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日记》和《家书》中的戈鲲化
戈鲲化是中国第一个到美国高等院校任教的学者，1879年，他应聘来到哈佛大学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开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先河，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来哈佛之前，他在宁波英国领事馆任职。1996年至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详加考订，出版了《戈鲲化集》，后又出版了增订本《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戈鲲化的时代、生活及其创作》。戈鲲化只活了不到四十岁，有14年是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工作。我虽然多方搜集资料，但对他在这一阶段的生活还是所知甚少。这种状况，却由于《过云楼日记》和《过云楼家书》的出版，意外地得到了一定的弥补。（详见5版）
陈仲甫：来自独秀山的一块“硬料”
回眸百年，中共党史上有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放眼今朝，更有壮志凌云的时代新骄。风流并不总被雨打风吹去，总有一种情怀让人魂牵，总有一种胸怀让人梦绕。这里我们讲述的是陈独秀多彩故事，呈现的是他的家国情怀。如若从其生平中凝出一联，正可谓：“岱宗巅峰苍松劲，独秀山上顽石坚。”如若再从其历史存在中拟出横批，那就是：“百年独秀”。毛泽东曾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傅斯年先生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章士钊评价他：“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邓小平曾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关于陈独秀，有一种说不尽的感觉。这里，我想通过“五”这个数字来提炼并展示这块“独山玉”的气质与风骨。
（详见9版）
鲁迅关注赌博问题
为何鲁迅关注赌博问题？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为了解社会病状。娼赌毒是旧中国黑暗社会的一角，是败坏社会风气的病态行为，是历史久远的、与黑暗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社会病状。鲁迅一生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人的各种病态，所以他那富于观察力的眼睛，自然不会放过赌博这种社会病，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把阿Q写成赌徒，就是鲁迅观察社会，观察人物行为的结果。二是鲁迅关注赌博，可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些关系。鲁迅的一个近支族人岐叔就是因为自暴自弃沉溺于赌博中而早亡的，鲁迅为此深为叹息。鲁迅自己还直接受过赌徒的扰害，他在北京寓居绍兴会馆时，邻居经常夜赌吵闹，吵得他无法入睡。鲁迅深知，赌博是一种能毁人败家祸国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腐蚀极深，必须要消灭这种社会病。三是创作的需要。写人物赌博，自然要了解赌博的方法和风习，还要了解赌徒的心理，这样才能写得像，写得生动。《阿Q正传》里的赌博情节就写得非常生动、真切。（详见13版）
《湖山感旧录》所记“释‘凫雁丑’”公案之误
1956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发表了王纶的《闻一多先生〈诗新台鸿字说〉辨正》，谓闻一多所主张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鸿’字，不是鸟名而是‘蛤蟆’”之说，“虽甚新奇，实不可信”，进而提出“鸿”应该“作‘水鸟’解，而这种水鸟，就是陆玑所指的小鸿；这种小鸿，和鹜差不多大小，甚至比鸭子还小。……可惜闻先生已为国牺牲，不及向他请教。此义怀之甚久”，但郭沫若却是“鸿亦当即蟾蜍矣”之说的拥虿者，因而“今特写出，请郭沫若先生和读者指教”。其时，王纶应该尚未见过《说鱼》。1957年1月1日，元旦，郭沫若撰写了《释“凫雁丑”》，针对王纶之说作出回应。一方面认为“王先生说：‘鸿有大小二种，大鸿是高飞之大鸟，小鸿是一种水鸟，和凫差不多大小。’根据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又有小鸿，大小如凫，色亦白，今人直谓鸿也’。这是新的揭发，可以补闻说的不足”，只是“‘小鸿’究竟是什么鸟，目前尚无法断定”，那么王纶“直斥闻说为‘凿空’之谈，这就未免太性急了一点”。（详见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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