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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02日 星期三

    痛悼何兆武先生

    许明龙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6月02日   07 版)

        何兆武先生(前排中)90大寿时聚会留影,前排左一为作者许明龙先生

        惊悉何兆武先生仙逝,禁不住悲从中来。这些天正想着待疫情进一步缓解,暑热来到之前去清华探望他。粗略一算,已经有四年多没见到他了。最后一次见他是2016年9月7日,他因病住在清华长庚医院,与我家天通苑西三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沈定平打来电话,我闻讯之后立马跑去探望,依照惯例空着双手,没带任何礼物。他依然是那副弥勒佛的笑脸,说是并无大碍,只是微恙,校方关心,让他住进这所由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资助创建的长庚医院。医院硬件甚好,开业不久,何先生住的是特等病房,里外两间,除了他,只有一位从家里跟来的阿姨,宽敞的病房竟然显得有些空旷。何先生对于我的到来颇感意外,因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住在这所医院,况且远在郊外,所以前来探望的人不多。我责怪何先先说,你不是与沈定平一起到访过我家吗,我家就在马路对面。他笑着说,我这把年纪,哪里还记得清东西南北,何况那次是沈定平叫的出租车,一路闲聊,顾不得看车外风景。三天后,我提着两盒月饼再去看他,却扑了个空,原来他只是患了感冒,有些咳嗽而已,况且中秋将近,他执意出院回家过节去了。我怪自己来晚了,但又想以后见面机会尚多,虽有遗憾,并无失落之感,谁能想到这次探望竟是永别。翌年1月我老伴确诊恶疾,多次住院,10月弃世,几乎整整一年我没有空闲。为调整心态,我去南方住了一年。返京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养老院谢客封门,就此再也没有机会去看望何先生。如今噩耗传来,如何能不痛责自己!

        与何先生相识是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那时他尚在社科院历史所,会议期间,彼此只是偶尔交流一点想法,并无深入交谈。真正与何先生的接触始于为何先生校阅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某日,商务印书馆的武维琴先生把我叫去,让我审校何兆武先生与他的学生何冰共同翻译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我一听就吓了一跳,让我校阅何先生的译作,这不是拿我开涮吗?于是连说不行,不行,不行。武先生一再坚持,并说估计问题不会多,仔细读一遍便是了。我战战兢兢地答应下来,回去立即对着原文开始阅读译文,发现确实有些问题,改还是不改,拿不定主意,不改是我失职,改则是对何先生不恭,于是去商务印书馆请示。那天武先生不在,为我解疑的是陈小文,他说,非改不可的一定改,可改可不改的则尊重译者,以不改为宜。此书问世时,封面上竟然写着许明龙校,让我浑身不舒服,更令人难堪的是,后来此书转到三联出版,何先生亲手交给我校稿费二千余元。

        那年,何先生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历史所一位先生,连续两次没有评上正高职称,闹心之余,竟然认为何兆武从中作梗,并煞有介事地拿出“证据”,说在某领导家中看到了电话记录。何先生向来是“好好先生”,怎么会背后使坏呢!沈定平秉性刚烈,获知此事后为何先生打抱不平,一要澄清事实,二要教训教训造谣者。他知道此公的译著多而烂,学界颇多烦言,于是找我挑他的错,看他评不上正高,究竟是何兆武捣鬼,还是他自己水平有限。我闻听此事也替何先生抱屈。沈先生一说,我立马动手,写成一文,沈先生改了一遍,转呈何先生过目。何先生做了仔细改动后,我四处投稿,但因中国人向来惮于批评名人,故而几经周折,历时半年余才刊登在《博览群书》上。要说这件事我和沈定平做得不够地道,我不否认,但欺人过甚,而且受害者是个向来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大学者,我也就原谅自己了。如今涉及此事的多人已去世,我尚且苟活在世,不禁唏嘘不止。

        何先生提携后学可谓不遗余力。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曹增友是我熟人,写了一部《传教士与中国科学》,让我写个序。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岂敢担此重任,于是推荐给了何先生。何先生不但与作者从未谋面,甚至不曾听说过作者的姓名。但他听我简单介绍后,认真阅读了书稿,写就一篇数千字的序,令曹增友喜出望外,不但感谢何先生,连我这个介绍人也受到了不该领受的感激。

        我本人更是得到何先生的提携,没齿难忘。我那本《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出版后,何先生在《博览群书》刊出长文评论,文中不乏鼓励和褒奖,乃至溢美之词:“最近读许明龙先生新著《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一书后,使自己感到眼前为之一新,欣然地感受到我国的研究者也有了自己高水平的严肃的学术成果,从而一洗徒以万千字数的假冒伪劣产品相炫耀,盗名欺世,从而使学术殿堂因之蒙羞的那种沉重感。”我至今深感受之有愧,权当何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在我风烛残年之时,继续为我国学术竭尽绵薄之力。

        何先生是大师级人物,但待人接物却与普通人毫无二致。何先生长我15岁,我长沈定平9岁,我去探望何先生几乎都与沈先生事先约定,三个人固然谈不上是两代人,但年齿毕竟相差不算小,可是聊起天来居然没有丝毫隔阂,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每次相聚,我都能从何先生的谈吐中获益多多。聊到午饭时刻,下楼到清华食堂便饭一顿,然后高高兴兴地分手,期待着下次再见。何先生体力尚好的那几年,我们多次相约在王府井南口那块巨大的“王府井”横匾下集合,然后去新东方吃法兰克福香肠。这是何先生偏爱的食品。我们一边小酌,一边天南地北,不尽兴不散。可惜后来何先生体力日衰,王府井的约会不得不自动取消。然而,就在他九十多岁时,竟然还在沈先生的陪同下光临寒舍,令我受宠若惊,蓬荜为之生辉,自不待言。

        何先生一贯随和、亲切,低调,厌恶张扬。他八十大寿那年,当时尚在清华授业的葛兆光先生忙着为他张罗祝寿。谁知何先生一口拒绝,不愿意举行任何形式的寿诞筵宴。他还特地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不要接受以任何人名义发出的邀请,他届时不会出现。我听了他的话,也就没有应邀前去。后来听说,他生日那天果然离家躲出去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他的九十大寿就没有大事声张,只有历史所的几位老同事到清华的一个小饭店,与何先生一起坐了一桌,聊表祝贺之意。我感到骄傲的是,托沈先生的福,我作为唯一非历史所的人员,参加了这次寿宴。

        何先生确实像一尊弥勒佛,笑口常开。他健谈,而且记性极好,五六十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娓娓道来,毫不含糊。岂但如此,他还非常幽默,听他聊天,常常忍俊不禁,甚至开怀大笑。没有与他聊天经历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他的《上学记》,书中对于当年各种人物,尤其是那几位名教授的描述,简直就是一幅幅肖像画,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让你过目不忘。

        我没有资格称何先生这样的大师为朋友,尽管他叫我时也称我为“许先生”。他百分之百是我的老师,我是他没有师承关系的徒弟。他的为人,他的学问,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失去了他,我痛彻心扉,这辈子不可能再遇见这样有学问的好人。何先生,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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