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弥尔顿研究的新高度

    通览郝田虎教授的新著《弥尔顿在中国》，可以发现该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该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作者在爬梳了大量一手中外文历史文献后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如他在经过详细考证后指出，早在1832年，弥尔顿就由当时的传教士介绍到中国了，这一时间甚至比莎士比亚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还略早几年；而莎士比亚最初传入中国也不是学界原来流传的由传教士引介的，而是中国人首先引入的“沙士比阿”。这些新发现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有益于中英文学关系史的重新书写。

    其次，该书不仅对弥尔顿在中国的引介做出了全面深刻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还揭示了弥尔顿传入中国过程中的复杂性。如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时，西方传教士将其介绍到中国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中国知识界初期对弥尔顿感兴趣的地方则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张扬的反抗暴力的革命精神。

    第三，作者在准确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敢于有理有据地挑战前辈的一些观点和说法，从而正本清源，向读者展示了弥尔顿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翻译的真实途径，显示出作者作为一名严谨学者的胆识和功力。

    第四，该书十分富有启发性和开拓性，充分显示出作者受到了严格的中外学术训练和严谨的学术作风；作者查找资料不遗余力，宁愿费尽千辛万苦，也一定要做到资料和数据的翔实、可靠、言之有据。另外，弥尔顿著作在中国历经近两百年的译介过程中，版本众多、鱼龙混杂，郝教授在此更是充分展现了其辨析勾陈、校勘细读的功夫和学术训练，对照原文将弥尔顿的不同译本做了详细而准确的比较和补充，使读者得见“庐山真面目”。

    第五，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是该著长达近三十页的中英文参考文献和一份详细的弥尔顿作品中译书目（1854-2019）。这份密密麻麻的文献目录让我们看到了著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风，而这份详尽的中译文清单则为我们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该书的趣味性还在于探讨了我国文化史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大家如鲁迅、梁启超、吴宓和辜鸿铭等推介和翻译弥尔顿著作及其思想时，中西方文化思想所碰撞出来的火花。相关章节耐人寻味，富有启发性。

    总之，郝教授在《弥尔顿在中国》这本约四十万字的厚重著作中，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际学术背景、扎实的学术功力和勇于探索的魄力。作者在分析和梳理弥尔顿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背景，正如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弥尔顿在中国的跨文化之旅研究”题目所显示的，该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就是跨文化。郝教授考察了弥尔顿主要代表作近两百年来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并做出了精到的评析，指出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其团队正在从事的关于弥尔顿的重大项目也包括对弥尔顿作品的翻译（或者重译）和研究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弥尔顿著作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对我们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具有示范性作用。无怪乎当代著名的弥尔顿研究专家、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约翰·拉姆里奇（JohnRumrich）认为，郝教授的著作和我国另一位弥尔顿研究专家沈弘教授的《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一起，共同将中国当代的弥尔顿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读完该著，掩卷沉思，赞叹之余也尚有一丝不满足之感。弥尔顿一方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革命者，被誉为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前驱”；但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也是一名至为虔诚的基督徒。在其作为理性的思想家、革命者与信奉超验的上帝的基督徒之间，或许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如果著者能够将这种复杂的张力结合作家的时代背景及其著作做出更为深入的阐释，那么弥尔顿这个光辉的历史人物形象也将更加丰满而深刻。另外，作为一个“全能型”的文艺复兴后期的典型学者和思想家，弥尔顿的思想成就远远不止于文学，而是涵盖了历史、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那么论者在阐释其文学思想时也就无法忽略弥尔顿在其他领域的巨大成就。郝教授在其著作中也论及了弥尔顿的政治思想以及他在中国的教育史等诸多领域方面，但整体而言还需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加深和推进。但我想，这或许正是郝教授将在其正在开展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中所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