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古达今　发凡起例

    如主编钱理群先生所说，《安顺城记》是一部“从土地上长出来的历史”；是一部融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地方志，也是一部由小地方、小人物撑起来的“新史学”的尝试之作。众多实实在在的小人物、小事件，让我们看到背后的“大”时代，“大”历史。所谓“大历史”，并非宏大叙事，而是有大视野、大关怀，让读者感受到带有深厚地域特色的基层生活，进而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走势。

    这部书，可以说是“知古达今”“发凡起例”的代表作。整部书从现代视角出发，关注一片特定的土地，关注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近些年来，我们见过许多新修地方志，但其中往往罗列数据多，见人见情少，类似于政府报告、概述政绩的扩大版；就其内容的丰富度和民情学术的积累而言，甚至不及宋元时期的地方志。但我们看到的《安顺城记》，编纂体例却与一般新修地方志不同：整部书的内容以“城记”为名；提示作者和读者，本书采用的，是叙事为主、兼及议论的“大散文”写法。全书的体例与结构，变通性地参照了《史记》的布局，也参照了传统方志学的叙事方式。通篇格局的搭建，内容的选择，叙事的风格，看得出编撰者的用意与匠心。

    对于方志的作用，古人早有阐释。《周礼·地官》中说：“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咸丰《安顺府志》序文中，说到地方志的作用，称“其亲切使人肯信、近征使人欲听者，莫如志乘一书。盖祖传孙，父诏子，口授指画，虽代远年多，而熟闻如睹也”。

    《安顺城记》继承了方志传统，超越了方志传统。它的意义，不仅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七册七十五卷本；书本背后更为重要的工作，是挖掘、收集、清理、保留了地方性的丰富史料。对于地方性文史资料的收集与梳理，是当前文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与重大挑战。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留在官方文献中，也留在民间记载里：民间的谱牒、文书、契约、碑刻、账簿、信函、日记，都是鲜活的历史资料；分布在各地的遗址遗迹，父老口中的传说，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而这些珍贵的材料，正在一天天消失。相信《安顺城记》的出现，会唤醒人们的乡土记忆，也会激励更多青年人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传承。

    这部书当然有诸多成就，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洋溢的生命气息。有特色，有温度，有故事——这尤其体现在列传部分中。钱理群先生和总纂杜应国先生在序言中，批评当今的历史书写“有史事而无人物”，这让我想起多年前中文系系友、《北京青年报》名记者尚晓岚组织的一次专栏和对话。她向我们提问：“历史学家为什么放弃了人物传记？”这个问题当然并不容易回答，这与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的学术趋向有关，也与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分野相关。

    看《安顺城记》，人物传记部分是本书的“重头”内容。“艺匠”“凡人”“寓旅”等列传都很有特色，既叙人也叙事，集中呈现出全书的理念。像《艺匠列传》中，手艺人、服饰匠、石匠、木匠、铁匠、雕刻匠、刀具匠、厨师乃至戏班名伶，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事迹活灵活现，展现出一方土地上丰富的日常社会活动。另外，对于古今价值标准不一的，像是《贤媛列传》，以及其中的“苦节列传”，称得上是压抑的、“负面的历史”，编纂者都精心加写了按语。

    当然，我也有几点技术性的建议，今后此书若重印，或许有值得斟酌完善之处：第一，历代方志通常会有地图，标志“四至八到”。目前这部书有少数卫所图，若能有安顺州县布局图、江河水系图、重要遗迹位置图等，会形成具备平面方位的地理感；这样不仅有景物图片带来的“点状”感，也会与“大历史”的整体理念相关联。第二，从留下历史资料的角度看，类似碑志之类的材料，若已经不在原址，哪怕只是残存片段，最好也能标注目前存于何处，这会为今后的研究者溯源提供很大方便。第三，《史记》以来的记述体例中，多数“列传”是某类人物合传，像我们熟悉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列述廉颇、蔺相如，甚至还有赵奢、赵括和李牧的事迹，单一人物的列传则不多；而且，通常不会在《列传》之下再套以“列传”之名。参照这种安排，是否可以将《名宦列传》《贤才列传》等十五卷“列传”之下的个人传记直接称为“XX传”，这样可能也比较符合当代的阅读习惯。第四，书名《安顺城记》，叙事是以安顺建城为时间坐标，但书中涉及的方面极其广泛，涵盖的地域空间包括清代的二州二厅三县，正如《例言》的“编纂理念”所说：“《安顺城记》不是写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建设史”，而是以安顺城为象征的“地方史、区域史”。古今行政区划的不同，府州建制不再，可能是选择以“城”为中心的原因之一，但今天的普通读者恐怕会有误解。

    最后，要向钱理群先生、杜应国先生、顾久先生和所有编撰者致以由衷的敬意。我个人也曾参加过一些集体性的写作工程，深知这样一部“集众人之手”的著述，并非容易完成，相信这与主编者的号召力和主导力有关，与《贵州读本》、屯堡研究的前期积累有关；也相信编委会和执笔者有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和彼此间的深切理解，从中带出了一支文化建设队伍。

    《安顺城记》是钱理群先生两个“精神基地”——北京大学与安顺——的联结。很久以前，就知道北大中文系的几位英杰人物，像乐黛云老师、钱理群老师、葛兆光老师、张鸣老师都有贵州生活的经历，当时也感觉十分惊讶。钱老师几乎整个青年时代是在贵州度过，忘不了这片乡土的“养育之情”；这种情感的深挚程度，这种“血肉的联系”，让我非常感动。我自己有在北大荒下乡十年的经历，也会重回故地，去追寻青年时代的记忆；也会去北方、去南方探望当年的“兵团战友”；连队的老乡、教过的学生会来北京找我，我也会写些短文回顾当年的岁月。但我对于“文化寻根”没有如此强烈的自觉。读到如此厚重的《安顺城记》，看到自己尊重的老师学长“走向边缘，走向底层，回归大地”的执著，体悟到文字背后的理念和期待，感觉十分震撼。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顺城记》的意义，它带给我们的启发，绝不限于方志，也不限于安顺。

    （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纂《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