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礼记》贯通儒学

    郭齐勇教授解读的《礼记》是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大家知道，《礼记》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经典，它原本是解释“礼经”（即今文《仪礼》，为汉代学官所立）的“记”，至唐初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正式获得经的地位，与《易》《书》《诗》《左传》并列。

    晚清以降，传统经学渐趋瓦解，随着现代学科门类的建立，原本承载价值系统的中国传统典籍成为冰冷的“史料”。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与经学，难免有历史沉疴附着其上，因此在积极的意义上，传统经典经过现代价值的淬炼，汰洗掉其中不合时宜的负面因数，反倒能呈现出鲜活的生命。这种情形下，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这一任务就直接地摆在了我们面前。郭齐勇教授对《礼记》的解读，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简明的注释、点评，让读者读懂重要篇章，以明了礼乐文明传统意蕴及其现代价值。

    在笔者看来，本书体现了由《礼记》贯通儒学的特点，或者说作者对《礼记》的解读是以宏阔的儒学视野为背景的。礼乐文明的产生虽早于儒家，但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的，西周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大多是经过孔子之后的儒家改造、重塑和整理的，儒家与礼乐文明密不可分。（详见郭齐勇：《礼记》，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导读，第32页。以下引本书仅注页码）

    戴东原说：“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书正是循着这一诠释原则而展开的。书中对“礼”“乐”“仁”“诚”“五行”“公私”“义利”等概念的解释和评论，不单就《礼记》本身，而是结合《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等经书的相关论述，参考先秦诸子及后世诸家的诠释，对这些中国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做通盘考虑，可说是一种全息性的考察。

    如对“礼”的解释，作者基于《礼运》篇相关论述，分析“礼”的社会学起源，讨论礼制因革损益、与时偕行的品质，揭示从古礼中抽绎出来的“礼”的新观念，淡化了宗教的意味，增加了人文的、道德的意涵。在《曲礼上》，作者贯通郑玄与朱子的诠释，揭示礼与敬的关系——“礼是敬的外显，敬是礼的内涵”（第42页）。

    仁礼关系是礼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在《仲尼燕居》篇，本书申论“仁礼合一”“礼者理也”的儒学精义。作者指出，孔子以继承周代礼乐文明为己任，不过他并不固执于过时的礼，而是主张因革损益，力图拯救礼乐中所包含的信念信仰与道德价值。孔子说“吾从周”，但他要维护的并非形式教条、虚伪的仪节，这种外在于人之生命的繁文缛节，甚至会变成支配性的社会强制；他力图拯救的是形式化的礼背后的内在精神，也即“仁”。

    孔子的贡献是为礼寻得内在的根基。书中征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等孔子之言，正是为了揭示仁德是礼乐文化的真实内涵。如果失去内在的精神，繁琐的礼仪、行礼所用的礼器（玉帛钟鼓等），就成了形式躯壳，失去了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意义。（第382、386-387页）

    又如对“乐”的解诂，作者贯通《诗经》《论语》《荀子》《史记》，清儒孙希旦及今人徐复观的诠释，辨析音与乐、美与善、礼与乐的异同，揭示礼、乐、刑、政的配置，阐发“德主刑辅”“礼主法辅”等治理观念。作者指出，四者中礼、乐是一个层级，礼的功能是节制，乐的功能是协和，二者都直接作用于人心；政、刑是一个层级，政是积极的引导，刑是消极的禁止，二者均作用于人的行为。（第288-312页）

    其它如对“诚”的释证，作者将它提升至本体论的高度（第471页），毫无疑问，这是宋明理学与现代新儒学的重要论域；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本书引入儒学史的视野，特别是程朱与陆王的学术公案，对它加以系统梳理（第475页）。又如对六经的解题，作者征引《庄子·天下》《荀子·儒效》《孔子家语·问玉》等篇目，并结合《郭店楚简·语丛一》对它加以考察（第355页），做到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证。关于思孟学派与道德的“五行”的问题，作者借助简、帛《五行》篇（第444页），澄清了这一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本书由《礼记》贯通儒学的特点，贯穿全书，拙评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出。

    借用康德哲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儒学是历史的知识，也是理性的知识。当然，二者不是绝然分开的，因为对儒学现代价值的阐发，是建立在对儒学史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作者对《礼记》中公私观、义利观、生态伦理的诠解，更多的体现出作者面向当下的理论旨趣。

    如书中对“圣人飨帝”（第319页）、“三无私”（第399页）的解读，作者使用现代政治哲学的范式——政治正当性，对二者加以诠释。又如对义利观的疏解，作者援引罗尔斯的《正义论》，指出它与其正义第二原则相契合（第428页）。在道德哲学领域，牟宗三创立了以康德存心伦理学诠释儒学，尤其是孟子学的典范，此类训解在书中随处可见，但作者又强调儒家伦理在修养身心性情、培养君子人格方面的内涵，这就进入了德行伦理学的领域。在《祭义》篇，作者又指出，礼仪原则并非拘泥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不同的礼仪角色而变化的，这又揭示了儒家伦理具有安乐哲所谓“角色伦理”的意涵（第323页）。

    《礼记》的生态环保及生态伦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王制》《月令》《礼运》《乐记》《祭义》《中庸》等篇。中国哲学的突破，人文的觉醒，并未斩断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人终究是自然生态中的一元。作者指出，中国哲学中这种连续性、整体性考虑，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的占有欲。人应该对上天神灵，对自然天地抱持敬畏之心，在人与天、地、人、物的关系中不断反思、治理、调节自身，更好地定位自己，不至于如西方近代以降，人不断自我膨胀，妄自尊大。（见于“导读”及以上诸篇）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在现代社会，它仍然“在场”，作者对《曲礼》上“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一句的诠释（第51页），就将我们带到了现场。儒家传统要与现代价值结合起来，二者并不是对立的，现代社会的框架，需要传统的血与肉来填充，用刘述先的话来说，儒学至少是源自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传统中的一种。

    上文提到，儒学是历史的知识，也是理性的知识，它既要求严格的考据训诂，也需要我们做发明义理的工作，所谓“由字通词，由词通道”（戴东原语）是也。郭齐勇教授对《礼记》解读，做到了二者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