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焕青送了一本他的作品集《前世的野草》给我。他可能是个自身有某种隐秘“分裂”倾向的人,就是说,他属于那种既自由坦诚骄傲又自我约束很严、既自嘲戏谑但正经起来又能要命的人。这类人不会轻易随手把自己东西送人,一为自尊,二也给别人留体面。所以拿到书后我很郑重其事地浏览了一番,“读后感”类似于既兴奋冲动又压抑沉重,是那种“有话要说”的感觉,我便自告奋勇对焕青说我想写点什么。大约焕青知道我是个很懒惰的人,经常说了不算,于是很体贴地说,不着急,你看情况随意。
这一随意果然就拖下来了。除了自身懒惰之外,还有别的原因。我始终没能完全打破那一层“压抑沉重”,反而被那“压抑沉重”所困扰,很多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
这种感觉把我带回到四十年前。1980年代,我和焕青在同一所大学读书,我在中文系,他在艺术系,但大学四年期间我们并不熟识。河北师范学院艺术系招收美术和音乐两个专业,他们思想锐进,行为潇洒,一个个俊男靓女风头正劲,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偶像级学生。1982年美术系在校本部大楼举办毕业画展,我跟几个人跑过去附庸风雅,转着转着,我在一幅人物群像油画作品前停下来。那幅画的具体题材、名称我早忘记了,其实当初看时也没完全明白画的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但整体画面是厚重浓烈的深红色,从中透视出来的压抑凝重立刻抓住了我。那可能是一种无名的愤怒状态,可能是一种被束缚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喷薄欲出的生命前行。现在想来,很可能是当时我们共享了某种社会思想的力量,并且受到了某种情景的感召?然后我低下头仔细看了说明,我记住了几个字,作者:美术系77级王焕青。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教书,焕青去外边转了两年后又被美术系调回来,我们成了同事,见面的机会多起来,但也是限于点头之交。他总是夹着几本书匆匆走在去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的路上,在他的专业同行中,他是个拼命读书耽于哲学思考的人。我们偶尔操场上相见,基本是彼此抽完烟后我去打篮球,他去踢足球,各自安好。毕竟是艺术家,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们凡人也不便打扰。
关于美术/艺术,我是个外行。按照我的理解,作为艺术家的焕青是个诚恳而固执的人,他把他的那种“压抑沉重”一直保存下来了。你可以说他是敝帚自珍,也可以说是“回也不改其乐”,总之,无论其间经过怎样的变形、升华或者隐忍,“压抑沉重”这种事情是底色不变的。那似乎是一种宿命,是他对生命的体验并以此回馈给生命的礼物。很多人喜欢追问,为何一个人的艺术起点及其触发机制,能如此坚固地影响了他的艺术观念乃至整个世界观,包括我自己也愿意这样追问,但我知道,这是无效的也是无解的生命意识。他在《失败——献给不能实现的现实》一文的题记中说:“失败是一种价值,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它就变成人人逃避的黑暗”(《前世的野草》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6月版)。显然,他的艺术理解与选择,携带了沉重的思想基因。这个基因,有时与时代共进,有时是背道而驰。而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人踽踽独行的。
焕青给自己的画册起名为《前世的野草》,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它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野草·影的告别》: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植根于中国土壤与欧洲现代主义相互冲撞的力量,让王焕青痛并快乐着。形式方面的绘画语言问题与执拗的生命体验之间纠缠不休,一直是他无法得到真正解脱的本体论一般的陷阱式存在,也是他的艺术生命得以展开并突进的路径。因为,所谓的解脱可能就意味着死亡,这条艰苦而沉重的路,他得一直走下去。他的生命色调被转换为司汤达的“红与黑”,哲学上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命预言“罪与罚”。
当然,他也有过短暂的灰亮色调。那是他在石家庄谈恋爱时获得的感觉。他画了不同底色的“石家庄”,甚至还有一个对他来说难得的温暖命名:《我们的石家庄》。这期间的石家庄系列题材,他放弃了“红与黑”的沉重,着眼于具象式的素材加以刻画,有了一些印象派的气息。但他仅仅是大幅度削减了德拉克罗瓦的强烈与修拉的光感,仍然在“杂乱无章”中左突右击。“石家庄系列”中,他的所看到的以及所呈现的东西,除了快乐,很多还是难以掩饰的压抑。
2019年3月2日,在798举办了他的个展“王焕青85新潮以来的艺术创作”,我跟很多朋友都去看了。他的艺术进境似乎更加炉火纯青,且自觉而孤独。在实验性上,他放弃了复杂的语言,转而寻求一种简洁的线条和光谱。那种“压抑沉重”,不再是一团扑面而来令人不得不去应答对话的强烈,它变得有少许感性和沉默,隐匿得可能是更加深沉了。王焕青和他的艺术,有时还会让我想到汪峰的《花火》,“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表演,包含所有荒谬和疯狂”。只是,他更加冷峻,没有汪峰那些软性的套路性修辞。他一个人寂寞而燃烧。
但我也会想,这种寂寞燃烧在有些时候是单向度的,其消耗性在什么程度上才合理,不仅依赖当事人的生命思想强度,也依赖他对时代的新颖发现。对于一个艺术家,消耗的加持或者伤害往往利弊难论。一个时代,不可能是个永恒不变的定量,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博弈未必是一个艺术家创造的全部,而生活的丰饶与复杂,可能远比单纯的思想更具真实的力量。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希望他能从那种“压抑沉重”的艺术纠缠中真正得到解放,后撤一步静观自我与历史,也许能更加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