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章梫

    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直隶（今河北）天津人，清季翰林，北洋政府第四任总统。才高学博，诗文俱精，兼工书画，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

    徐世昌与章梫有师生之谊，徐世昌称章梫为“门人”，章梫亦自称为“门下士”。章梫（1861—1949）字立光，号一山。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浙江台州三门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纂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总纂，兼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提调、监督，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提调，邮传部交通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学部图书局行走，邮传部丞参上行走等职。清亡后隐居津、沪，闭门著书。

    徐世昌与章梫的师生关系始于1904年章梫参加甲辰恩科考试时，徐世昌恰为阅卷大臣。据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记载：“甲辰，五月，廿九日。晨起，奉旨派甲辰科朝考阅卷大臣。进内，在仁寿殿南配殿阅卷。蒙恩赏点心，赏克食，赏饭，赏果品、奶酪。”贺培新编《徐世昌年谱》亦有记载：“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八日奉派甲辰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次日又派复勘会试试卷，二十九日奉派朝考阅卷大臣。殿廷考试向皆注重楷法，公则以文理为准，所取皆知名之士。”甲辰恩科会试顺应时势，废除八股，改考史论五道、时务策五道、经义五道。会试第二场是时务策，共五道题，第一题大意是：设立学堂有三种宗旨：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这三种哪一种为最急？章梫赴京会试前在上海澄衷学堂任总教、校长三年有余，洞悉国势，精通教育，论述起来得心应手。考官在其试卷上荐批：“第二场首篇，于国民教育之宜急，与大学专科实业学校不得不从缓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论推广国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课程、学制，万缕千经，了如指掌，知作者热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于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观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实可行，非刺取浮词、支撑门面者可比。”（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9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章梫在此次会试中，以“经义赅洽，论策纯雅”高中进士，章梫由此进入徐世昌的视线，两人渐有交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初八日，徐世昌在日记中记述：“门人章一山（梫）、黄次畲（瑞麒）约宴集，散后到赵智庵处久谈，桂辛亦往。”光绪三十五年（1909），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章梫颇得徐世昌赏识，被授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兼交通部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章梫喜好帝王之学，尤为崇拜圣祖康熙，认为康熙之治冠于“百王之治”，于是汇集各种文献史料，分门别类，精审细择，几易寒暑，编纂成皇皇巨著《康熙政要》。徐世昌欣然为之作序，称赞“章检讨梫，绩学深思，覃于掌故，仿唐史臣吴兢《贞观政要》之体，为《康熙政要》。卷二十有四，目四十有二，择精语详，使二百年以后读者，如见先正王氏熙、冯氏溥、李氏光地诸臣，一堂拜扬之盛。盘庚高宗之书，假乐卷阿之诗，犹可得其仿佛。”署名为实录馆总裁、经筵讲官、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徐世昌。一同作序的还有赐进士出身、前军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臣瞿鸿机。

    辛亥之后，章梫避隐不仕，流寓上海、天津、青岛等地，以遗老自处。1914年，日军侵占青岛，章梫南下回归故里，后为生计所迫，移居上海。1915年4月，徐世昌来函敦请章梫到清史馆任事，章梫尊奉“一臣不事二主”古训，托病未允，他在回信中说：“尊意敦促速到清史馆，述赵馆长期盼之殷，均所钦感。此次聘椷昨亦收到，梫病多时，不克应馆长之招者，尚有历史……今复寄来聘椷，重以师名，本不敢辞，特病未能行，致孤盛意，深自悚歉”（章梫《答呈徐太保》，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9页）。自1922年5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徐世昌退隐津门，以书画自娱，著书立说。1930年，章梫北上息影津沽，两人之间来往始为密切。该年7月14日，徐世昌在日记中记述：“十弟偕章一山（梫）来谒，十余年未见矣，谈良久。”1935年，徐世昌遣弟徐世章来请章梫撰修《水竹邨人年谱》，因师生之谊，章梫慨然允诺。徐世昌退隐之后，恐来日无多，即有自撰年谱之念，1926年8月始即忙于草创年谱初稿。后因事务繁冗、精力不逮而暂且搁置，遂想求诸门人章梫，章梫也乐于促成此事。1935年之后，徐世昌多数时间用于审阅《清儒学案》稿本及章梫所撰年谱稿本，并时常同章梫会面，商谈年谱编写事宜。徐世昌的日记中多有记述：1935年11月20日，“门人章一山（梫）拟为修年谱，阅其所拟体例。”1936年7月16日，“章一山来谈纂辑年谱各事良久”。1937年12月30日，“阅章一山所撰年谱稿本，已成稿九巨册，已初校阅一过，其余稿尚未成。”1938年10月，《水竹邨人年谱》终于编纂完成。“水竹村人”是徐的别号，此谱原件为墨书绿丝栏稿本，十五卷，十册，本书封面题“此系初次写清本，公皆细阅，朱笔皆公手定，册内改字亦有用墨笔者”，“公”指徐世昌，即此稿本皆徐世昌亲自校读、修订，其编辑者署“门下士章梫”（字一山）。年谱自谱主1岁即清咸丰五年（1855），述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依据《韬养斋日记》及徐世昌或徐门弟子追述，详加叙录，翔实地反映了徐世昌生平主要经历，颇具史料价值。

    徐世昌与章梫过从甚密，除了因师生之谊外，可能还与他们共同的至交朱启钤（1872—1964）有关。章梫与朱启钤是儿女亲家，两人曾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共事，相交甚笃，孩子四五岁时就订下娃娃亲。1913年，章家四公子章以吴（为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与朱家二小姐朱淇筠正式结婚，婚后生下一子，初名章宏道，后改名章文晋（1914—1991），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而朱启钤因其姨夫瞿鸿禨的关系，得以结识徐世昌，成为徐的门生，徐世昌对其有“知遇”之恩。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世昌为巡察部尚书，督办警察，徐世昌向朝廷推荐朱启钤任北京内城警察总监，后任外城巡察厅厅丞。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世昌调任东三省总督，朱随徐世昌到东北襄助政事，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朱启钤和徐世昌两家也是世代亲好，朱启钤的孙子朱文榘，后与徐世昌的侄女徐绪玲结为夫妻。

    徐世昌寓居天津后，过着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他还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晴簃诗社”。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自信“深得书法中三昧，每日临池挥洒，分赠局以上官员”。其书法初学苏东坡，后钟情于孙过庭《书谱》，其草书尤精，讲究古法，善用折锋，劲健洒脱，津门各地留有多处他题写的店招匾额。而章梫除画之外，诗、书、文、史皆精，晚年尤好书法，“喜学李北海、孙过庭诸家”。以写碑笔法入草书，奇崛多姿，气韵高古。章梫常以《书谱》训示于人，与友人交谈，不论得意或失意皆劝人写字。其对孙过庭《书谱》用功之深，大概也是受恩师徐世昌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