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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傅斯年当年没有写这篇酷评，则马叙伦有可能在那晚决定陈独秀命运的聚会上，多少为其美言几句，如此陈独秀的命运或可改写。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当事者的经历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即便十分微小，也有可能成为促使其做出重大决定的催化剂。
1919年1月，傅斯年在其主编的《新潮》创刊号上刊发了他写的三篇书评，一篇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篇评马叙伦的《庄子札记》，第三篇则是评蒋维乔翻译的《论理学讲义》（逻辑学当时翻译为论理学）。先说这蒋维乔（1873—1958），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和佛学家，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蒋维乔就是教育部秘书长。至于这部《论理学讲义》只是蒋维乔绍介西方文化特别是逻辑学的急就章，并非其代表作。因此虽然遭到傅斯年的批评，认为“这部书是部无感觉、无意义、无理性的书”，但无损蒋维乔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我们重点要说的是另外两篇书评。首先，对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傅斯年给予很高评价，书评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莫之与京者，首屈一指之意也。纵观全篇，傅斯年对王国维的好评比比皆是，诸如“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犹难”“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以及“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等，都是如此。当然，傅斯年并没有忘记对王国维政治上的保守说上几句，“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但没有进一步评价，而是马上一转，“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
傅斯年对王国维著作评价如此之高，那么对于自己正在就读之北京大学的老师、德高望重之马叙伦教授的著作，又会怎样评价呢？且说这马叙伦（字夷初）彼时不仅为北大教授，也是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老友，他1902年毕业于杭州养正书塾，辛亥革命前即加入柳亚子等发起的南社。1911年马叙伦赴日本，在东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协助章太炎在上海创办《大共和日报》，并任总编辑。马叙伦1915年即入北大任教，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辞职南下。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及他力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等事，就是他和另外两位浙籍同乡沈尹默、汤尔和等共同促成。而蔡氏赴任北大不久即聘他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于是马叙伦1917年暑假后重返北大。马叙伦精通老庄之学，尤善佛道比较，此外他还是著名书法家、教育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首任教育部部长。总之一句话，在傅斯年尚为北大学生之时，马叙伦不单是北大名教授，而且是民国初年的知名人物。然而傅斯年对于马叙伦这部刚刚问世的《庄子札记》却给予严厉批评，与对王国维著作的好评相比，一褒一贬、对比鲜明，简直就是不给老师一点面子。
傅斯年对马叙伦此书的批评主要有三点。第一，此书抄录古人之说极多，却很少有个人见解，究其原因在于能力不够，既“不能多多发明，势必取材他家”，用今天的话说此书不是什么学术专著，至多算是资料汇编。看重学术研究中的“发明”即独创性，不仅是傅斯年的要求，也是彼时学术界的一致意见，对此笔者曾写有专文《发现与发明孰为重要》论述，不赘。不过傅斯年这里批评马叙伦的著作缺少“发明”其实也是他一贯态度，就在两个月后的《新潮》第三期上，傅斯年对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的批评，也依然是“这部书并不是用文学史的作法去做的，也不是一部著作，不过是小文学史的长篇，里面通是抄写的，不曾丝毫消化得来”这样严厉的语气。其次，傅斯年认为即便在马叙伦效仿魏晋名士有所发挥，也即“玄谈”（即理论阐释）之部分，也不过是滥用佛典，哗众取宠而已。傅斯年认为佛教和道教固然有异有同，却不可任意比较，因佛教本身即有多种流派且互有矛盾之处，若随意取之与老庄比较，只能遭人耻笑。至于马叙伦此书中还有和欧洲哲学比较内容，则更是荒诞不经，因为“欧洲哲学，不拘一旨，仅有极相反背者，遽以一物观之，必无是处”。应该说傅斯年的这些批评确实抓住了马氏此书的失误与不足。总之，傅斯年认为这部《庄子札记》“以效仿魏晋文词论，则先生道诚高矣，然而非所以语哲理也”，也就等于全面否定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不过，傅斯年的批评并未就此为止，最后还指责马叙伦此书有抄袭胡适之处：“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见之处，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如此指名道姓而又如此具体详细，显然是最为致命的批评。傅斯年并顺便指出马叙伦之所以抄袭胡适，是因为两人都教授《中国哲学史》：“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如果说傅斯年之前的两条批评还有些委婉，这最后一点就是毫不客气，简直就等于是把马叙伦剥光了然后告诉世人：看看吧，这就是那个抄袭他人成果者！
傅斯年的批评，实事求是说，从对学术著作的要求而言前两点大致不错，佐证就是马叙伦的浙籍同乡和北大同事钱玄同和鲁迅也赞同傅氏的批评。查钱玄同1919年1月11日日记，有“大学学生所办之《新潮》杂志第一册已出版，中以傅孟真、罗志希两君之文为最有精彩，傅评马夷初之《庄子札记》，罗评林琴南之翻译小说，都说得很对”之评价，其实钱玄同早在1918年马叙伦把自己的《读书小记》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开始连载时就曾表示不满，这不满在他当年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就变成了嬉笑怒骂的嘲讽文字，对此感兴趣者可以翻看《钱玄同文集》。至于鲁迅则在1919年1月1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这样称赞《新潮》及傅斯年：“大学学生两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后来鲁迅还专门写信给傅斯年，表示对《新潮》的支持。
且说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虽然彼时已因病退学返家，却对母校事情极为关注，《新潮》的出版更是令他兴奋不已。当年他在北大时与傅斯年同一宿舍，两人就多次讨论过办一个学生刊物之事，如今愿望成真，当然他要格外关注。而且对于马叙伦及其治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态度一致即给予轻视，查其1919年1月4日日记就有如下议论：“凡小家文人，小家学者，都是为捷径成名一语所误，不知若要成名，必无捷径可言。马叙伦一辈人，做什么《读书小记》，什么《校勘记》。什么《疏证》，他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不过他晓得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这辈人的结果，只是个绝物。因其与‘经上题名’的心理是很相近的，所以聊想及之。此辈人举世皆是，实也不值得一提。”也许因为是日记，顾颉刚对自己的老师极尽刻薄讽刺之能事。而且在他看来既然是“一辈人”，也就还有不少和马叙伦一样的学者不值一提。这些学者其实也不仅仅是那些思想保守的“国粹”派如刘师培、黄侃等，对于主张新文化运动者顾颉刚其实也有不满，甚至在日记中也腹诽过胡适和傅斯年的私德。不过整体而言，他基本上是对浙籍文人群体把持北大文科（主要是中文系和历史系）有所不满。只是他认为时机未到，他和傅斯年等尚未真正在学术上站稳脚跟，所以他看到傅斯年对马叙伦的批评后即写信劝告傅斯年不要锋芒太盛。此信《顾颉刚全集·书信集》没有收录，但在其1919年1月22日日记中有相关记录：“（致）孟真函中，劝其现在处人篱下，应有顾忌；俟此后本社脱离学校独立时，始可畅快的说去。《易》曰，尺蠖之屈，以求申也。盖为其诋马叙伦蒋维乔等。予视马蒋等已为绝物。而吾辈则日有进境，绝不与彼辈立在平等地位。我辈只须将正理去发挥，自然日出而爝火熄矣。即使不熄，视已熄者何异。”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日记中两次把马叙伦比为“绝物”，绝物者，绝无仅有之物也，此处指马叙伦等已是学术上无法进步、没有前途及没有生命力之“物”，可见马叙伦在顾颉刚心目中地位之低下。此外由顾氏书信可知两点，首先在如何对待老一代学者方面顾颉刚较之傅斯年似乎更有心得也更为圆滑。其次，对马叙伦等老一辈学者不满者彼时北大学生中当还有很多，顾颉刚即为他们的代表。
另一方面，也有人为马叙伦鸣不平，如梁漱溟就在该年1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撰文声称“今讲学者不为学术上按实之商榷，而漫为逍刺之文，是独不为大学遗羞乎？愿本校出版物今后不更有此事”。看来，围绕马叙伦此书之评价，不少北大师生表示出不同态度，其背后所彰显出的也许不只是师生矛盾或新旧矛盾那样简单。在读者方面，也有署名为余裴山者写信给傅斯年，认为他批评马叙伦的《庄子札记》“言语未免过直，况马君与胡适君同教一堂，尤不得不为稍留余地。爽直的性格，固然不可少，有时也要含蓄些。只要他根本的思想，不与我们十分的矛盾，我们又何必去刻苦他，使他下不去呢?”
当然，傅斯年此文所批评是否属实，还是要看马叙伦的《庄子札记》有无傅氏所指责之缺点，特别是马叙伦是否有抄袭胡适之处。对此，作为被告者的马叙伦显然最有必要给予反驳，何况作为老师被学生如此批评，又怎能不置一词？
我们当然不能确知马叙伦看到傅斯年批评文章的第一反应，但从他很快就写出为自己辩解文章一事还是可以证明他的不快甚至是愤怒。也许马叙伦已经等不及在《新潮》第二期上发文反驳（不过根据傅斯年的文章，至少马叙伦曾把反驳之文送给他看过），1919年1月18日至22日，他以连载方式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为自己辩护的长篇文章，此文除在开头承认自己以“大秦（即罗马）”指代整个欧洲的失误外，对傅斯年其余的批评“皆不敢闻命”——全部不承认。并为此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各分数点予以反驳，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
对于傅斯年指责此书抄录古人太多而缺少个人见解这一点，马叙伦认为这是由该书的体例所决定的：“札记私例，凡前人注释有可取者，即取列之，不复别下己见。故但作按语，云某说是也，某说得之等。既承认某说不下己见，则其所说理由证据与出于伦者无异。若更附解证，是重规叠矩，繁其所不当繁。乃为词费。”况且此书本为辅助教学，多列古人观点就是帮助学生省却查找之力，“傅君不察，此谓之辞费，亦何足怪”。而且马叙伦认为自己的著作其实就是以小学解《庄子》，所用主要还是乾嘉学派那套范式以及受章太炎的小学理论影响，以字义考证为主，解释义理为辅。应该说，尽管马叙伦此书的创见确实不多，但整体言傅斯年的批评多少还是有些过分，或者说他是以对纯粹理论著作的高标准要求来看马氏此书，自然也就很难满意。
至于“玄谈”也即此书的理论阐释方面，马叙伦主要是对如何把佛典和老庄之说甚至与欧洲哲学进行比较的问题进行解释，对此他的辩护多少有些牵强。除却他本人的学识受限外，也在于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楚，在马叙伦之前和他所在时代似乎也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傅斯年指责马叙伦的“玄谈”不过是哗众取宠，可谓直击要害。对此马叙伦辩解说，彼时研究佛学有两种方式，一为“一往归一，不求理解”，一为“探厥玄微，欲寻真谛”，而前者众多、后者极少，言外之意他自然属于后者。不过他也承认整体而言其“玄谈”部分确实有傅斯年所指责之病，但除却他个人“初涉未深”之原因外，还是归因于所谓的体例问题：“此书乃疏解之体，一以本文为依。文可分析，释难笼统。文本笼统，释难分析。”显而易见，这样的解释过于勉强。对此不妨拿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一比较，鲁迅此书乃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堪称双璧。其中既有大量详尽的考证，也有精彩深刻的论断，不少已成经典之论，例如对唐传奇特色的论述、对明清“人情”小说的论断以及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的分析等，至今仍为经典论断。不过胡适在看过此书上册后却认为论断太少，言外之意就是史料太多、个人创见不多。对此鲁迅在回信中这样回答：“《小说史略》（颇有误字，拟于下卷时再订正）竟承通读一遍，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对于胡适的批评，鲁迅是虚心接受，而且在下册也确实大量增加了文本思想艺术方面的阐释分析。如此再看马叙伦的辩解，就会感到他还是有些放不下“老师”的架子，不肯虚心接受来自学生辈的批评。
最重要一点是，对于傅斯年的“抄袭”说，马叙伦必须正面回答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不然他的所有辩解都等于废话。且看他的说法：“今姑退一步，作为伦已先见胡先生讲义而后下笔，则请先将鄙说与胡先生说详为一校，毕竟全同否？伦书未毁，有目共覩。”看来马叙伦对此还是极为自信，他并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对《庄子》的解释一部分来自古人，一部分是援引佛经进行比较，还有一部分则来自章太炎的学说。此外个别解释与胡适相似，则应为“英雄所见略同”，但认真分析还是有所不同。至于说通过看胡适讲义而抄袭其说，不过是傅斯年为了抹杀此书价值，才行此故意诋毁之手段。总之马叙伦指出，在傅斯年看来，马叙伦此书如果多列众人观点就是“词费”，如果给出自己的观点则被认为是抄袭——反正怎样都不行，对此马叙伦也只有悻悻地说：“伦实不能承君之盛意”了。最后，大概马叙伦实在是忍不住对傅斯年的愤怒，竟在文末以这样辛辣的语言告诫傅氏：“别有一言相诤，傅君妙岁力学，博闻多识，自此前征，定成名硕。正当稍含廉锷，并务浚□。若乃恣情纵笔，偶成差失，已足招弹。往复相申，唐费时力。”由此一段可见马叙伦已经认为傅斯年的批评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商榷，而是别有用心。他们两人在此之前甚至没有见过面，不料师生结怨竟由此而生，这后果也许他们都没有料到罢。
其实，对于马叙伦此书是否有所抄袭今人也多有考证，从现有研究看所谓抄袭之说应为不实之词。那么问题来了，傅斯年为何如此？为何要在《新潮》创刊号上就大开杀戒，而矛头所指又是自己的老师？
一般认为，这是由于傅斯年是鼓吹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马叙伦属于保守派阵营，傅斯年当然要给予批评。但要说思想倾向则刘师培、黄侃和王国维等更为保守，后者甚至因彼时还留着小辫子而被视为“遗老”，但傅斯年却“一码归一码”，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大加赞赏，对其保守思想却一带而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说是因为马叙伦的著作学术水平太差，则彼时比其更差者还有很多。况且马氏此书虽然创见不多，但作为研究《庄子》的一家之言还是有可取之处。何况毕竟是自己的老师，又何必如此不惜撕破情面？
看来其中还有原因，这原因如今被不少学者归结为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系或地域之争，也就是以蔡元培、沈尹默、汤尔和及章太炎弟子如钱玄同、朱希祖、沈兼士、周氏兄弟等为代表的浙籍文人，与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安徽籍文人的矛盾。就傅斯年而言，他本是山东人，在地域之争方面可谓中立。他入北大之初本来也是倾向于刘师培、黄侃等人学说，甚至被认为是黄侃的接班人。后来却突然转向倾心陈胡之说，成为鼓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大将，这转向因过于突然以至于让陈独秀都有些将信将疑。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陈独秀因周作人曾教过傅斯年而特意问他，这傅斯年是不是对方派来做细作的？但傅斯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认准自己的方向就毫不犹豫，所以在新文化运动阵营中他格外偏爱和信服两位倡导者即陈独秀和胡适，特别是对于比他大不了几岁的胡适，更是心服口服，尽管后者的旧学素养不如自己。其实《新潮》就是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才问世的，刊名也是受胡适影响才最后确定，而胡适也义不容辞地担任了《新潮》的顾问。
就马叙伦而言，他虽然是浙江人，在学术圈内和章太炎属于一代人，但和其弟子并无特殊交往，且在文化观念上基本持中立态度。《新青年》创办多年，他一直没有在上面发表过文章；而思想保守的《国故》虽然聘他为顾问，但他其实也不介入刊物的活动。如此人们在提及新文化代表人物时固然不会想到他，但在论及保守派时也不会提到他。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中立立场，反而被傅斯年认为是一个合适的批评对象罢。此外，尚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彼时马叙伦和胡适都在北大担任同一门课程即中国哲学，而胡适因初来乍到加之年轻，听其课者很少。虽然这一情况随着胡适鼓吹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有所改观，但就讲授中国哲学而言，胡适至少在经验和资历方面不如马叙伦。对此不妨看一下毛子水有关此事的回忆：“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在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院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或者这就是让傅斯年感到有必要批评马叙伦的原因——作为胡适的弟子，他应该为老师扫清障碍。陈胡等人在《新青年》上不好说的话，他傅斯年在《新潮》上就可以说。作为非浙籍文人群体的一员，他应该站出来打击浙籍文人的气焰。而在众多浙籍文人中，标榜中立的马叙伦反而成为一个最好的靶子，使得傅斯年的批评不会遭致浙籍文人的反感，钱玄同和鲁迅的赞扬就是明证。
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和随后不久发生的陈独秀因所谓的“私生活”被赶出北大一事结合起来看，就会更加清楚傅斯年此事带来的深远影响。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沈尹默、汤尔和和马叙伦数人，在汤尔和家中商议如何对陈独秀采取行动。按照胡适写给汤尔和信中的说法是“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也许胡适的话有些夸张，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晚在决定陈独秀命运的商议中，马叙伦的意见也十分重要。他当然知道陈独秀、胡适和傅斯年的密切关系，知道彼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中，安徽籍和其他地域文人的风头正劲且有超过浙籍文人之势，也因此他可能感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而不久前傅斯年对其《庄子札记》的批评，他显然还不会忘记。由此当初内心受到的屈辱和愤怒，彼时可能就会刺激他支持汤尔和。对此我们还有一个佐证，那就是当陈独秀已经离开北大后的1919年12月，马叙伦和汤尔和借北京教育界以罢课要求北洋政府将拖欠薪水发现（金）一事，两人再次合作，联手让胡适辞去了北大代理教务长的职务。对此胡适有这样的感叹之语：“当时人只知北京教育界‘跟着马叙伦走上死路’（此独秀之语），不知全是汤尔和先生之奇计！”
总而言之，傅斯年苛评马叙伦此书一事，在当时应该没有想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不过仅仅数月后，傅斯年已经对自己抨击马叙伦著作事有所反思，不然就不会赞同张东荪提出的“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之主张：“这种见解很好，我们很当欢迎。一个月之前，我已经想到这里，觉得把功夫用在评中国书上，实在不值得。与其做‘泥中搏斗’的生涯，何如做修业益智的事业？现在中国出版业的现象，着实可叹。我们评十种便须骂九回。加入骂人之后，能有效果，也还可说——我们青年人原不懂得什么叫结怨——无奈骂了之后，并不会与人有益，作者要负气，不肯回想，读者也不耐烦理会。”此外，在顾城吾写给傅斯年的信后面，傅斯年以附识方式又写下更为明确的懊悔之语：“我在本志第一期里，树的敌太不值了。”
对此当然可以归结为傅斯年的年轻气盛或者待人接物经验不足，但从深层次看，则不过是数月之后以陈独秀被逐出北大为标志的新文化倡导者内部分裂的前兆而已。事后看，如果傅斯年当年没有写这篇酷评，则马叙伦有可能在那晚决定陈独秀命运的聚会上，多少为陈独秀美言几句，或者对汤尔和、沈尹默提出的驱逐陈独秀表示一些更为温和的意见或态度，如此陈独秀的命运可能就会改写。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当事者的经历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即便十分微小，也有可能成为促使其做出重大决定的催化剂。只是这种变化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即便当事人自己恐怕也无法预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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