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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8日，何兆武先生以高龄辞世，报道中有说享年100岁的，也有说享年99岁的，前者说的是虚岁，后者说的是周岁，当然都对。这让我想起28年前我初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书时，程钢老师转述的何先生本人对于年龄的一个说法。某一次，有人问何先生的年龄，他说自己是69岁半。何先生生于1921年9月13日，到今年9月13日就满100周岁了，如果按照何先生的思路推想，他可能会说自己活了99岁半。
99岁半的何先生以他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思想经典的翻译著称。他关于史学理论的精彩见解，往往为其在翻译上的巨大成就和声名所掩，少为人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单就体量而言，何先生阐发个人独立见解的论文数量既少且散，远远不能和那么多种皇皇译著相比。我同意先生的弟子彭刚教授的意见：“何先生本人阐发自己有关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思想的一些重要论文，从我作为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置之20世纪世界史学理论领域最具原创性的作品之列，也是毫不逊色的。包括他对于科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的很多论文，都非常值得重视。”我们对于何先生的思想见解，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有待于从多方面加以阐释和补充，使其潜在的幽光得以发扬光大。
前些年，何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的《上学记》，引起广泛关注，将社会上已经涌现的“西南联大热”推向高潮。《上学记》所描述的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几乎成为一种众人膜拜的神话。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何先生的肉体生命虽然已经画上句号，但他的精神生命还在存续。我作为清华学生，虽然上过何先生的课程，深受他的教益，但限于自己的学术基础和思想高度，对何先生广博睿智的学识，能真正深刻理解的很少，更谈不上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了。对于何先生身处浊世而以旁观者的姿态保持思想者的尊严，我曾心向往之，但常感叹力有未逮。我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以及毕业后的若干年间，偶然和何先生有一些片段性的接触，得到了他不少鼓励和指导。师恩深厚，岂敢忘怀，谨将这些往事整理出来，聊表个人敬仰之忱，或有助于世人更深入地了解何先生的人格和情怀。
“我要参加你的论文答辩会”
从1994年1月初次接触潘光旦先生的著述开始，我就有意做有关潘先生的研究，这个想法得到了导师胡伟希教授的支持和鼓励。工作进行大半年之后，才稍稍理出一点头绪，但对于潘光旦著述中涉及的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内容，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分析，我没有把握。有一次在思想文化研究所遇到何兆武先生，他问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说准备研究潘光旦的学术思想。何先生笑着说：“我在西南联大上过潘光旦的课，儒家社会思想史、西洋社会思想史，对他的印象很深。你的硕士论文写好后拿给我看看，我要参加你的论文答辩会。”这就等于说何先生肯定了我的选题，而且愿意亲自给予一些指导，我顿觉备受鼓舞，兴奋不已。我把何先生的话及时转告导师，胡老师也很高兴，说：“将来一定请何先生参加你的论文答辩。”我读研究生的那几年，何先生名义上已经退休，研究生论文答辩已经很少参加了，他愿意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从此以后，我们有时在思想所见面，他不经意间就会问我一点情况。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朋友全慰天先生去世了，他准备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要我和他一起去；说在那里会遇到一些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校友，我有些什么情况不清楚，可以问他们。那时我才二十三四岁，从未参加过遗体告别仪式，总觉得那种场合非常庄重肃穆，向前辈详细询问往事故实恐怕不大合适，便谢绝了何先生的邀约。何先生没有多做解释，只说：“那以后另找机会吧。”不久，他在所里又见到我，说他和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校友袁方先生说了我的情况，袁先生愿意和我聊聊，说着就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袁先生家里的电话号码。我通过电话和袁先生联系，约在北大社会学系的办公室里谈话。记不清是在1994年还是1995年的冬天。袁先生身体不大好，戴着一个白色的口罩，他和我聊了一些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以及潘光旦先生的往事。亲历者的记忆和感受是很重要的，对我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走入历史现场颇有帮助。那时我将主要精力和心思用于学习思想史知识和阅读古典文献，压根儿没有搜集口述文献的意识。我事先没有做什么文献上的准备，也没有拟出一份详细的访问提纲，基本上是任由袁先生自己叙说，错过了一次搜集口述资料的好机会。
1996年5月初，我的硕士论文写完了，胡伟希老师便邀请何先生作为论文答辩委员并撰写其中一份论文评议书。5月23日我把论文送给何先生，5月25日我收到了何先生写好的评议书，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页。全文如下：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以其对优生学、人文史观、通才教育和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两性心理的毕生研究独树一帜，在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同时也是当今学者所谓“清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惜乎对他从事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吕文浩同志选择了“潘光旦教育观念”作为论文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它填补了我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一个重要方面的空白。
全文从多方面的不同角度探讨和阐释了潘光旦的学术思想，行文流畅，思想严密，钩元提要，深入浅出，应该认为已达到硕士论文要求的水平。文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不仅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富有现实意义。例如，关于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对立与统一问题。过去清华学派比较偏重于通才教育。潘先生在课堂即曾强调“君子不器”，并强调“宣传不是教育”；雷海宗先生曾撰写有《专家与通才》一文，载在重庆《大公报》上作为“星期论文”，引起轰动。一年级新生入学所读的英文范文多篇，均属《通才教育（liberaledu-cation）的功能》、《大学教育的价值》之类。解放以后教育路线全为学习苏联，强调的是专家教育路线，故大学中文理分家，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而且工科又再分为石油、化工、钢铁等等专门学院。这两条路线的功过得失，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潘先生本人不仅以其学术思想，而且以其谦冲祥和的风范、自由开阔的眼界和博大宽容的精神，曾深深影响了几代学生的思想学风，这是尤其值得纪念的。
论文说明了吕文浩同志的研究工作能力。谨建议评委会予以通过，并建议领导授予他硕士学位。
何先生在这份评议书中对潘光旦学术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潘光旦的精神风范的影响力，都给予高度评价。他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深情回忆和后来教育路线的反思，代表了他这一代学人对于时代变迁的认知。何先生回忆中提到的雷海宗先生《专家与通才》一文，我事后努力查找，终于找到了原文，因重庆《大公报》纸质很差，墨迹不甚清晰，我把全文重新录入，以便阅读。
1996年6月5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如期举行，答辩委员包括刘志琴研究员（主席）、何兆武教授、胡寿文教授、钱逊教授、葛兆光教授五人，答辩秘书为刚入所不久的方朝晖副教授。而今，五位委员之中，钱逊、刘志琴、胡寿文、何兆武等四位先生已先后作古，每一念及，不胜感慨系之。
何先生等答辩委员对我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价值非常肯定，围绕这一点说了很多，对我这篇不成熟的习作除了鼓励还是鼓励，几乎没有说什么不足。他们大概是觉得有一个青年还算认真地对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下了一些功夫，写出了一篇习作，文字还算流畅，应该多多鼓励；至于其中的不足，一个努力上进的青年自然会在前进过程中加以改进和提高的。
硕士毕业后，我到刘志琴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工作。我在学术论文写作方面的弱点逐渐显现。有一次刘志琴先生含蓄地和我说，葛兆光先生在答辩委员讨论时曾说我在学术论文写作中思路有点跳跃。她同意葛先生的意见，补充说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典型性表现。她提醒我写论文要注意一个部分只讲一个问题，不要枝杈太多，各个部分之间要像刀切下去那样整齐，彼此之间又要有明确的、严密的逻辑关联。真是辜负了何先生等答辩委员的善意鼓励和刘志琴先生的提示，由于我用心不够，在很长时期内，我并没有办法改变思路跳跃的毛病。
有一次我和何先生聊天，说到了潘光旦译注的《性心理学》，他随口说：“我在西南联大时就读过《性心理学》。”因多年历史学专业的训练，我对时间概念有点敏感，就进一步追问了一句：“是在西南联大上学时读的吗？”他点点头，很肯定地说：“就是在西南联大时读的，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抗战胜利之前，不是胜利之后。”我不免有点吃惊。因为自1987年三联书店重刊《性心理学》以来，这本书的编者、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教授以及写“重刊后记”的费孝通教授，莫不认可该书于1946年4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初版、当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说法，这是有实物证据的说法。潘乃穆教授向以搜集文献勤勉、考证严谨著称，我一般很信服她的说法。我把了解到的这一情况向何先生报告，但何先生没有一丝犹疑，仍然很坚定地说：“我读的就是潘光旦译注的版本，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前，这一点不会错。”我心里明白，抗战胜利作为重大事件在那一代人心目中的意义，以此为界限划分记忆个人生活事件是很自然的。但何先生没有拿出确实的证据，叫我如何相信这种说法？我把何先生的回忆告诉潘乃穆教授，她也有点怀疑，但她接着说：“何老师既然这么说，我们只有进一步搜集证据。”后来潘老师果然发现一条间接证据，当时云南的一家报纸上有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的出版广告，说明是1944年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印行的。在2000年版的《潘光旦文集》第12卷《性心理学》一书的“题记”里，潘老师第一次正式指出1944年《性心理学》初版的事实。过了大约七八年，云南的青年藏书家龙美光先生在书市上购得一本1944年版《性心理学》的上册，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最终落地。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记忆力是多么惊人。
指导我写西南联大生活的
“活的历史”
硕士毕业后的若干年间，我对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有点兴趣，看了不少资料。那一时期适值《吴宓日记》陆续出版，我比较关注其中关于西南联大的记述（主要是第7册和第8册），发现有不少关于日军空袭的记载，或为轰炸联大校舍，或为经常性的跑警报。我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觉得这种经验很新鲜，所以格外留意。几乎在同时，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在1998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系统地阅读了一遍，发现会议记录卷和学生卷也有一些相关记载。2001年4月底，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黄延复先生等整理的《梅贻琦日记（1941-1946）》也出版了，因我和黄老师很熟，在第一时间得到赠书。这本书里也有一些关于空袭的记述，虽然不及《吴宓日记》详细生动，但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大常委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记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两本书正可相互参证。我的脑海中逐渐浮现出一些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师生的生活画面。于是，我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写一篇关于日军空袭与西南联大师生日常生活的论文。我努力扩大搜集资料的范围，有惊喜也有失望。对于现有资料能否支撑起一篇论文，我心里底气不足。另外，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当时的史学界有些不太“入流”，远非十几年后那么热门，如何从日常生活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切入历史的主流，对我这个学术新人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001年6月2日，我把想写这篇论文的初步想法电话告诉何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何先生曾在西南联大读过本科和研究生，十分了解联大师生生活。何先生肯定了我的选题，说我要写的是西南联大生活的“活的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接着他将了解的情况大致跟我说了一些。我和他说起汪曾祺的散文《跑警报》，何先生告诉我，他在联大时就熟识汪曾祺，后来几十年没见面，某一年在某个场合偶然相见，两人都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他要我把论文初稿写出来后寄给他看，他可以帮我补充事实、纠正错误。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在7月22日左右写完初稿，马上给何先生寄了一份。7月27日早上8点整，我刚到办公室，忽然接到何先生打来的电话，心中颇为惊异。一则我这篇论文初稿寄出只有短短几天工夫，没想到何先生这么快就看了，我原打算再过几天，才打电话问问何先生。二则当时研究室是两个不同楼层的办公室使用同一个电话号码，我从来没有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何先生，估计何先生是从刘志琴先生那里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吧。何先生电话中说：“首先，我要感谢你，你写了我的母校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接着他针对文章中提到的史实，一一做了仔细的补充、订正。
我把6月2日和7月27日这两次何先生在电话中补充的事实写进了修改稿，每处都注明是“电话采访”何兆武先生。修改稿中引用何先生的“电话采访”内容共有五处之多，这些口述内容是我这篇论文的主要亮点之一。若不是何先生鼎力帮助和悉心指导，这篇论文也许会写不下去，至少不会是后来的那个样子。有些旧事，如果不是亲历者何先生介绍，我是不可能搞得那么清楚的。比如，何先生告诉我，联大校舍有两处，一处是昆明城东南部拓东路的工学院，一处是西北部的新校舍，两处校舍都在城郊，向外跑警报比较方便，青年学生体力好，跑上五六里路不感到困难，这是跑警报在联大成为风气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当时没有去过昆明，也没有看过当时的旧地图，文献中没有记述这种情况，不是亲历者怎么能体会到这种感觉，得出这种认识？
何先生看论文初稿看得很仔细，我引用了汪曾祺《跑警报》里面的一句话：“警报时间有时很长，长达两三个小时，也很‘腻歪’”，何先生说“腻歪”这个词没见过，应该就是北京人常说的“腻味”，建议我把这句话改成用自己的叙述，不是直接引语，“腻歪”就可以改成一般人常见的“腻味”了。他还告诉我，引文中如有错字，应该要加方括号来改正。
《日军空袭威胁下西南联大的日常生活》一文，初稿完成于2001年7月，经过何先生的补充和订正，后来又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论坛上得到一些批评意见，闻黎明先生和张振鹍先生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的定稿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这篇论文发表后反响很好，是我的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一篇。饮水思源，我这篇论文的写成和完善，第一要感谢的就是何先生。
《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
2005年12月至2013年3月，我在中华读书报社兼职，主要职责是帮助编辑该报新创办的“书评周刊”第10版“社科”，我和中华读书报社与何先生的情谊得到了延续，其中也有几件难以忘怀的旧事。
2005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先生的《历史理性的重建》一书。我深知何先生在史学理论上的造诣，恰好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洪岩先生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有专深的研究，于是我就约他为何先生这本书写一篇书评。他写的书评大概二千多字，篇幅不长。为了写这篇纪念性的文章，我把这篇刊发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的书评《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重温了一遍，仍然觉得其价值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减少。这篇书评的标题《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是“书评周刊”的执行主编王洪波改拟的。洪波告诉我，用设问句作为标题使文章有一个吸引读者的中心；给“理性”一词加上引号，是为了说明何先生的所谓“理性”和我们寻常理解的“理性”是不同的——那是在对生命加以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细密的思想考古，并非属于单纯的客观的认识论范畴。
2006年8月，何先生口述的《上学记》出版，我很快就读了一遍。书中的许多故事，我在清华上学时已听过多次，这次更系统更全面的了解更是让我十分兴奋。我旋即约许纪霖教授写一篇书评，许老师当时没有空，便转而向我推荐他的博士生唐小兵来写。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唐小兵的书评《何兆武：知人论世话当年》。这在当年刊发的关于《上学记》的书评里是比较早的。何先生过世当天，小兵又在这篇书评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后来的新情况新感受，重新刊发在《财经》杂志上。我很高兴地看到小兵在增补部分写道：“2009年我博士毕业留校，开设了一门面向全校同学选修的通识课《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每一轮上课都会专门用一次课程的时间让同学们提前阅读《上学记》，认知和体悟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与校园文化，从而明白那个天才成群结队地产生的时代，何以出现的内在原因。在课堂上我们会自由而热烈地讨论这本薄薄的却能长久滋养人心的小书，带给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启迪，这构成了我与我的学生共同的校园课堂记忆。”
《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将于2008年7月初迎来100期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次百期纪念座谈会，邀请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些新老朋友提提意见。我打电话向何兆武先生提出邀约，他一口答应了。那时何先生的记忆力有些衰退，近些年的人或事常会遗忘，早年的经历则清晰如昨。座谈会大概是6月下旬在北京海淀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店举行的。那天下午李洪岩先生开车带我去接何先生，他觉得何先生可能有耳朵背、老年遗忘症等问题，便靠近何先生身边大声说：“何先生，我是李洪岩！”何先生点点头，说：“《历史需要怎样的‘理性’》。”我和洪岩先生相视一笑，马上明白了。何先生不仅没有忘记李洪岩先生，而且对他两年多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书评记忆犹新。能发表一篇让何先生印象深刻的书评，作为作者和编者，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何先生那天参加座谈会和大家聊得很愉快，因种种原因，何先生的发言只刊出了一部分，以《能否呼吁编修民国史呢？》为题发表在7月2日这一期上。
2011年9月13日，何先生迎来90大寿。十年前的这一天，清华校内有人张罗了一个庆祝何先生80大寿的座谈会，何先生屡辞不获，只好在那一天早早出门，在图书馆看了一天闲书来“躲寿”。十年后的9月14日，何先生2003年才结识的黄敏兰老师却写了一篇《可爱又可敬的何兆武先生——为何先生90华诞而作》，在当天的《中华读书报》上刊出。黄敏兰老师是我在近代史所的前辈同事，此前应我之约，为《中华读书报》写了不少文章，渐渐地她和报社的其他朋友也开始熟悉起来。她和何先生经常电话聊天，互寄作品切磋。她对何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极为钦佩。她是有心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9月14日（实为9月13日）是何先生的90大寿，便萌生了写文章庆贺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中华读书报社的大力支持，所以就有了生日当天刊文庆贺之举。何先生一向低调，不喜热闹，更不愿站在舞台的中央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不过，我想，黄敏兰老师和中华读书报社的这份生日礼物，大概会引得他会心一笑吧。
我只是曾经在清华求学的普通学生，并非何先生学问的主要“传人”，但深受其教泽的浸润，获益之多，在我所有师长之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了。我在潘光旦学术思想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这两项工作中，曾得到何先生的热情帮助。这当然是何先生对于后学一贯的提携爱护。但我推想应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潘光旦曾是西南联大时期何先生的师长，日军空袭曾是他在西南联大经历的往事，这些青春时期的记忆在他的心底是永不磨灭的。他之所以愿意帮助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大概是因为他想在这个过程中重温他心心念念的精神家园，这一点相信所有读过《上学记》的读者都能感受到。在结束这篇怀念何先生的文章之时，我也要向五年前辞世的黄敏兰老师表示敬意。感谢她在何先生90寿辰之际写文章表彰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崇高品格。当然，也要感谢中华读书报社的朋友玉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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