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纲目》的产生和另外一部重要史书《资治通鉴》大有关联。《资治通鉴》成于北宋年间,当时司马光因深感千余年史书至多,却没有一部简明系统的通史,为帮助帝王更方便鉴古知今,从而编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编成,共294卷,约300万字,与原来的历代史书总计为3000万字相比,确实减少了十分之九。但是像这样的大书,要在短时间将其通读一遍还是非常困难的。另外,《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记事如流水账,往往无头无尾,没有历史基础的读者,真正要弄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困境,南宋大儒、被后世称为“孔子之后第二人”的大儒朱熹便产生了在此基础上编撰一部更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资治通鉴纲目》的想法。
历经二十余年的打磨,在弟子赵师渊等人的协助下,《资治通鉴纲目》得以成稿。而这全新的中国通史,起讫时间遵照《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史实,内容仅为《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纲举目张,好读好查,亦补充胡安国、欧阳修、范祖禹、杨时等诸多历史大家的史评,更明白清晰。其开创的独特编撰体例,亦风行一时,被后世不断模仿,被称为“纲目体”。因书名而成为一种编撰体例的命名,也是绝无仅有。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对纲目体甚为推重,“此法很容易,很自由,提纲处写断案,低一格作注解,在文章上不必多下功夫,实为简单省事的方法。做得好,可以把自己研究的结果畅所欲言,比前法(指《通鉴》编年纪事法)方便多了……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
《纲目》对《资治通鉴》的成功改编,成就了宋、元、明、清几代的“纲鉴热”,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史书。大众之所以欢迎《通鉴纲目》,关键在于简明与通俗,特别是提纲挈领,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对于那些需要了解历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特别是适合于士人的科举考试。正如朱熹所说:“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尤其是全书卷帙不大,仅59卷,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这自然就适合广大民众的需求,加之统治者又大力提倡,因此,问世以后很快得以广泛流传。著名的康熙皇帝也是这部书的忠实读者,甚至精心做了大量批注。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对此分析:“朱子名大,所以此书流传很广。两百九十几卷的《通鉴》读来究竟不方便,读《通鉴纲目》则不到六十卷,省力,大家当然喜欢读。”
而《纲目》在通俗易懂方面的成就,推动史书的大众化普及,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前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仓修良先生分析认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要学习历史,阅读历史,而《通鉴纲目》正好就成为比较合适的一部历史好教材。特别是那些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更成为他们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凡此种种,正是宋元以来社会上所以会产生《纲目》热的原因之所在。”
在一百多年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该书一度沉寂,不再为人熟知。而今天,随着大众对历史知识的学习热情高涨,这部影响深远的中国通史巨著再次回到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视野中。中国书店全新推出的简体标点本《资治通鉴纲目》,正是顺应了大众学习历史、阅读历史的需求。为了能进一步加强阅读方便性,适应今天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需求,此简体标点本补充了康熙皇帝的批注,又增加了针对地名、官名、难解字词等内容的4万多条白话文注释,以及按年检索内容,按音序检索地名、官名注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