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何为？

    大学中文系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不是一个今天才有的问题。从近代引入西方大学制度开始，中文系该怎样办，如何设置科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出路怎样，都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最有名的意见，来自于闻一多。1946年暑假前，他口头向清华大学提出《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见《闻一多全集·三·杂文》，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9-492页]，建议“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文字组）与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认为“旧制的特点，是中西对立，语文不分”。中西对立，指的是当时大学的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的学系，所设立课程都兼讲本国与外国的学问，唯独文学和语言，仍依国别分作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学两系，这是十分畸型的现象。他猛烈抨击说，许多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是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小型国学专修馆，集合着一群遗老式的先生和遗少式的学生，说他们“抱着发散霉味的经史子集，梦想五千年的古国的光荣”。而外国语文学系，则被他斥为文化买办，是“高等华人养成所，唯一的任务是替帝国主义（尤其是大英帝国主义）承包文化倾销”。闻一多曾留学美国，但他是一位有着极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学者，故对“帝国主义”本能憎恶。而他又是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传统影响的学者，郭沫若说：“（闻先生）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郭沫若：《闻一多全集·一·郭序》，同上，第5页]我们只要看他的《诗经》的研究，“不仅从文学、语言学、史学的角度，而且要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发生学、民族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态度，即从最新的角度研究《诗经》，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李思乐：《诗经通义》序言。见闻一多著，闻羽惠校补：《诗经通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页]。就可知闻一多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把中国传统文学仅看成是历史文本，而与传统的依本儒家诗教之旨的诗学胡越相隔。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感情上激发大众，使大众不再相信“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兴观群怨之旨，温柔敦厚之教”[蔡正华：《中国文艺思潮·八·新文学运动》，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44页。]，而闻一多则在学术领域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推翻了孔孟之道论《诗》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诗教论’”[李思乐：《诗经通义》序言。见闻一多著，闻羽惠校补：《诗经通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2页]。他著有一本唐诗选本《唐诗大系》，王瑶指出，其在“讲授时也并不过分注重技巧以及意境的欣赏；更重要的，他把选本中的诗当作文学史的例证来阐明文学史的发展；考订作者所遭遇的史实，和在历史中的关系及地位”[王瑶：《谈古文辞的研读》，《国文月刊》，第六十八期，第5页]。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百年，闻一多研究及授课的模式逐渐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流。

    闻一多又敏感地发现，语言学与文学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他指出：“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就是语言学的科学化。语言学已经成为科学，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是这门科学的一个分支；而文学是属于艺术的范畴。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也采取科学方法，但文学终非严格的科学，也不需要、不可能、不应该是严格的科学。”他下面说的话，大概当代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的学者没有不同意的：“语言学与文学并不相近，倒是与历史考古学，尤其社会人类学相近些。所以让语言学独立成系，可以促进它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历史考古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尽管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多采用科学方法，但他毕竟是著名的新诗人，他知道文学属于艺术，不可能像语言学那样，彻底地成为科学。将语言学与文学捆绑在一起，既妨碍语言学的独立发展，也过多占用文学教学的时间。众所周知，文学的学习需要大量的阅读，而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同学，多是感情淡薄而理性丰裕思维缜密的，志趣不在文学作品，如将语言文字之学独立成系，有志于文学的学生就会有更多时间阅读，想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同学，也不必为学习他们兴趣不大的文学作品而徒耗青春。程俊英就认为，“语言学另成一系后，中国文学组学生馀下的时间较多”，可以用来扩充中国文学史的课时，并将文学批评、文学概论等课增设为必修。[程俊英：《我对于中国文学系课程改革意见》。《国文月刊》第65期，第21页]而反对者吕叔湘则以为：“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学的medium，正如水之于鱼。不识水性不知鱼之乐，不精一种语言不能欣赏那种语言里的文学。”[吕叔湘：《关于中外语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课程的分组》。《国文月刊》第67期。第1页]故他希望能“稍微看重点儿”一种文学和一种语言之间的依存性，不赞成语言学单独成系。但他忘了，在《马氏文通》之前，中国人根本没有语言学，照样吟诗作文，填词度曲，谱传奇而撰小说。学语言和语言学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闻一多最后谈到了他理想中改组后的文学系的目标：“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而手段则是“采用旧的，介绍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批判的接受，有计划的介绍，要中西兼通”。

    尽管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学不无偏见，但他认为要中西兼通，要将语言学与文学分离开来，却有非常之见地。他的同事朱自清[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国文月刊》第63期。]，及上海学者陈望道、徐中玉、陈子展、朱维之、程俊英等，莫不赞襄他的意见，然而从1948年1月此议在《国文月刊》第63期公开发表至今，没有哪一所高校采用他的主张。原因既在于朱维之、陈子展所指出的师资问题，即“国文教授不懂外文，外文教授不懂国文”[朱维之：《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趋势》。《国文月刊》第65期。第6页。]，也在于徐中玉所指出的成见：“唯其彼此都属无知，所以冬烘才能以为中国文学系只可以并只需要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稍一越出范围便认是‘驳杂’‘附会’；亦所以假洋鬼子才能以为外国文学系本与中国文学无涉。”[徐中玉：《读闻朱二先生文后》。《国文月刊》第65期。第2页]或许还在于吕叔湘所指出的，“成问题的是合式的学生。修习这两个新的学系的学生，必须在入学的时候在中文和至少一种外国语的认识和运用上，同样的都已经有相当的造诣，然后这个新的方案方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作用。”[吕叔湘：《关于中外语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课程的分组》。《国文月刊》第67期。第1页。]但更重要的，还是近世人文学术的发展既然循着科学道路，则不能不益加专门、精密，“分”的力量远较“合”的力量更为强大。

    《国文月刊》对大学中文系或曰国文系的讨论，从1941年就开始了。其背景是1939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先是1941年第1卷第10期，《国文月刊》刊发了程会昌（程千帆）的《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编者认为“有不少好意见”“这种商榷极有意义”[《国文月刊》1941年第1卷第10期编辑后记]，显有引发争鸣之意，然而此文迟迟未有反响，大约因为文中指出1939年部颁科目表给学生的习作时间不足，仅列各体文习作一科，四学分，且包括古代现代各体，文言训练严重不足，而其他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1942年16期，程千帆又发表《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弊》，以为弊在“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16期，第2页]。此文一直到1944年和1948年，才有陶光、徐中玉著文商榷，反倒是1945年39期丁易的《论大学国文系》，很快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丁易此文，首先明确了“大学为什么要设立国文系，它的目标究竟在哪里”的答案：“对中国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第2页]围绕这一目标，他认为应将国文系分为语言文字组、文学组和文学史组。文学组的课程内容“主要的是文艺理论，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赏，以及创作实习等”，“至于创作实习则是本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应占本组课程二分之一。”[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第4-5页]丁易所说的创作实习特指新文学，他反对部定文学组仍然保留传统各体文学的习作，认定“旧文学已到了末路，不值得再去创作，那么它就仅仅剩下了历史的价值了”[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第5页]，故设立文学史组“一为史的系统研究，可别为分期的文学史、分类的文学史两种。二是史料的整理，或是一个作家的生平考证，或是一部作品的校勘训诂。目标十分鲜明，只限于整理研究。”[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第5页]

    今天我们可以知道，现行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完全是依本丁易文学史组的设想而运作，中文系可以说是与文学创作漠不相干的一个系所，中文系的学者，并非如一般社会人士所想象的那样，都是才子才女，而几乎全都是严肃的科学家。但在丁易本人，其实是想让设想中的中文系文学组承担起培养新文艺作家的任务的。

    尽管丁易的观点已经十分折中了，还是不能为持科学立场的学者所容。语言学家王力很快就著文反驳。王力认为大学里只能造就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他的理由如下：

    一、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

    二、西洋大学里很少著名的小说家或戏剧家或诗人充当教授。文学家如果充当教授，他是用学者的资格，不是用文艺作家的资格。

    三、大学教授在教室里讲授的应该是不容否认的考证或其他研究的结果，不应该是那些不可或很难捉摸的技巧。若教学生们写作，如果学生是没有天才的，将是一辈子都教不好，如果学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学作品可能远胜于他们的老师，老师将凭什么去教他们呢？

    四、学生的一篇文艺作品的好坏，是很难定出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况且还有文学的宗派的问题。[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页]

    王文的观点，直至今天仍占中文学界的主流。但其实他的理由每一条都站不住脚。王力本人著有《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等著，但他自己所作的《龙虫并雕斋诗集》，没有一首出彩之作，故他对文学创作乃至文艺的创作完全懵然。任何艺术，包括文学，在成为艺术之前，首先是技术。没有技术，不经过对经典作品的模仿，任何人的天才都无法充分发挥。此不但中国传统文学为然，我们只要看RobertMcKee的《故事》一书，自1997年初版以来，一直是全世界编剧的第一必读经典，至今仍属于美国亚马逊最畅销图书之一，指导无数人从事小说创作、广告策划、文案撰写，就可知普遍以为不需要学习的文学创作，实则是多么需要专业的指导。曹文轩先生在北京大学首创小说创作学硕士点，学生毕业不需要写论文，只要其创作的小说能得到著名作家的认可，即可毕业。这一实践也说明，新文学创作完全可以通过课堂传授。

    任何一门艺术的技巧都有规律可寻，并非如王力所云“不可或很难捉摸”，成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天才，主要不是在技巧上，而是在心灵上、思想上。我们很难要求所有的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取得王力这样的成就，然而又如何能要求接受了新文学创作的专门训练的学生，个个成为鲁郭茅巴老曹呢？况且，又如何证明鲁郭茅巴老曹要是受了中文系的专门训练，不会取得比他们本来成就更大的成就呢？诚如徐中玉所驳：“王（力）先生既然承认‘大学的课程对于文学的修养不是没有帮助’，为什么又要说‘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不是由传授得来的’？作品本身当然不能传授出来，而是自己修养出来的，既然课程对修养有助，为何便不能对‘造成文学家’有助？”[徐中玉《国文教学五论》，《国文月刊》第66期，第3页]

    且不说人文学科与科学不同，有其鲜明的民族性，不该以西方大学的做法，作为衡量中国大学的标准，单是近年来英、美等国，很多高校开设创意写作（CreativeWriting）的硕士专业（一般分诗歌与小说两组），就可知即使是在高度科学化的西方学界，也日渐意识到，写作能力可以而且完全可能由大学课堂进行训练。

    至于说一篇文艺作品很难有客观的标准，这同样是具有科学家头脑的人对文艺的偏见。杜甫的地位是在他去世后，才渐渐建立起来的，但一直到清初，还有王士禛这样的诗人，引用宋初杨亿之语反对他[赵执信《谈龙录》云：“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见陈迩冬校点：《谈龙录·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然而我们能因为杨亿、王士禛的反对，就否认文学史上对杜甫的评价，事实上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吗？杜甫与王维诗风是那样地不同，而如果将杜王并列，绝对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文学评价的标准固然有风会、宗尚、正变等因素，但每一种文体，都有一种文体的合格标准，这是人所共见而易于把握的。低于此标准，即为不合格，此完全无关于风会、宗尚、正变等作品以外的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大家和名家的看法，也绝少存在分歧。诗赋是科举时代最重要的考察科目之一，如果认为文学作品没有标准，又如何能进入考试达千年之久呢？

    王力和很多学者一样，把文艺想象成纯粹天才的产物。而不但著有《人间词话》，更著有《人间词》的王国维，就非常明白，只有极少数的文艺作品，是由天才创制，而绝大多数的文艺作品，其实都不是天才所制作：

    “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决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22-23页]

    王国维以为，“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只要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纵无艺术之天才，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若宋之山谷（黄庭坚）、明之青丘（高启）、历下（李攀龙）、清之新城（王士禛）等，“其去文学上之天才盖远，徒以有文学上之修养，故其所作遂带一种典雅之性质。而后之无艺术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与第一流之文学家等类而观之”[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同上，第26页]。

    而即使是文艺的天才，专业的训练对其发展也至关重要。王羲之从卫夫人学书，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要其子“熟精文选理”，梅兰芳从吴菱仙开蒙，又曾在富连成科班搭班演出，还向王瑶卿学习花衫行当的表演，向乔蕙兰学习昆曲……没有专业的训练，文艺创作不能成其大，作品不可能流行得既广且久。傅庚生赞同丁易、李广田的观点，认为大学中文系应当主动倡导新文学的创作，“中文系固然不该——也不可能——完全以造就作家为目的，却该希望有部分的天才在这里接受一种薰陶，投得一条门径，遇到一番启发，学习一些技巧”，他反驳王力的话“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也是铁一般的铸成了大错。我们应该因错误而检讨，想一个补救的办法；不该因为看到‘票友下海’的人把戏唱得差不多，便一口咬定说‘科班’里反而不会造就出本行的人才来。‘新文学的修养不能由旧文学中取得’，是不是一种脱节失败的现象？‘中文系的学生多数视外国语文为畏途’，难道说是先天性的，不能付纠正的吗？”[傅庚生《中文系教学意见商兑》，《国文月刊》第49期，第15页]王力举茅盾、曹禺、冯至、卞之琳、朱光潜、梁宗岱等人为例，认为这些人正因西文根底深，才成为新文学的人才[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页]，这样的例证法实在不够科学。如果我们说因为当代作家余华、毕淑敏、冯唐都是学医出身，就认为医学院是适合造就文艺人才的渊薮，岂非荒谬？

    傅庚生精当地指出：“在古今中外一纵一横的交叉点上，才是新文学创作者的起脚点。中文系里应该给部分的天才者指出这么一个路标，而且供给他们以所需要的知识，自然便会培育起继往开来的芽甲。”[傅庚生《中文系教学意见商兑》，《国文月刊》第49期，第15页]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在一个重视创作的中文系接受中西古今文学的专业训练，他们将会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王力反对中文系教创作的四点理由，是中文系能不能提倡创作的问题，而他认为大学只该讲授科学知识的观点，却是中文系该不该提倡创作的问题。王力的基本立足点是：“大学应该是知识传授的最高学府，它所传授的应该是科学，或科学性的东西。就广义的科学而言，语言文字学是科学，文学史是科学，校勘是科学，唯有纯文学的创作不是科学。”[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8页]如果王力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艺术院校都可以关张大吉了，一切的艺术的天才，美术的、音乐的、戏剧的……都自动失去了入大学进修的资格。至于西方大学还有神学专业，可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更加没有存在理由了。

    在中文系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上，徐中玉的意见最公允：“中文系不必要也不可能专以造就作家为目的，但亦不能说造就作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中文系应该造就学者，也应该造就作家，学生愿意成为那一种人决定于他们的兴趣和才能，但学校可不能不为他们设备种种可以使他们成为作家的条件。”[徐中玉《国文教学五论》，《国文月刊》第66期，第3页]可惜，多年以来，我们很多的中文系主政者视热爱创作的学生为不务正业，对于抱着热爱文学的兴趣而投考中文系的学生，先是当头一盆冷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再用科学的训练去消耗掉学生对文学的全部热情。于是，本来很可能产生出来的优秀作家，就这样被成批量地扼杀掉了。王力回忆说，1934年时，有清华中文系的一个学生，在《清华周刊》上著文说，清华中文系的教授如朱自清俞平伯闻一多诸先生都是新文学家，然而他们在课堂上只谈考据，不谈新文学，言下之意很是失望。针对这个观点，在当年的秋季开学时，闻一多坦白对新生们说：“这里中文系是谈考据的，不是谈新文学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请不要进中文系来。”[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期合刊，第7页]然而，从来如此，便对么？如果只谈考据，不讲创作，又如何实现闻一多后来所主张的目标——“建设本国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及创造新中国的文学”？

    他们如此地重视考据，而轻视词章，是因为他们认为科学比文学更实用。而之所以认为实用之物更有价值，又是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程千帆说：“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箝制，考据遂独擅胜场。……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16期，第2页]中国学术本有义理词章考据三途，为什么从前是辅翼义理词章的考据之学，乃成今日学术之惟一大宗呢？因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思潮反对上帝，认为人各有其知，故必要先推翻基督教的义理，因为崇尚平民化，故亦不重视修辞，所以人文学科也就只能走向科学化的道路。而中国受西方影响，全盘否定儒家义理，在文学上反对贵族化，也就必然要鄙弃词章，只重考据了。正如程千帆所云：“义理期于力行，词章即是习作，自近人眼光视之，皆不足语于研究之列。则考据一项，自是研究之殊称。”[同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