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术出版”的发展模式和出版生态

    ■关注新时期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强一流学术出版应成为重要议题之一。

    ■因为近代以来的“欧风东渐”，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一些理论研究“言必称希腊”，动辄以西方的理论作为圭臬，形成了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理论总结、理论探索研究不够深入。

    ■在科技成果的发布以及评价体系上，我们有时过于依赖“SCI”论文评价，形成了“基础研究在国内、成果发表在国外”的局面，这不利于我国一流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应用。

    ■出版机构要积极介入、参与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联动、互动，一起建立动态、多元、高效的评价、评审机制。

    中国出版业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的出版大国，每年出版近50万种图书，彻底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前图书短缺的局面。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一极，担纲了我国高等教育四十年来快速发展所需要的高校教材和学术出版的重任，尤其是为科研、教育服务的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占比尤多，甚至可以说担负起了当代中国学术出版的半壁江山。

    新时期“双一流”语境下，大学出版社何为？是“以过去的旧船票登上新的客船”，还是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精神去追求一流的学术出版？显然，新时代赋予大学出版社的使命和责任是追求卓越、追求一流，以卓越和一流的学术出版反哺时代，需要大学出版人以一流的学术出版为职志，为学术繁荣担使命。“双一流”语境下的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大学的推进，都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出版。它们之间是“水”和“鱼”的相依，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关系。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也产生不了一流的学术出版。

    关注一流学术出版应成重要议题

    大学是社会的知识库、思想库、智库的源生地、始发地，也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孵化基地，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一流的学术出版，支撑起最新思想和科技创新成果。与欧美大学出版社动辄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几十年的历史还很“年轻”，与世界科技出版巨头，如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相比，力量还很单薄，但我们躬逢盛世，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卧薪尝胆、砥砺奋进、不断拼搏，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的成就：在科技发展上，我们的科技投入连年位居世界第二，我们的专利申请位列世界第一；在世界顶尖的杂志《科学》《自然》发文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在人工智能、5G建设、通讯技术等方面，从“并跑”转化为“领跑”；尤其是我们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建设，也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双一流”大学的学科达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学科行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已经初见成效。近代以来，在科技发展上我们第一次具备与世界科技发展“平视”的资格与能力，形成了产生一流学术成果的丰沃土壤。

    社会、科技要进步，理论创新须当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定位，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

    “保证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019年11月26日，“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部际协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作为文化传播、知识传输、文明传承的出版业，理应回应国家重大关切，在文化高原上建设文化高峰，向出版强国坚定迈进。因此，关注新时期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强一流学术出版应该成为重要议题之一。

    一流学术出版是新时期实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需要。当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与西方科技强国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还有待我们去破解。我们虽然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在核心技术层次上还不处于第一方阵。在我们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考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下，我们如何沉着应对？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当代中国所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价值理论能否被世界理解、接受？我们的文化、

    教育、科技出版能否与世界同步？能否为全球出版业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文化能否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考题。

    我们认为，要实现新时期出版业的高水平、高品质发展，必须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尤其必须以与世界比肩的一流学术出版为目标，积极回应国家发展大战略和重大战略关切，使得新时期中国出版业成为全球文化的风向标、文化输出的“桥头堡”，让中华文化作为人类优秀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与世界共同分享。当下，我们虽然已经是出版大国，但还不是出版强国，我们高水平的学术出版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是简单的形式重塑、流程再造，而是要从出版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探寻科学有效的发展方式。出版的内容生产到营销模式可以改变，但出版的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知识传输的本质不会变，要改变的是让我们的内容生产真正契合社会教育、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真正符合受众的需求。

    一流学术出版的产生土壤

    一流的学术出版必须依附于一流的大学。从历史的维度来说，西方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到近代化、现代化乃至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以来的社会变革、时代进步，都是由人类的思想和科技进步引起的，都离不开一流的学术出版和一流的大学。一流大学一般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积淀。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走出了五六十位诺贝尔奖获奖者，人文社科大家辈出，如提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培根、罗素、维特根斯坦，文学家王尔德等，都来自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已有812年历史，八九十位学人获得诺贝尔奖；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已有385年（比美国建国历史还长），产生一百多位诺贝尔奖获奖者，为世界最多。现代中国一批人文社科名家亦曾受教于哈佛大学：赵元任、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等。《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出自于哈佛大学。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文明脉络虽然因为鸦片战争等外部因素而出现近代的“断层”，但一旦找到正确的路径，它独特的文明形态一定会在当代盛世重光。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建设一流大学成为我们既定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考察北京大学时所指出，新时代我们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要办成“第一个北大”。要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着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一流的学术出版成果，让中华思想文明、科技文明散发出璀璨的东方之光。因此，办好一流大学是出版一流学术的根本保证，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桩基工程”。

    同时，亦可从国家教育、科研、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一流学术出版发展的核心要素。我国的人文社科一流学术出版的重点是要掌握国家的学术话语权。因为近代以来的“欧风东渐”，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一些理论研究“言必称希腊”，动辄以西方的理论作为圭臬，形成了理论研究的“路径依赖”，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理论总结、理论探索研究不够深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前进方向。在科技成果的发布以及评价

    体系上，我们有时过于依赖“SCI”论文评价，形成了“基础研究在国内、成果发表在国外”的局面，这不利于我国一流学术成果的及时发表、应用。因此，要加大对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持力度，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使得我国不但成为一流科技成果的源生国，也成为世界一流科技成果的发表重镇，真正担负起一个大国的历史责任。

    一流学术出版的发展模式和生态

    数字化和互联网改变了出版的传统发展模式，再造了出版的阅读、销售、消费流程。欧美的科技期刊出版几乎已100%改为线上发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途径，融合出版成为当代出版业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因为我国出版业形成的传统生产到营销的行业“闭环”，导致出版业的数字化进展落后于世界行业发展趋势，数字化、互联网程度不高，有些还停留在数字化出版的初级阶段，这有悖于全球化出版业的发展大趋势。新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策略和一流学术出版，应该从出版业的“出版—营销—发行”流程再造入手，加大科技与出版、互联网与出版的融合力度。特别是要加强一流科技期刊的出版，对一流科技著作和科普作品也要加强扶持的力度。

    要达成一流的学术出版，必须建立科学的机制、制度、规章等，为一流学术出版创造良好的出版生态。我们要借鉴、学习、适应一切先进的出版理念，打造一流的学术出版生态链。首先是要建立科学、缜密、严谨的评价机制，科学家们要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成果评价主要讲贡献（理论贡献、科技贡献）、讲实效、“破四唯”，为一流学术成果发表、出版保驾护航。要建立一流成果的评审机制，加强理论与实际、同行与同业、国内和国际等多种形式的评审方式，让一流的成果脱颖而出。

    出版机构要积极介入、参与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积极联动、互动，一起建立动态、多元、高效的评价、评审机制。要通过制度建设彻底破除学术出版的“怪圈”，如学术的“近亲繁殖”、低水平重复、重量不重质；抵制“学术泡沫”，杜绝抄袭、山寨，为一流的学术出版营造“清风朗月”的学术氛围。

    追寻一流的学术出版，还要编辑具备一流的辨识力、洞察力和判断力，需要千淘万漉、千辛万苦、千方百计的去探求、去等待。出版机构也要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远见与气魄，“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付出和努力，“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与毅力，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与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起携手努力，为一流学术出版开辟一片新天地。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