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代化学奠基的拉瓦锡夫妇

    即使是化学家，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玛丽·安妮·皮埃尔特·波尔兹（Marie Anne Pierrette Paulze，1758—1836）这个名字，但若换一个说法——拉瓦锡夫人，人们大概立即就会想到她是谁了。再进一步说，既然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1743—1794）被公认是“现代化学之父”，那么，在了解玛丽·安妮·波尔兹的生活和工作之后，人们无疑也会同意她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母”，比如美国阿拉巴契亚大学化学系的卡桑德拉·伊格尔和詹妮弗·斯隆两位作者，就曾以《玛丽·安妮·波尔兹·拉瓦锡：现代化学之母》（MarieAnne

    Paulze Lavoisier: The MotherofModernChemistry）为题发表文章。

    玛丽·安妮·波尔兹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雅克·波尔兹是议会的律师和金融家，但他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经营一家由金融家组成的私人财团——“通用农场”（fermegénérale）。玛丽3岁时，母亲去世了。她被送进一家修道院。17—18世纪，修道院都有理想的免费教育和文学资料，玛丽在那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1771年，玛丽13岁，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女孩子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在莎士比亚版本的故事中，朱丽叶的父亲决定要她嫁给帕里斯时，她就是13岁）。这年，一位伯爵来向玛丽求婚，可是这个求婚者已50岁，而且玛丽认为，他是“一个傻瓜，一个毫无感情的乡巴佬，一个恶魔”，她不能接受这场婚姻。雅克·波尔兹拒绝了这位伯爵的求婚，虽然这样做有失去工作的危险，但他还是表示不能强迫女儿违背她的意愿。不过，他需要为女儿和他自己找一条摆脱困窘的出路，于是他同事的儿子，28岁的安托万·拉瓦锡，就成了一个完美的选择。

    安托万·拉瓦锡的父亲也是议会的律师，家境殷实。安托万在马萨林学院受到极好的教育，除了语言、文学和哲学方面扎实、标准的基础知识外，还接受了科学——包括数学、天文学、化学和植物学等方面最有效的训练。他遵循家庭的传统，从事法律研究，并于1764年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但是，他的好奇心不断地驱使他靠近科学。1766年，他因一篇关于大城市照明最佳方法的论文而获得科学院的金质奖章，此后他又发表了几篇文章，于是被科学院接纳为化学助理，随后历任科学院的各级职务。

    关于雅克·波尔兹选择拉瓦锡，传记作家说，虽然没有找到两个年轻人如何回应的记录，但是显然两人都同意结婚：他们在1771年11月宣布了订婚，并于1771年12月16日在一个私人的小教堂举行了婚礼。

    这对新婚夫妇很快就十分相爱了，而且经济上也非常稳定：波尔兹在六年内给了女儿80,000里弗；安托万也从他父母那里得到420,000里弗；另外，他还从两个死去的姨妈那里继承了钱。总之，据说他们的婚姻是“幸福而融洽的，似乎除了相互尊重和相互忠诚外，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婚姻那一套”。

    “婚后不久，玛丽开始对她丈夫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卡桑德拉·伊格尔和詹妮弗·斯隆写道：

    1775年，拉瓦锡收到（葡萄牙自然哲学家）让—亚森特·麦哲伦（Jean-Hyacinthe de Magellan，1723—1790）的一封信。在信中，玛丽被称为是拉瓦锡的“哲学之妻”。她对拉瓦锡的工作的兴趣，引导她去学习化学和实验室技能，使她能够更好地协助他工作。1777年，曾是拉瓦锡的合作者和追随者的让—巴蒂斯特·比克（Jean-BaptisteBucquet，1746—1780）开始辅导玛丽化学。玛丽在这段时间里还掌握了英语，使她可以为安托万及其同事们将许多英语的化学著作翻译成法语。由于有玛丽的辅助，比克和拉瓦锡开始写一本如何最好地研究化学的书；不过这本书最终没有完成。1775年，路易十六加冕后，拉瓦锡被任命为火药管理局的四名总监之一。这机构是一个皇家办事处，负责管理火药与火药的制造。这些职责说明了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化学家来担任总监。因为这项任命，拉瓦锡夫妇把工作场所迁移到巴黎的军火库（ParisArsenal）。他们在军火库创建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他们大部分的研究都在这里进行。此外，玛丽和著名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David，1748—1825）一起绘画。她运用她的绘画技巧为拉瓦锡的著作画素描，还为她丈夫的书创作版画和制图。……这些版画对于理解她丈夫写的文本至关重要。玛丽是丈夫的主要合作者、实验室助理和秘书——他的右臂。

    此前，拉瓦锡已经在化学领域取得多方面的成就。1886年发表的“对于‘燃素说’的才华洋溢的攻击”更为他获得极大的荣誉。

    几百年来一直统治着化学界的“燃素说”（theoryofphlogiston）认为，物体燃烧时，好像有某些东西逃走了，这些东西就是“燃素”。从18世纪70年代起，拉瓦锡就对这一学说产生怀疑。于是，从1772年开始，连续十多年，他不但阅读、查证他的前辈们有关吸收气体或放出气体的实验的著作，还重复了历史上燃烧方面的实验，“用经过称量的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物质虽然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改变状态，物质的量在每一反应之终与每一反应之初却是相同的”（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他解释说，燃烧不是“燃素”释放的结果，而是燃烧物质与氧化合的结果。

    拉瓦锡的这个结论使“燃素说”成为空谈，并掀起了一场化学革命。玛丽还为此仪式性地焚烧了“燃素说”者的著作。

    为纪念丈夫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玛丽在1788年请雅克—路易·大卫创作一幅富有寓意的画作。最后双方同意，拉瓦锡付给大卫高出一般画作两倍的酬金，请大卫画一幅拉瓦锡夫妇画像，表现二人在家里一起工作的情景。于是，1788年，《拉瓦锡和他的妻子》（Por⁃trait of Antoine-Laurent LavoisierandHisWife）诞生：

    波尔兹长长的卷曲的金色假发和她鲜亮简朴的薄纱连衣裙提升了她的女性气质，突出地搁在椅子上的画作集又体现出她的艺术天赋。拉瓦锡伸出的腿将画的构图划出一个三角形，以致波尔兹占据了中心位置，画面要以右边表明她丈夫工作性质的化学设备和文件来取得平衡。拉瓦锡深色的西服因其白色的袖口和胸饰而富有光泽，像他的实验烧瓶那样闪闪发光。

    为了向科学的成就和女性的参与致敬，大卫将新旧并置。空白的墙上安了三个古典的壁柱，而这对夫妇的姿势则强烈地对应了神话中的一对情侣——帕里斯和海伦。当代的诗人和画家们试图振兴艺术时，都把古代作为典范，也对古代和现代的习俗进行比较。拉瓦锡此时刚发表了他关于一种新的化学理论的激进想法，大卫在这幅画里宣告了他对拉瓦锡的科研进展的信念。他相信艺术与科学可以也应该合作，他画了这些用于气体实验的仪器，从而不仅赞扬了拉瓦锡在构想这些仪器时的聪明才智，也赞扬了拉瓦锡雇来制作这些仪器的工匠的技艺。有如大卫曾画过的荷马作品中的另一对情侣，这对更现代的情侣似乎注定彼此相爱。另一对情侣中的海伦顺从地回顾帕里斯仰视的目光，而波尔兹则自信地看着观众：除了科学之外，爱情和人身自由的新概念也都为新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不幸的是，在第二年的沙龙上，大卫的这幅画作却未能展出。1789年8月，法国处于大革命中，拉瓦锡差点被私下处决；五年后，他和他富有的岳父都被“燃素说”的信徒、激进的革命家让—保尔·马拉等人送上了断头台。玛丽被监禁了两个月之后，竭尽全力为他丈夫恢复名誉，却未能成功。这对现代化学的神仙眷侣的结局不禁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