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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5月26日 星期三

    刘兵:从更科学向着更人文的方向发展

    本报记者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5月26日   16 版)

        《超导史话》,刘兵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懂一点STS”丛书(《万物皆有流》《我在故我思》《鸡蛋里的骨头》《左手科学右手艺术》),刘兵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科普界有个说法:“哪里有科学,哪里就有刘兵。”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兵是个多面手,他的研究涉及科学史、科学与艺术、环境伦理学甚至女性主义等领域,其共同点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

        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命题,呼吁人们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倡导弥合这两种文化的鸿沟。其代表作《两种文化》在国内的第一个译本,刘兵便是译者之一。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人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的,就是应该避免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因为这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有害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其实在不同的年代又有不同的表现。刘兵说:“我所做的各项工作,也可以说在最基本的意义上,都可以归结为努力沟通这两种文化。当然,在现实中,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分裂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其带来的危害和问题也同样明显。”

        中华读书报:您对理科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吗?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您的第一志愿吗?

        刘兵: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兴趣,都是后天培养的而已。当年报北大物理系,是我的第一志愿。不过,其实当时对于学术、对于科学还真是没有什么深入了解,甚至对北大物理系的名气都知之不多。本来,我是想学医的,但因为中学班主任的建议,还是懵懵懂懂、误打误撞地报考了北大,念上了物理。上大学时,我旁听了像哲学系、中文系等一些文科的课。后来还是觉得文科更适合我,于是就在本科毕业后,报考研究生时,报了中科院的自然辩证法专业,而实际的研究方向,则是科学史。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在北大的几年中,物理学习的训练对我后来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的,虽然到几十年后的近些年,也开始反思这种训练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是不是也有一些负面影响。

        中华读书报:您是很有影响的科学编史学专家,在科学传播的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另外,从超导物理史到社会建构论,从艺术与科学到性别研究,从科技与社会到生态环境哲学,您都有涉猎……四十多年来,您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刘兵:你说的这些领域,以及你还没有提及的一些领域,我确实有所涉及,当然涉及的领域多了,自然在有些领域中的研究不够深入。我感兴趣的这些领域,通常是国内在这些领域的开始阶段,等到做过一些工作,有些兴趣延续了下来,有些则搁置了起来。这也许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认为,学术研究在自己有兴趣时去做,才是最好的状态。至于你问的变化,总体上说,应该是从更科学向着更人文的方向发展,而且,在这些研究领域之间,就我的关注和工作来说,也并非全无关联,仍然是有一条以科学史做为基础的线索贯穿着,当然在后期,也许STS(也即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更是其背后的主线。

        中华读书报:《超导简史》是一部真实、有趣的超导史,这次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内容上有哪些修订?

        刘兵:《超导简史》其实是我原来的一本名为《超导史话》的重印本,按出版社的意见,也考虑到现在“简史”说法的流行,这次就改名为《超导简史》——这个名字倒也基本贴切。在内容上,这次没有什么特别的修订,一些更近期的发展没有加进去,因为这本书是讲历史的,就历史这一学科来说,过新的东西,也许还是需要适度地沉淀一下,有时过于急切地把最新的发展写入历史,在判断上会有风险。

        中华读书报:《超导简史》围绕“超导”主题展开,结构清晰,内容丰富——您的语言尤其生动,如何把深奥的科学知识讲述给普通读者,语言便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您如何看待语言和写作能力对于科普的重要性?

        刘兵:《超导简史》虽然写的是超导的历史,但却是一本科普书。如今,在科普书中,以科学史为内容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作为科普书,自然更要顾及读者的可接受性和阅读感受,要尽量采用通俗且生动的表述。但目前,市面上有一些科普书还是写得比较枯燥,这恐怕也与目前一些科普工作者的背景和人文修养不够有一定的关系,甚至于有人说,科普比研究专著更难写,这显然不是说在研究的内容上更难,而是说在文字、表达技巧、想象力等方面的难度。至于科学论文等的写作,首要的是内容和新的发现,对文字的要求相对来说没那么高,但精确、明晰的要求也还是有的。很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中学语文教育并未充分教给学生这样的能力,以至于一些学习科学的学生在写文章时语言表达很成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与戴吾三教授合著的《懂一点STS:左手科学,右手艺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入选中国教育新闻网2020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为什么这本书在教育界这么受关注?

        刘兵:这本书,是我与戴吾三关于科学与艺术的一些专题问题的讨论。科学与艺术,近些年来也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为许多人,特别是教育领域的人所关注。过去在分科的理念中,艺术与科学是不同的领域或不同的学科,而在今天的教育理念中,像STEAM等新的发展,已经是尝试着将科学与艺术相融合了,国内新的教育改革中,对于科学素养的强调、对于跨学科教育的关注,也都涉及到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但在这个领域,目前一般性的讨论比较多,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是偏少。十多年前,我曾主编了“大美译丛”,组织翻译国外有关的著作,这些译著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近来我也在组织一套类似的译丛,与原来的“大美译丛”有部分重合,也有一些新的选题,不久后可以面世。应该说,科学与艺术确实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研究的领域。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想象力?科学想象和艺术想象有何异同?

        刘兵:无论科学还是艺术,都离不开想象力。纵观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和艺术作品,都与想象力密切相关。不过,毕竟科学和艺术还是有所不同,因而所需要的想象力也应该有所不同,例如,科学的想象力应该不与科学的严谨性相冲突,而艺术的想象力更直指心灵的感悟。但可以顺带提及的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倒真正是想象力的有力杀手。当扼杀了想象力,自然也不会有科学大家和艺术大家出现。

        中华读书报:您主编的“新科学读本”很受欢迎,很想知道您如何界定“新科学”?

        刘兵:其实我对“新科学读本”中的“新科学”并没有给出一个定义式的界定,但正如此套书的序中所言,这套书是力图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在介绍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将更多与科学相关的人文背景、社会环境、思想文化等“外部”因素融合进来,以一种人文立场来观察和认识科学——在这种意义上,也不妨将其理解为“新”的科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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