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经学的本经

    本书的主干部分是对六经的价值论理的研究，这是我近年一直专注的题点。由于同时也还在作其他领域的题目，不是一口气写成。《论狂狷》成稿最早，写于2009年，已经是十余年前的旧因缘了。《原忠恕》最晚，去年6月始定稿。都发表过。《论狂狷》连载于2010年《读书》杂志第3、4、5期，《敬义论》和《论知耻》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论和同》和《原忠恕》经《文史哲》刊出，《立诚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现在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成为稍见统系的一本书了。叙论《六经的价值论理》是为总论，此六篇为六经价值论理的分论。

    所谓“六经”，是后来的说法，起始只以《易》《诗》《书》《礼》《乐》《春秋》称。荀子有“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之说（《劝学》），然亦没有直接出现“六经”字样。《庄子·天运篇》引孔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突兀地衍出“六经”二字，可以断定，绝非当日之孔子所能出得口者。能够指实的“六经”名谓，实起自汉代，《史》《汉》两书多有出现，但仍不及单提《易》《诗》《书》《礼》《乐》《春秋》者多。说是“六经”，能看到的只有“五经”，《乐》这一“经”，竟神不知鬼不晓地迷失了，从古及今，地上地下，谁也没有看到过。尽管如此，直到清儒，迄于民国，学者仍不免以“六经”称之。其实，爬梳六经载籍，《乐》的文本固然遍寻不得，“乐”则随处可见，且经常诗、乐联袂，礼、乐并提。因此不妨假设，也许《乐》潜入到《诗》和《礼》里面去了。

    “六经”之中，《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春秋》有《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三传”，加上《易》《诗》《书》，是为九经。唐代有君主送“九经”给国立学校的隆仪，被视为鼓励文教的大举措。宋初，九经由国子监刻印。当年朱熹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就曾向朝廷请过“九经”。《论语》《孝经》《尔雅》是唐代增入的，成为十二经。至南宋，又将《孟子》扩入，十三经由是立名。但细详，《尔雅》是诠解“六经”语词的工具书，类同于《说文解字》，属于小学的范围。《孟子》是子书，尤不宜以子乱经。《春秋》三传是“传”，也不宜与《春秋经》等同。“三礼”则有另外的复杂情况。这是经学的一个又一个的未了公案，这里且不说它。

    我想强调的是，“六经”是十三经的祖经，是中国经学的本经。

    研究经学，本经最重要。“六经”是中国文化原初的文本经典，是中国学术最早的思想源头。《礼记·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就经学而言，六经就是“本”，六经就是“始”。《大学》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道”在哪里？“道”在“六经”。“六经”之原，则为大《易》。《易·系辞》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道者何？就《易》的语境而言，道是一、道是太极。在这点上，《老》之道和《易》之道异向同归。具体言之，《易》是“生生”之道，《老》是“贞胜”之道。亦即《老》是在不对称情况下寻求战胜之道。贞者，正也。因此《老子》不是阴谋道术，而是遵循天道的返正回善之宝书。

    《系辞》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道虽不可见，但如同孔疏所说：“观其道之妙趣，谓不为所为，得道之妙理也。”《咸》卦的彖辞写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又说，“圣人之情见乎辞”，而“见乎辞”者，必有“妙理”存焉。“辞”的直指是“爻辞”和“系辞”，泛指应包括六经原典的全部本文。《系辞》又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道之妙理”，当为形上之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应是即器、即物、即事的可明之道。孔子笔削、删订、整理六经的一大贡献，是将六经的价值论理化作了日用常行。也可以说，《论语》是“小六经”，六经是“大论语”。马一浮说《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可以通“六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还可以加一句：《论语》也是方便开启“六艺”奥府的锁钥。“六艺”就是六经，马先生使用的是《易》《诗》《书》《礼》《乐》《春秋》统称的初名。

    本人近年从六经中抽绎出六组价值理念，包括爱敬、忠恕、诚信、知耻、和同、狂狷等，其义理之所从出，都缘自孔子和六经。本来六经的本文中，没有看到正面含义的狂狷表述，但《尚书·洪范》第六畴标举“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正直为“中”义，刚克和柔克则为狂义和狷义。以此孔子提出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实亦有六经的出典。所以我在自己的文字中反复为说，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理念悉在六经，而且这些价值论理是恒在的，永远不会过时。试想，“立诚”“立敬”“忠恕”“忠信”“行己有耻”“与人和同”，这些人之为人的共德，怎么可能过时呢？所以我称它们是中国文化的万古不磨的精神价值。

    本书共九章，一至六章分论六经的价值论理，七、八、九三章专论国学。两部分分立而不能分离。盖无论按何种定义，经学和小学都是国学的两根主要支柱。何况马一浮还提出，“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的大判断。第七章《论国学》，写于2006年，首刊《中国文化》当年秋季号，《21世纪经济报道》以《国学缘起：民族的回望与内省》为题予以连载。第八章《国学辨义》成稿于2008年7月，同年8月4日《文汇报》刊载简稿，全稿由上海《社会科学报》于8月28日刊出。第九章《国学与施教》始刊于《文史哲》杂志2017年第2期，凤凰网“国学版”全文连载。此三章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国学概念的渊源流变及其义涵作一系统的梳理。附录之七篇文字，则是对国学论的补充，也可以看做是七、八、九章的阅读链接。国学研究的归宿在于怎样让国学进入当代教育。所以马一浮不仅阐扬“六艺之道”，而且提出“六艺之教”的问题，此义本书第九章《国学与施教》，以及附录之第三篇《国学、传统文化和当代教育》，有系统论说。

    需要申明的是，我虽然认为经学、小学和国学教育是构成国学的主要内涵，绝不意味将国学和儒学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作为经学本经的六经是超越于诸学之上的最高经典，与诸子，与四部，与百家，与文史哲各科门，均不类同。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经可以统诸学，诸学不能统六经。如果说儒家和六经有不解之缘，则老子和道家与《周易》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最多只不过是“一家人说了两家话”而已。

    现在，持续多年的国学热已然消歇，除了一些或虚体或实体的国学院依然在困知勉行，国学的内涵，国学的前世与今生，国学的未来展望，学界中人似乎已失去关注的兴趣。甚至以此为题义的研讨会和论坛，也大有销声匿迹之势。呜呼！当代学术之骤冷骤热兴衰起伏，有如是乎，有如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