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关注赌博问题

    赌博是一种社会病。鲁迅对这种社会病颇为关注。

    他曾提出过应该研究赌博史。他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里说，中国历史应该重编一部，比如需要着手的有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等等。赌博史为其中之一。

    国民党曾发行彩票，鲁迅认为“近似赌博”，在《中国的奇想》一文里，他批评说：“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抽头来维持的摩纳科王国，但就常理说，则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大则亡国。”把赌博的危害说得很明白。又讥刺道：“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倘有人要编续《龙文鞭影》的，我以为不妨添上这四句。”认为拿“救国”当幌子的赌博，实际是误国。

    在《观斗》一文里，他写道：“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赢。”鲁迅观察细微，观察到斗禽鸟时也夹杂着赌博。

    鲁迅注意过赌徒的心理。他在《读书杂谈》一文里说，真正的赌徒“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那些意在赢钱的赌徒，“算是下品”（《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看来鲁迅对赌徒的心理是揣摩透了的。原来，赌博的最高层次是为了满足“赌趣”。

    鲁迅认为文学作品写到赌博时，应该写写赌徒的心理。作家章廷谦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赌徒日记》，鲁迅知道了，写信给章说：“赌徒心理的变幻，应该写写的，你‘颇有经验’……”（《书信·致章廷谦》）他认为赌徒的心理值得在作家笔下得到反映。

    在《阿Q正传》里，阿Q被描写为一个赌徒。鲁迅这样写阿Q：“假使有钱，他便去押牌宝，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满面的夹在这中间，声音他最响：‘青龙四百！’‘咳～～开～～啦！’桩家揭开盒子盖，也是汗流满面的唱。……阿Q的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的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阿Q不是个单纯老实的农民，而是个有游民气，一身毛病的农民。写阿Q赌博，很有助于塑造他的游民气。

    为了创作的需要，鲁迅还研究过一点赌博的方法。他在回答苏联人王希礼为翻译《阿Q正传》提出的有关赌博的问题时，专门画过一张详细的赌博方法的图示，并按图说明了“天门”的位置及具体的赌法。又向《阿Q正传》的日文译者山上正义解释了押牌宝中的“角”和“穿堂”：“把赌注压在角和穿堂的人，则与两侧的胜负相同，如两侧为一胜一负，则角和穿堂无胜负。”（《〈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还给山上正义画了一张押牌宝的解说图。

    对于庄家在赌场上设局骗钱和打人抢钱的勾当，鲁迅也关注过，并知晓其底细。他在《四论“文人相轻”》一文里写道：“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庄家，多是些地痞流氓，绍兴人谓之“空手人”“拆白党”。所谓“屏风”就是赌托儿，也是骗子之一。鲁迅对他们的骗术非常明白，就是先让你赢，吸引你，然后再把你的钱掏光，也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鬼点子。

    对于庄家打人抢钱，鲁迅在为《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时写道：“这是赌场的庄家常干的勾当。假如村民赢了，他们的一伙就来找碴斗殴，或者冒充官员抓赌，打人抢钱。”（《〈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因为庄家多是地痞流氓，凶横得很，所以惯用斗殴打人这类流氓手段对付赢了钱的村民，这已经不是骗，而是明抢了。

    为何鲁迅关注赌博问题？大致有三点原因：

    一是为了解社会病状。娼赌毒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角，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病态行为，是历史久远的、与黑暗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病状。鲁迅一生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的各种病态，所以他那富于观察力的眼睛，自然不会放过赌博这种社会病，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把阿Q写成赌徒，就是鲁迅观察社会，观察人物行为的结果。

    二是鲁迅关注赌博，可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些关系。鲁迅的一个近支族人岐叔就是因为自暴自弃沉溺于赌博中而早亡的，鲁迅为此深为叹息。鲁迅自己还直接受过赌徒的扰害，他在北京寓居绍兴会馆时，邻居经常夜赌吵闹，吵得他无法入睡。鲁迅深知，赌博是一种能毁人败家祸国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极深，必须要消灭这种社会病。

    三是创作的需要。写人物赌博，自然要了解赌博的方法和风习，还要了解赌徒的心理，这样才能写得像，写得生动。《阿Q正传》里的赌博情节就写得非常生动、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