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南太平洋的生态适应性

    自1986年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出版《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之后，几乎所有思考全球移民迁徙、物质流动、生物交换的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在此书的阴影下写作。大部分历史学者发觉这是把如此舒适的大伞，与其走出荫凉，曝露在烈日、风雨之中，莫若托庇在此伞下，制造一部部个案研究，从此处或者彼处印证“生态帝国主义”的逻辑。当然，也有史家发现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无法为此伞覆盖，因此，他们渴望走出“生态帝国主义”的遮蔽，寻找新的全球生态演化的书写范式，约翰·麦克尼尔（JohnMcNeill）的“库克大交换”是一种尝试，格雷格·库什曼（GregCushman）的“新生态帝国主义”是另一种。前者意识到克罗斯比的“帝国主义”仅仅在大西洋两岸蔓延，即使克氏并没有忽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处在“新欧洲”生态构建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但是在克罗斯比的叙事中，这些位于太平洋的大岛仍然仅为来自大西洋的生态力量所改变，没有关照在库克船长之后，生态的流动同样发生在太平洋之上的一层层跨越。库什曼同样在强调“库克交换”，不过，在物质性的交换之上，他将“生态帝国主义”的叙事向时间、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纵深处推进，询问欧洲的生态大胜利之后又如何的问题。他回答道，当生态的力量为殖民者披荆斩棘，消灭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土著物种之后，资本的力量同生态力量携手展开新一轮的“生态帝国主义”。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的作者费晟无疑谙熟从克罗斯比到库什曼的学术脉络，而且将之巧妙地化入对华人移民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拓殖研究。但是，这部关于一群“天朝客”在遥远“黄金国”的生态经历的历史并不满足于成为任何理论、概念的个案研究，也远不止于为“库克交换”与“新生态帝国主义”，或者此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资源边疆，加入一个中国视角，即使这个视角本身十分重要。此书的意义也不仅在于它让中国读者了解“在山的那边和海的那边还住着一群‘邻居’”（p.21），固然此书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叙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史学界的知识空白。同样，此书的妙处也超越了它所带来的愉悦阅读感受，每每令人莞尔的诙谐写作风格。在此书充满画面感的细节描写中，清晰地凸显着作者本人在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野心，归结而言，这一野心体现在该书对外来移民的生态适应性与本地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妥协的讨论之上。费晟言道，如此讨论“在于提醒学界，同一向度的生物交流与同一块资源边疆的创造中，包含着多元文化移民的努力”（p.17）。

    在克罗斯比之后，历史学者很难在新物种的引进与侵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地生态系统与文化体系这样的论述中，再次发现真正的新鲜之处；而在唐纳德·沃斯特、威廉·克罗农等人之后，关于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也已成为某种意义的老生常谈。那些站在欧洲与新欧洲视角观察新大陆与新海洋变化的历史学者，即使在其论述中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进步史观，尊重生态与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反思这些他者在打造新欧洲的过程中罹受的苦难，他们仍然倾向于将改变或者破坏的力量归源于欧洲，如此，在微生物、植物、非人动物和人构成的旅行箱生态圈扩张、占据，甚至取代旧有生物圈之后，便是资本主义大显身手、远近披靡的时刻的到来。但是，如果走出（新）欧洲视角的圈囿，则会发现，在生态力量与资本力量之间存在着另一种改变新大陆与海洋生态的重要而持久的力量，此力量承继着古老的农业社会传统，也表达着根本性的生存渴望。它在生物与资本力量的间隙中发生，但是这种间隙不一定是时间上的间隙，换言之，它并不必然后于生物性力量而先于资本力量发生。更有可能的是，这种力量同生物性力量与资本力量并存，共同塑造了新大陆与新海洋的新生态与文化。

    在《再造金山》中，费晟将此力量称为生态适应性。在生物学意义上，所谓生态适应性有三重含义：其一，它所指的是一种动态的演化过程，有机体通过这个过程提高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其二，它强调是一种有机体在演化中所达到的适应的状态；其三，则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单个有机体演化而来的生物特征（性状）。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人类无疑需要在生物学意义上不断调整自身的性状以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是，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其生态适应性不仅发生在生物层面之上，同样发生在文化层面之上。只有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的适应性，对人类而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不同文明的漫长演化历程与生物体及其生物圈的演化历程之间发生了重合。

    关于从哥伦布以来的新大陆、新海洋的叙述，往往从自然的“丰裕”开始，《再造金山》也不例外。在此书的第二章，作者描述了一片蕴藏着巨大财富的广阔大洋，海参、檀香、海豹成为“库克大交换”中连接中国与南太平洋的最初物种。这是典型的奢侈品贸易，在它的实践中，无关乎所谓生态适应性的技艺与调整，而是赤裸裸的对自然财富的掠夺。中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不是成千上万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普通农民，而是饫甘餍肥、身裹皮裘的官宦贵族，他们的需求对遥远腹地的生态变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此，此书仍然有可能变成发生在陌生地区的熟悉故事——贪婪而富裕的消费者为了某种原因，或者是对身份、地位的标榜，或者是对某种本地知识的迷信，在技术的加持下耗尽自然的丰裕，自己对此生态上的遥联现象却一无可知。如此故事当然值得环境史学者将之放入不同的地域与时间中反复讲述，因为每一处特定地区及其所处的历史阶段，都会为此故事带来独特的趣味，令人类同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演化进程呈现更为完整的图景。然而，这样的故事不足以拓展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在学理层面的思考。正是在此章的结尾处，《再造金山》中的整个南太平洋的生态网络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丰裕”不再是人人向往的新金山的生态现实，“匮乏”成为全书的生态底色，也成为那些华人移民不得不以适应的姿态在异域打造家园的生态理由。从这里开始，这部书讲述的故事不再熟悉。

    当海参、檀香与海豹渐渐被奢侈品贸易所吞噬之后，此书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展示了一层又一层的生态匮乏。当然，所谓匮乏，是对希望利用该处资源的外来物种，特别是移民人群而言；对当地丰茂的桉树林、丛生的金合欢与银蕨、奔驰如风的袋鼠、羽毛鲜丽的大鹦鹉这些本土物种而言，在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丰裕之地；对在彼处生活了数万年的澳大利亚土著，或者数百年的新西兰毛利人而言，这两个大岛也足以为他们适应性的生存策略提供充足的资料，支持其繁衍、演化。然而，对19世纪的新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来说，当他们带着对丰裕的美好想象，离开人稠地贫的珠江三角洲，来到茫茫大洋中的这片大陆时，等待他们的是冷峻的匮乏。有时，匮乏完全在乎人力的结果——海参等物的消失便是如此；有时，它是一种在复杂的权力网中表现的虚假匮乏，亦即是说，当一种资源为一个群体所垄断，对其他群体而言，这种资源成为稀缺的资源，这样的匮乏在澳大利亚广袤的荒原上比比皆是，也是《再造金山》中一再书写的匮乏。但是，更多时候，它是一种真实的匮乏，一种面对某种关键性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匮乏。对澳大利亚而言，此种关键性资源是水；而对新西兰而言，则是平坦而适宜耕种的土地。

    当这些初来乍到者面对如此匮乏时，聚敛的梦想变成生存的挣扎，从自己所来之地数千年的匮乏中积累的各种生态经验开始在新匮乏中显露身手。无论是他们作为权力上的弱者低调而狡黠地运用的不合作反抗，还是他们作为矿工与菜农在土地上利用稀缺的资料实现的水利设施、淘金手段，或者农业技艺，都是数千年来世代生存于土地之上的农民面对特定自然环境所做的适应、调整与改造。如果说，克罗斯比所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沃斯特等人反思的“资本主义”都是以一种强行的，甚至暴力的方式，中断其侵入地区自身的生态与文化演化历程，破坏性地创造新的生态-文化系统；那么在费晟笔下的珠江三角洲移民在最初的数十年间，则是在适应性地寻找、改造容其生存的生态位，延续自身的文化。

    这并不是说，与欧洲移民相比，华人移民在人性上更少贪婪，对自然更加热爱，而是指当一种强势文明已然开疆拓土之际，处于夹缝中的新移民势必在文化与生态上采取更具有弹性的适应性策略，以谋求生机。这也并不意味着如此活动不会带来对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显然，费晟虽然对华人遭受的歧视与迫害深为同情，他却无意塑造全然无辜的受害者形象。事实上，《再造金山》中一个重要主题便在于强调异于欧洲文化的力量通过采矿、种植等活动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原生生态系统中森林、水源、土壤、动植物的巨大影响。如同在任何时代与地域生活的农民，那些“天朝客”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改造原生自然的活动中，在他们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努力令环境更加适应他们的生存。

    因此，在《再造金山》中，发生在文化层面的生态适应性不仅在于华人继承性地改造其传统文化以适应其所直面的生态匮乏，也体现环境在演化的进程上，对生活于其中的优势物种所创造的文化进行的调适。如此双向的适应是否是一场成功的尝试，或者是否有可能成为一场成功的尝试？《再造金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并非是此书所着意回答的核心问题。此书力求揭示的是，在一个不同于既往叙事中的新大陆，一个不那么丰裕、那么友好，甚至于匮乏的大陆（岛）中，一个不同于欧洲移民的群体如何运用传统智慧适应环境，谋求生存，继而改变承载其活动的生态系统的过程。它为环境史的移民撰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新旧生态帝国主义的可能路径。至于那些移民，当他们由适应性地采摘森林中生长的木耳变成砍倒森林，建立牧场，批量生产黄油，再转而回到故土，建立现代百货帝国时，他们同样成为资本力量的推手，在一片他们曾经经历的生态匮乏的土地上建造了一个资本与技术的新金山。但是，关键性资源的匮乏现实并没有改变，那个曾经滋养无数本土物种的丰裕世界却渐渐消亡。这座新金山能否延续，延续多长时间，或许将成为讲述新金山的21世纪历史的核心问题。

    （《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费晟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