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杨德炎先生追思会叫作“怀念老朋友”,我觉得“老朋友”这三个字非常恰当。因为“朋友”这个词的深层蕴涵着温暖、真诚、可信赖这样一些元素。
朋友,不管对方地位的高低、处境的优劣,都会一以贯之地和你相处、相待,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伸出援手。从我和德炎有限的接触当中,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位让我感到温暖、待人非常真诚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刚才通过同志们的介绍,更让我知道德炎是一位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党性很强的朋友。他在65年的有限生涯中,除了当学生之外,还下干校劳动、在基层当编辑、到驻外机构工作、在国家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做外事工作,最后又担任我国最有名的出版企业的当家人,他的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他从中得到的历练也是非常丰富和深刻的。他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为一位非常成熟的、党性很强的令人尊敬的朋友。
我和德炎同志的接触,认真说来,是从一场官司开始的。那是1996年,他代表商务印书馆,我和韩敬体同志代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跟王同亿对簿公堂,打了一场关于辞书的知识产权的官司。这场官司也许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场关于辞书知识产权的官司,最终我们胜诉了。
后来我被推举为第三届全国辞书学会会长,德炎同志是第一副会长,我们两个合作非常默契,正如各位同志说的一样,德炎同志是一位从不争名争利,只知道做工作的好同志,所以任何人都能跟他很好地合作。我们从那场官司中认识得到提高,认为不应该局限于只为自己争出版权和著作权,而应该把它扩大到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出版风气这样的范围和高度。所以我们在辞书学会里,由当时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鑑同志起草,会长办公会多次讨论,制定了规范辞书出版的要求,坚决反对粗制滥造,坚决反对抄袭剽窃,在辞书界起到了“树正风,立正气”的非常好的作用。在这当中,德炎同志做得非常好。而且我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对于死不认错、态度非常恶劣的,我们坚决斗争、毫不留情,而对其他一些行为不够规范的,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批评归批评,合作归合作,这样做的结果是团结了同志,肃清了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件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这两本辞书的修订,德炎同志一直非常重视,为了修订的事情到我们语言所去过好几次。当时我是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后来过了几年,又出任社科院的副院长。在这期间,因为这两本书的修订,和德炎同志有很多接触,我感到他是非常重视这两部书的质量的。2005年,我们语言研究所上了一个新的项目叫《现代汉语大词典》,比现在的《现汉》规模大得多。当时我在院里工作,但是所里考虑到我再过两年该退下来了,所以就让我当《大现汉》的主编,韩敬体同志当副主编。当我在一次和商务的活动中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德炎同志时,他以出版家的学术敏锐,当场认为这个项目非常有价值,表示商务一定要大力支持,争取出版。而且他当场就说我们商务资助你们400万。那时候的400万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千把来块钱吧),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一种出版家的眼光和气魄。所以从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激德炎同志的。他一方面是出于对这本书学术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我们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信任,也包括对我本人的信任。我觉得这个信任是非常有分量的。这本书已经耕耘了十五六年,争取在2021下半年正式出版。2021年正好是我党建党100周年,是一个很好的年份,我们想努力这样去做。
跟德炎同志主要就是这些事儿,另外,我以前也讲过,曾经有一段,陈原先生想把我调到商务印书馆来当总编。这件事是让德炎同志运作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德炎是一位非常遵守组织纪律的同志,他一开始就知道陈原同志约我是因为想调我,但是他一点儿都没有漏风,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只认为是一位和蔼的老前辈,因为我们两个单位的关系,想跟我聊一聊,德炎的嘴非常严,后来已经运作到实质性的阶段,新闻出版总署都已经给社科院发商调令了,他都没有告诉我。直到最后新闻出版署管组织人事的桂晓风副署长约我谈话时,德炎才告诉我为什么找我谈话。在这件事的运作过程中,我感到德炎是很讲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一位同志,我真的不由对他表示敬意,如果是我,没准儿早就悄悄告诉对方实情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高度。
这么好的一位同志,这么好的一位朋友,65岁就离开了我们,如果人生一分为二,65岁在人生当中应该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说65岁前在学习、在工作,65岁以后应该要轻松一些,多享受生活,多陪伴家人。但是德炎同志一天都没有享受,一直在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倒下了。所以每当想起这个,我都非常地惋惜,非常痛惜。我比德炎同志虚长2岁,能比他多活这么多年,而且还能够工作,这是一种幸运和幸福。我非常珍惜这个幸福,对时代怀着感恩的心情。
我面对的会标上是德炎同志真诚微笑的脸,每当想起德炎同志时,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他的这个样子。他的这个样子将永远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常常地记起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