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何为？（下）

    一九四〇年代的关于大学中文系的讨论，大都基于现代的立场。无论是闻一多提出的“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还是丁易的“对中国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或是李广田的“批判地接受旧的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的文化”[李广田：《文学与文化——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4页。]，本质都一样，都认为中文系要传授的，是实用的、为人的学问，其基本立场，与中国传统的非实用的、为己的学问泾渭分明。而程千帆的两篇文章明显不同，是从传统学问的立场出发而立论。但程千帆对自己的立场并无清晰的认知，亦未执着坚守。比如他指出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之蔽，是缘于“考据重知，词章重能，其事各异。就词章而论，且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词章，故于紧要处全无理会。虽大放厥词，亦复何益”。又谓“考据重实证，而词章重领悟”，“领悟前文，要当从习作入手”，“盖能作，则于古人经心用意处能得较分明之瞭解；亦于历代源流同异能得较了澈之领会”[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而一为陶光、徐中玉所驳，他就用白话文发表了一篇《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说自己没有重词章而轻考据之意，自己对考据本有浓厚兴趣，也一贯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又称自己“关于从习作旧文学去欣赏旧文体，及从习作旧文体去创造新文体这个意思”，是“个人不合潮流的偏见”[程会昌：《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68期，第6页]。他之所以会如此，便因他没有意识到，他先前的中文系要加强词章的习作的观点，与新文化派的歧见是根本上的、不可调和的。这涉及到中文系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中文系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而他只看到习作词章对文学欣赏的作用，当然易为敌方所折。陶光说，要讲清楚文学作品何以能动人，“只有研究作者的身世、环境、性格、遭遇，和作品底时代之背景，因为我们知道作品是作者性格和感觉的映现，而性格是由环境陶铸，感觉是由生活接触而来的；除非明白这些，我们不能知道，更不能说出！”又举《容斋四笔》中著名的例子，有人把陶诗“刑天舞干戚”误作“形夭無千歲”，以说明考据对文学欣赏之必不可少[陶光：《义理·词章·考据》，《国文月刊》第28-30期合刊，第17页]，又说“知者不必能，能者也不必知”[同上，第18页]。徐中玉文兼驳程千帆与王力，他驳王力是逐条反驳，而对于程文，他赞同不该“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却不同意对“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的指摘，尤其认为习作词章在中文系行不通：“中文系词章课程不少，都要习作，是否来得及，是一件事；稍为习作一下，是否就能获得真知，又是一件事。”又说：“从前读书人谁都能哼哼唧唧诌上几首律、绝，可是他们有的简直不知道李、杜的诗真正好在那里；相反的，现代学者从不做旧诗，对李、杜作品的认识却远比前代能做旧诗者为高明。”[徐中玉：《国文教学五论》，《国文月刊》第66期，第2页]今天也有不少兼为高校或社科院学者的诗词界的朋友，指责大学中文系不重视诗词创作的教学，其立论与程千帆几无二致，可以想见，反对者也仍然会拿陶光、徐中玉的观点来回复他们。

    当然，陶光、徐中玉用以反驳程千帆的理由十分牵强。要正确理解诗词，必须掌握大量的典故，懂得诗词的特殊句法，更需要一颗幽渺的诗心。这些都是不懂创作只懂研究的学者所缺乏的。现代学者对李、杜作品的认识真能比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诗薮》、李黼平《读杜韩笔记》、俞陛云《诗境浅说》高明吗？吾不之信也！钱仲联说过：“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和阐说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钱仲联著，周秦整理：《钱仲联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页]恐怕才是当代的常态吧？张志岳《与青年朋友谈怎样欣赏旧体诗词》一文，开头就明确道：“要学习旧体诗词，也就必须会写作旧体诗词，而且还必须写得比较好。只有这样，自己对创作的甘苦有了一些体会，才能对古人的杰作体会得更深刻一些。”[见《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而程千帆在他晚年的名文《学诗愚得》中也指出：“要对古典诗歌进行阅读、欣赏和批评，就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对具体作品的感受力，而提高这种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学习创作。……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不能自己没有一点创作经验。创作实践愈丰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作品也就愈加深刻。……如果说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的话，那是和我会作几句诗分不开的。”[程千帆著：《唐诗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13页]然而这些观点是无法说服对立的一方的，因为后者既然从未有过创作实践，自然也就不会明白创作实践对于理解古人的作品何以重要。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对中文系的办学目的的认识到底有没有偏颇？1944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重新修订了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修订为必修科目文选及习作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六学分、词选及习作三学分，曲选及习作三学分[李广田《文学与文化——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转引，《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页]，比程千帆建议的将各体文习作增至六学分，并设语体文习作为选修[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第16页]更愈，这样的课程设置，到底是一种反动、倒退，还是有着邃密的考虑的返本之举？

    新文化派认为大学里讲授的应当是科学知识，但人类的知识，绝不只有科学一途。事实上，人类知识可分为宗教、科学、人文三方面，分别对应于中国传统的天地人之学。宗教是因信得义，是关于信仰的学问，对于信仰一种宗教的人来说，决不允许自己有怀疑。你可以说宗教不科学，但决不能否认宗教在维系世道人心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更不能否认其为一内在自足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可以证真亦可以证伪；人文（包括艺术）是关于我们的生命如何成长，如何与他人与社会更好相处的学问，很难像科学那样有一个明晰的标准、分别的界限。人文学科正如潘光旦先生所云，“是一个人生经验的总纪录……人文学科所能给我们就是这生活上的一些条理规律，一些真知灼见，约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经证明为比较有效的一些常经”[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见潘乃谷，潘乃和编：《潘光旦教育文存》，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人文学科的宗旨在于《大学》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却不应该像科学那样，以发现、解决问题为旨归。明乎此，就当明白，大学中文系，应该是人文的中文系，而不该是科学的中文系。故大学中文系的根本目的，应当是通过文学而修德润身，以期造就君子文士。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无论将来做学者，做作家，还是做语文教师、政府秘书、新闻记者，都该以明德新民为其毕生之志业。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途径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通过义理的笃行、词章的习作、考据的讲求，而日新又日新。

    在这样的目标之下，古典的词章的习作，就决不是不合时宜的，而是通向古典人文世界的必备津筏。学习诗古文辞的创作，不是要让学生成为李杜韩柳，而是要让学生接受古雅的训练，从而获得美育的成效。正如王国维所云：

    以古雅之能力，能由修养得之，故可为美育普及之津梁。虽中智以下之人，不能创造优美及宏壮之物者，亦得由修养而有古雅之创造力。又虽不能喻优美及宏壮之价值者，亦得于优美宏壮中之古雅之原质，或于古雅之制作物中，得其直接之慰藉。故古雅之价值，自美学上观之，诚不能及优美及宏壮，然自其教育众庶之效言之，则虽谓其范围较大，成效较著可也。[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第27页。]

    循此审视民国教育部1944版的中文系科目表，可知其依准的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学习方法——学修合一。中国传统学问的本质是人格养成之学，无论是《大学》所说的“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还是《学记》所云的“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都强调了只有实修体悟，学问才能内化为生命，才能有助于君子人格的养成。中文系可以不以培养作家为目的，但中文系不能不以传承中国文化为目的，而要想很好地传承中国固有的文化，就必须重视古雅的教育，也就必然要把古典文体的习作设为必修的基础科目。

    又不止此也。程大璋《与邬伯健书》第五首云：

    伯乾同学：日前得诗四绝，皆见进步，次绝格尤高。近时科学精神与昔年治朴学者相似，于诗词一道，日皆暌隔。自兹而后，治此者益鲜，而人伦上无高尚之快乐矣。能葆守斯道，以存温柔敦厚之教，亦不可以已也。[程大璋：《无终始斋诗文集》，番禺邬庆时印，1928年，卷

    三。]

    传统的词章之学，不止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人伦上的快乐，对塑造健康的心智其用至大，故不可以已。如果中文系的目的是王力和当代很多中文系教授希望的那样，是在造就学者的话，就正如李广田所质疑的那样，“像中文系之不一定能造就多少新旧文学作家一样，恐怕也同样造就不出多少国学家或学者。”[李广田：《文学与文化——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2页]

    文学的最终目的不是益智，而是塑心；不是要人去理解文学的来龙去脉，而是要人能欣赏文学，为文学而感动，从而拥有更加美好的心灵。亦唯有真心热爱中国传统文学，才能养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挚爱。诚如戴建业所云：“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外在化的知识只须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须感受和体验。”[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87页。]我们必须得承认，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都不是文学本身。文学在本质上是艺术，它主要依赖于从事者的性情，最终也主要对受众的性情产生影响。《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因看到诗对感发性情的巨大功用，孔子才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诗教为教育教化之始。今天我们可以把诗扩展到文学，大学中文系应当承担起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承人、培养文学的教化之士的任务。固然，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科学新传统尚有着强大而顽固的势力，但有志于开拓的大学主政者，却不宜就此懈惰，而不作推动之努力。笔者赞同闻一多将语言学单独分系的意见，而认为将语言学分出去后的大学中文系亦可再析为文学创作专业与国学艺术专业，而这两个专业，均应将古诗文的习作设为必修课程。至于目前全国高校通行的中文系的培养方案，是以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为目标的，这完全可以放在研究生阶段再进行。因为人所共知的两个事实是：一、大学中文系本科乃至硕士毕业进入社会，学了一肚子文学理论完全无用，只有博士毕业才有可能从事学术研究；二、大学中文系本科乃至硕士毕业生，整天学的是文学史、文学理论，能读过基本的文学经典的都很少，如何指望他们能成就学术的大事业？文学研究固然需要史的眼光和理论的辅助，但文学研究的基础是对作品有深刻的赏会，这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沉潜涵泳，舍夫辞章习作，又安可致之呢？

    故文学创作专业宜酌参丁易的设想，开设白话文学的文艺理论、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赏课程，通过具体而微的剖析，让学生熟知中外文学创作的结构技巧与文字技法，并辅以大量的创作实习。但也应保证一定课时的本国的传统文体写作训练。当代作家偶一操觚传统诗赋，几乎必闹笑话，虽名家不免，中文系有责任不能让这样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了。

    而国学艺术专业之“艺”，更多是儒门六艺之“艺”的意思，专为培养中国文化传承人而设。民国时期的大学中文系教育，普遍注重国学经典专书的研读，以至于厦门大学提出将国文系更名为国学系，以为国文系所设科目，内容关涉语言文字、文学、其他国故若经学、礼乐、历数等，暨目录学、校勘学等关于治学方法的学问，“其性质既不一致，统称之曰国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为中国文学系，又觉含义不周，失之过狭，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谓中国固有一切学术为支那学（Sinoloyg），国人自称则可直名为国学，盖国学系所以教授关于国学之基础学识，国学研究院所以资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称，庶几本末一贯，名实相符矣。”[厦门大学编译处周刊部：《厦大周刊》第157期，《国文系改称国学系之理由草案》，1926年10月，2-3页]又如中山大学中文系，在古直主政时期（1932年8月-1935年6月），其《课目表》就纯粹是国学的内容。该系必修课程分讲授与自修二类，讲授类之“基本国文”实即读经，由《孝经》始，历《论》《孟》《毛诗》《礼记》《左传》而《周礼》《尚书》《周易》，另有《尔雅》郭注、小学大纲、《说文解字》等。《文选》一书，是词章之本，贯穿全部四年，而四库总目、前四史为自修。选修课程则有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经学通论、文学史、目录学等通论性质的课程，又有各专书之研究及各家文选、诗选等。[古直：《广东国立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目表》，《国学论衡·国学近讯》，1933年第2期，第1-11页。]可见，民国时期的中文系，凡偏于传统学问的，都不止是中国语言文学系，更是国学系。而这一传统在1949年后，因学习苏联教育模式而彻底中断。1950年，夏承焘先生记曰：“午后开中文系总结会，石君主任报告年来课程变更，谓往事专书选读，有《诗》《易》、三《传》、三《礼》、《论》《孟》《老》《荀》等，今只开《诗经》、声越《放翁诗》、廉先及予之《楚辞》、《乐府诗集》、专家词，由国学转入文学矣。”[1950年3月16日夏承焘先生日记]国学教育的传统，应该在今天大学中文系中得到恢复。故国学艺术专业可即以古直所定的中山大学中文系课目表为蓝本，再加上书画、昆曲两门必修，以增进美育，传承乐教。

    学生经过本科阶段这两个专业的训练，进入研究院深造，必能恢复夏承焘、徐声越、钱仲联、程千帆、霍松林等老一代学人的荣光。倘若当代的中文系果能改弦更张，一面恢复国学教育的传统，一面重视各体文学的习作，未来的大师必能趁时而生，即使将来不从事学术研究，本科毕业后即工作，也会更得用人单位的欣赏，因为他们学的都不再是虚空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字运用技能。

    附记：

    2019年7月，我应邀出席香港岭南学院举办的“古典体诗教学、创作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间施议对词丈以《貂裘换酒》首唱，有“昔日盟鸥今何处，与传杯、消息寻都遍。凭一脉，总难断”之语，盖谓中国文脉，不绝如缕，我辈自当坚守勿失。张师海鸥暨友人董就雄兄均有和章，我亦依原韵滥竽，有云：“大雅扶轮千劫后，想他年应发佳莳遍。天不易，道焉断。”意即文脉虽经劫运，而终将重光，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篇拙文，就是在香港与同道交流后而写成的。近闻北京大学成立文学讲习所，曹文轩师任所长，深为母校此举而欣慰。振衰救弊，或由此始。

    前年会后，两位参会的前辈詹杭伦教授、吴相洲教授均以英年而下世，思之不胜西州之恸。詹杭伦教授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任教，后转香港大学中文系，又在退休后赴大马讲中国古典文学及诗词创作，逝时才66岁。2009年我博士毕业，他希望我能到人大国学院工作，接替他讲诗，殷爱眷眷，何敢忘之？吴相洲教授就更年轻，竟以未及花甲之龄往生。犹记他在会上说：“学艺术的都需要艺术专业考试，学文学的居然没有文学创作能力的入学考试，不可思议！”两位前辈，一重实行，一具卓见，他们都看到了当代中文系重理论而创作的弊端，而力图稍作挽救。今天重阅拙文，忆起二公音容，不觉泪涔涔沾襟。

    2021年5月2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