本正经地把它看成赞美书，于是一起参加歌颂，我自然不便出头露面来申说”。
他欲言又止，未将之具体化、细节化，想必是未到吐露全貌的时机。2002年1月30日致沈胜衣信接着两年前的话头，打开回忆的闸门，完整地叙述了“发生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的事：“那一天，开完斗争会，我照常回家，心里极为平静，既无恼怒，也无悲哀。一家子吃完晚饭，收拾完毕，也就准备分头就寝了。”但他打定了结束自己的决心——当然是“未遂”——他目盲的儿子听到了厨房的异常声响，摸索着打开厨房的门，惊醒了家人，把他及时送到医院，终于救治过来。
这就是陈原序中“没有听从死神的召唤”之由来。
一般读者，谁能想到“为书而死”四字背后藏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呢？谷林选择此时说出，是因陈原此时“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者经月”。现实与过往令他“言之黯然”，赋诗一首：“倏忽浮沉身各散，平生胶漆念常悬。名根自笑洵难断，夜梦从君在日边。”其悲凉心境让人想起李白“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的意韵，感受到他对友人惺惺相惜的懂得和深切的挂念。
对陈原慷慨作序，谷林借用自己为张中行作序得到的“谢助威”表达感激之情。1994年12月24日向陈原写信问候，从读序的校样说起：
“编辑部在编目录时，又在题后加了两个字：代序。我看初校样，总觉得安排得不太妥帖，就是说，又加括号，又加破折号，自然还应该署名，一行挤不下，如何留空？我也想不出好主意，只能作为疑问提出来。这次看二校，对校样仍难满意，算是一个悬案，搁在那儿”。
妙的是，他从编辑赵丽雅提出“最好是自己校”之“最”字，引申出“最后的晚餐”之“最”，生发感慨：“88年底即出第一本小书来，送了不多的几位交旧，过了六年，竟有三位已成古人，再过六年呢？”然后呼应圣诞节问候友人健康：“真希望打开电视机能看到教堂里在做大弥瑟，能看到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男人或女人合唱《欢乐颂》”，别有一番韵味。
陈原接受了“代序”二字，1997年收入《陈原散文》书中，改题为“无题——‘二合一’代序”。谷林收到寄赠的《陈原散文》，1997年6月29日写信再次表示感谢，“重为鼓吹，不胜欣幸”，同时给老友分享了南北读者对陈序的反馈：
曾经在南北见到三则对《杂写》的短评，都在文中引了“为书而生、为书而死”八个字，似乎作者于书的“一往情深”，很使他们感动。最后，又有一位楼肇明先生在议论“老生代”的散文写作时，提到我，竟说我有“为书籍的一生”。这很有意思，一个语言学家用普通口语写成的文字，仓促读过，得到的却是“别解”。我因此，不免对自己的阅读能力也意抱怀疑。
信中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陈原的镜头，“声容俱佳，感到安慰”，指陈原1997年6月应邀到上海参加“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暨香港回归图书展”活动，在书展举办的“中国出版：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报告会上作学术演讲。从“一切如常，不劳垂念”来看，当是收到陈原问候的信，“因作此笺，以宣葵向之忱，并申谢意”。
用典和古僻词是谷林书信的特点，读过《书简三叠》的读者应有会心。这里使用的“葵向之忱”，化用唐代元稹诗“葵心倾兮何向，松影直而孰明”、宋代苏轼诗“望穷海表天还远，倾尽葵心日愈高”，表达自己向往思慕的心情。
谷林因年老多病的现状，对前人所言“老病难为乐，开眉赖故人”自有一番解读，对友人健康的关注和祝福愈显真诚。1995年9月10日致扬之水信末，一连三问，“有陈原消息吗？他健康吗？在北京吗？”透露其欲知老友近况之急切心情。其实，他一个月前曾给陈原写过信，对照着读也颇有意思。
柏公：
前些时见丽雅，向她问起你的健康情况，她说，好像不错，但情绪不太好，并转述你的话说：好些熟人有病——其中包括你。
这使我很感动。
后来，大约在一次什么会上，子明见到你，回来告诉我的，又是你的怀念，还说要给我两本书。在这之前很久，也是在一次会上，他已碰见过你，归来就说，你将约他和我前来喝茶。我们等了许久，没有等得电话，真是傻，为什么不照诗人说过的做：如果春天不来，我就赶去和他同住！遗憾的是，我以后就病了。
……
至于书，仍是想望，可否在有便人可托时请代交邮寄下，也许不止两本了。邮寄不挂号，据经验也不至丢失。
衷心祝你健康——包括身体和情绪！
祖德上九五、八、十二
信开头称呼“柏公”，是陈原友朋书札中见到的唯一使用的称呼，源于陈原四十年代使用的笔名“柏园”，八十年代在《读书》开专栏使用“柏元”笔名，想必谷林比其他人更熟悉其名。而落款用原名祖德而不用笔名，体现了对陈原的敬重。信中“子明”指倪子明，曾任三联书店总编辑，《读书》杂志副主编，与陈原和谷林都相交颇深，陈原常将二人并提，如1996年9月3日给沈昌文信提到，“寄劳祖德的书两次均退回，也许是我把住址搞错了。能否请你们那里就近送一下（子明的书亦在内）”。子明与谷林衡宇相望，来往频繁。谷林与《读书》的工作联系，基本上都由他交接。退休后他们常在一起谈书谈报，还充当信使，送书送刊，所以谷林致友人信中提及子明最多。
三
谷林的确达到了陈原描述的“书迷”境界，对书爱得真切、爱得痴迷，尤其珍爱朋友送的签名本，所以曾给朋友抱怨借书产生的小烦恼：一李姓朋友“先要我寄一种陈原的新书给他，但未说书名，很可能是他见到‘火凤凰丛书’的广告了，但其时我自己也尚未见到《黄昏人语》，因之寄了《我的书与人与事》给他。他看了甚感兴趣，又来信要借《书林漫步》及其续编，还有《记胡愈之》”，“陈原三册书均由作者签题，我保存得很好，寄去后时惴惴”，担心“寄还时倒角卷页，颇损书品”（1996年5月25日致扬之水）。也是爱屋及乌吧。
陆续接到赠书，谷林投桃报李，撰文评论陈原的《书和人和我》与《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他别开生面，不从内容入手，而从“辅文”分析，见其特别着意之处。他为两书的“献辞”“触目动心，宛若苍莽之气带来了一阵薄凉嫩寒”，文中指出，《书和人和我》卷头空白页居中的上端题了八个字“书和人和我献给你”，版式别致，用宋体新四号字分排三行，构成一个倒竖的小小等边三角形，每边约长两厘米。他似问作者：末行孤零零一个‘你’字，透着亲切，‘你’是谁？三角形洞明的中心是不是隐含着一个谜？《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献辞页正中印有三个外文字母“ToU”——他又产生疑问：大写的U还是那个‘你’吗？笔道很细，显得墨色浅淡，是不是如此方合宜去点染缕缕的深情密意？真难捉摸，真费思量。”（谷林《闲览杂记》，见《书城》1997年第6期）
谷林还把读后感与朋友分享：
承陈公厚爱，源源赐寄大作，已积存一大摞。虱多不痒，看不过来先且堆着吧。但挂在心头的是一笔情债，又觉得沉重得很，时时缠绵缠绕于梦回之际。晨夕即抽出来翻检一阵。《书话》中《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于首节切实嘉许后，第二节劈头写道：“如果书中没有充塞着过多的廉价感叹，那该多好啊。”真是大快人意。接着举例言之，结尾论证明快：“一段真实的材料，往往比十段廉价的议论或赞叹更能打动人。”一篇字数无多的评议，写出对作者无量厚爱——“又慈祥，又严厉”（这是《书林漫步》里的一个篇名）。（1998
年12月15日致扬之水信）
“大快人意”四字，真乃英雄所见略同。他读陈原赠的《记胡愈之》，“看了很动情，却又忘掉自己该如何着笔。想接着读陈公的书”，于是发现“失校处”，特别提出来说道说道，正可见其读书严谨认真的态度。如书中“爱罗先珂”一章，年龄前后有误，“阅后很想摘报陈公，以备再版挖改，但是颠三倒四少闲情，不知要拖到哪一天。又想，出版社对重印工作也未必安排得很紧凑，似无着急之必要……”出于这一考虑，他给陈原信中并未指出这些“失校处”。
1998年新年伊始，谷林收到陈原赠书《对话录：走过的路》后即书一信。
柏公：
昨自子明处分惠到小书一册，欢喜、拜谢！谓之“小书”，出诸貌相，也是实话——实话者，乡下人的俗话也。如果遵照公文程式，则理当敬称作“大著”，入手已黄昏，即刻坐在灯下展读，从头读起，到第二天，就不免疑惑起来了，因为柳凤运这个名字很生疏，而其吐语遣辞则十分熟识，以为客主一体，乃乌有乡之无是公子耳。于是先看后记，方知对话全文，曾经“字斟句酌，删削润色”，则如出一手，自属当然。尤为欣然者，知有语言学全书三卷即将杀青，必荷见赐，可细细拜读也。
我入晚即困顿不胜，早睡久成习惯，书遂暂置床头，中夕醒来，例服安定半片，而此夕服药无效，探手取书，以之催眠，岂知催眠复不成，于是一径看下去，直至东方渐白，全书卒业。破去三更睡眠，胜得今日昏蒙。您说，感谢这本书呢？嫌怪这本书呢？
我长久不看《辞书研究》和《中国语文》那两种杂志了，以前喜欢乱翻，无非既有闲钱，亦多暇晷，完全不是为了做语言学的学问。如果说可惜，所惜是任何一种学问都不曾钻研，忽然行年八十，炳烛余光有几，悔已无及，也就不悔，依然任性闲览以乐月日焉乎！因之，见到第8页上的脚注，分外高兴。
久不相见，每以起居为念，只因出门不便，未能趋候为憾。得读新书，喜慰有在纸墨之外者，率书数行，以申新岁新春之祝！
祖德上言九八年元月十日
《对话录》确是“小书”，加上目录不到百页，文字仅三万字。谷林将读此书的过程如实道来，尤其连夜通读后那句“您说，感谢这本书呢？嫌怪这本书呢？”情致宛约、风趣昂然，亦情语也。信中“第8页上的脚注”指陈原翻译的《我的音乐生活》与《柏辽兹》《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列入“爱乐丛书”，即将出版，他“分外高兴”，一为老友出三本新书，二为自己能得到赠书也。
几个月后，陈原约谷林见面，这从谷林1998年4月12日信可知，他描述这次见面“匆匆未能稍倾积愫”，颇有苏东坡“别后乃积千万言”的况味。
柏公：
上月廿七日一晤，匆匆未能稍倾积愫，但望见颜色，略聆音息，觉得精力未减往昔，私衷殊引为慰。归来候所盼赐书，竟逾旬始得，亦未及向子明查问由何处转递，致延伫如许。原来以为只是两种，不承望居然多出一本《柏辽兹》，细想广告上必应同时宣示，足见是心粗眼花，仍属黄昏色相，无可奈何。《我的音乐生活》这次是入藏此书的第三回了，初版本是从书店里买来的，当时此身犹未隶属于阁下，书却是整本读完了。子明自疑不懂音乐怕看不了这两种，我即以曾读过此册而宽解之。印装质量大有进展，亦可喜。只是前赠的重印本没有找到，记不得被谁拿走了。检点阁下的著撰，我大约有了全部的签名本，堪推传家之珍。只是不卜十岁的外孙他年乐于消受否。日前阅黄裳《故人书简——叶圣陶》篇，引圣陶老人收到毛边本《金陵五记》一书复信中语云：“即将全册徐徐裁开，此裁书亦为一乐。至于听受，须待有人得闲乃可，已成习惯，不亟亟矣。”自幸尚能目接，但也已越看越慢，颇虑“听受”之期日逼，故并叮咛小外孙他年须破费功夫为姥爷诵诗书也。收到赐赠，理当回话，此笺聊充回执，以为较通电话可增添几句闲言语稍泻孺慕耳。敬颂时绥！
祖德拜上，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我的音乐生活》是陈原翻译的柴科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通信集，1948年出版，1950年重印，所以谷林说他买初版本时，“此身犹未隶属于阁下”，他把陈原相赠“全部的签名本”，“堪推传家之珍”，无疑是对老友最大的褒扬。陈原1979至1998年二十年间出版了二十多部书，涉及语言学、出版、人物传记、散文随笔、音乐传记等。谷林收到赠书，把回信当作回执，“较通电话可增添几句闲言语稍泻孺慕”，也是谷林的个性使然。他曾对扬之水说：“陈原老人赠书，子明与我各得一分，子明当日通一话，我则三日致一札——所谓三日，非写作之难，盖计及邮程也。不能也换成电话吗？不能，一换就像无话可说了。”（1998年7月22日致扬之水）在他看来，电话确实快捷方便，但不及书信表情达意的含蓄婉转。“三日致一札”，世间也少有他这样老派人的认真庄重。
未几，谷林又收到陈原寄来的《贝多芬：伟大的创造性年代：从〈英雄〉到〈热情〉》，当然复信叙旧。
柏公：
上月初刚受赠三册印装俱佳的书，这个月开头第一天，又得到一册，查版本记录，此次在近年一套的书中印数大增，不知是因为贝多芬的声名震人，还是前两种供不应求，销行榜上居前列，总之可喜可贺，而尤当道谢。
贝多芬我只有一册傅译的传记，罗兰的译本，我以前收罗过，文革以后，就只有一本傅译《传记五种》里的那些儿了。前年底买了一本《莫斯科日记》，一直企盼出版社会趁热闹也把纪德的《苏联归来》配套印出，却至今没有音讯。“日记”翻了翻，没有看完又搁下了。退休九年来，购书很少，但架上有待补读的存书却很多，这回罗兰的书便有了三种，但还是不敢下决心，争取一鼓作气用整月时间把三册连续看完。女儿从婆家归来，说奶奶问我小外孙：你姥爷一天到晚没事儿闲得发慌吧？小外孙说：不，他看书看报做作业，一点没空！小外孙的观察如此，而我则报纸也多看不完，积压在床脚后。以前原是“慢拍子”，如今则是荒腔走板，真不知如何是了。专谢，敬颂身笔两健！
劳祖德上 98-05-05
文字恭敬得体，温煦宜人，围绕“书和人和我”的话题细细道来，楚楚有致，毫无敷衍之词。谷林曾言，“文章是做出来的，书信则是‘泻’出来的——不塞不止也”。读其书札，正如他说“声口宛然，一目了然”，细细品味，又觉辞质情深，心绪宁帖，正所谓见性情，见人品，见学识。陈原描述谷林“是宁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无法形容的”，这知人之论，确从谷林信中得到印证。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