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感兴趣的？

    谭好哲：大约是1979年下半年即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大学期间，我也参加了系里的一些文学社团活动，写过诗，甚至得到过两次全校诗歌奖一等奖。但经历了第一学年写作课及其他一些文学实践之后，我越发觉得自己形象思维能力不足，不大适合搞创作，再加上受到曾繁仁、周来祥、狄其骢、牟世金等理论学科老师和学界不断涌动的理论风潮的影响，学习兴趣便渐渐转向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学术研究苦吗？如何从艰辛枯燥的学术研究中耐得住寂寞并找到乐趣？

    谭好哲：学术研究能锤炼思维，张皇幽眇，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虽艰辛枯燥但自有其魅力所在。古人将人文学术视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伟业，一个人能将生命融入此种伟业，应该有一种大幸福感洋溢胸中才是。人生有使命和目标，就不会把学术研究视为苦差事，就会有逆水行舟、万难不辞的定力，《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有得”，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吧。每一个学者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之后达到“有得”之时，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马斯洛所谓“高峰体验”所带给他的那种自得之乐。

    中华读书报：如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谭好哲：学术研究贵在“有得”。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明新方法，都是“有得”，小得小突破，大得大突破。就人文学术而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在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史的基础上进入真正的问题之中，不触及真正问题的研究只会堆积学术垃圾，无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二是在应对时代需求中追求学术思想的创新，学术以思想创新解释世界、引领时代，从而使学术问题成为时代的呼声，有思想性的学术是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所特别需要的。

    中华读书报：作为山东大学的优秀教师，您还曾在2018年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当了一辈子教师，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谭好哲：最深体会是当一个好老师实在不容易。做老师首先要有爱心，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学生、去教书育人。可是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却未必都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当老师也是如此。《礼记·学记》里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一个好老师的教学要让学生“知不足”，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术应该是终身的追求；同时一个好老师还应该是一个好的学海领航者，一个领略学术风景的好导游，要把学生引领到学术之路上，要让他们知道那里有最美的学术风景，并能够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景。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教了一辈子书，离教学相长的要求还差很远。

    中华读书报：您在求学时期，山大有很多名师，在读书的选择或方法上，您最受益于哪位老师？他们给您推荐过书吗？

    谭好哲：著名古代文论研究专家牟世金先生曾撰文论“友、敌、师”三字读书法，我给他当课代表时曾在他家里聆听过教诲。“以书为友”，就是要与书交朋友，而且要深交和广交；“以书为敌”就是读书治学要有质疑精神，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以书为师”就是要服膺学术真理，拜经典为师。以经典为师，是中外许多名人的读书方法甚至信条。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列宁极为推崇的一部名著，书中塑造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谈到读书时说自己只读每个学科里有原创性的著作，而不在其他重复、模仿性著作上白费功夫。我上大学期间的授课老师们都会根据课程学习要求布置必读的经典与拓展性书目。我个人的体会是，拓展类书目可泛读，而经典一定要精读。朱熹要求读《论语》《孟子》一类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他又说经典“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旨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这都是讲精读之法，只有精读方能品悟到经典的真滋味。

    中华读书报：听说《大学》《论语》及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是您常常推荐给大学生读的？为什么？

    谭好哲：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里曾提出“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而学者的使命则是在专业领域里推进学科前进，并以此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无限完善。这个要求与《大学》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是一致的。《论语》首先就是孔子作为一个学人完善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的典范。我推荐这些书目就是因为其中讲了做人的道理，也讲了学术与学者的责任。茅盾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读书》里说“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任去谋人类共同的幸福”，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孟子说过：“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的“学问之道”就是帮助学生保持并发扬人性本有的仁爱之心，留住善根，这是教育的根本。否则，这个社会的根基就会垮塌下去，那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枕边书？

    谭好哲：枕边书当然是随时变化的。我的枕边书多为文学作品，大致分两类：一类为学术研究中涉及而此前没有阅读过的一些文艺作品，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学名作；一类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有比较广泛影响的当代新作。

    中华读书报：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谭好哲：枕边书的阅读，有时候是我正进行的相关理论研究的阅读活动的延伸，但更多情况下无具体功利目的，是纯然自由的精神漫游。这种精神漫游有怡情悦志、益智明理、修身养性之功，即所谓“无用之用”吧，由之所带来的心灵舒展和精神愉悦是一种美好而又美妙的生命体验。

    中华读书报：您的夫人是著名编剧赵冬苓，你们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吗？谭好哲：我夫人原来从事小说创作，后来逐渐转为影视编剧，与我都是大文艺圈里的人，自然有许多共同的读书经验可以相互交流。但由于阅读趣味尤其是影视创作要求所致，她文学阅读上除一些中外经典之外，偏好侦探小说以及历史类、法制类题材的著述，还要观摩大量中外影视类作品，而我由于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主要研读的是中外文艺学、美学和哲学方面的著述。这样在很多情况下也就各有所好，各美其美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谭好哲：一般来说，我是在零碎时间里特别是晚间睡前的床头上阅读文学作品，而理论性著述则是在书桌前研读。当学生时，由于没有多少钱买书，从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借阅的书要限时归还回去，所以养成了抄书、记笔记的习惯，早前也做过一些读书卡片。抄书特别有助于阅读记忆，我现在学术研究中用到的一些基本知识，很得益于大学时期的大量阅读和抄书经历。毕业后有钱买书了，学术研究所用的图书基本上是自备，读书时就不抄了，改为在书上划道道、做记号或写简要提示，有的书多次阅读，会有不同的道道、记号和提示。另外，我在读一本书时，还经常会就其中涉及的学术史问题和其他理论家而找来其他作品做关联性阅读，常常是读一本书会勾连出很多本书。我把这称为跨文本互文性研读，这有助于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纵横贯通和深度理解。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谭好哲：假若是短期旅游，或许会带上《古文观止》《中国历代诗歌选》《宋词选》这几种诗文选本以供消遣性阅读。如果时间较长，那就要视去岛上的原因和目的而做考虑了，但肯定会包括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谭好哲：在世的老作家我会首先邀请贺敬之先生，大学期间学习写诗，他曾是我崇拜、模仿的偶像，至今依然令我敬重。至于其他作家，那就得视策划宴会时的具体情形和心境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