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印象记

    相识

    我是在40多年前，结识作家高晓声的。

    1979年春天，江苏人民出版社，拟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前夕，出版一套反映江苏文学创作实力成就的丛书，分小说、散文、诗、戏剧、儿童文学各卷。我和徐州的作家张成珠有幸借调到出版社参与编选这套丛书的散文卷。负责我俩工作的是散文编辑汤淑敏老师。后来我知道她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茅盾研究专家叶子铭的夫人。

    编选工作的基础是挑选作品条目，汤老师将我和张成珠分了工。我主要负责从本省报刊中去挑选；张成珠则从全国有影响的书报杂志中选江苏籍作者发表的散文。于是新华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分会（1992年更名江苏省作家协会）资料室是我一段时间经常往返的地方。我就是在作协资料室，先后结识了我省著名作家叶至诚、艾煊、庞瑞垠、马春阳、魏毓庆、李克因、姚忠瑞，其中也有高晓声。

    那时江苏省作协在长江路总统府东侧的一个大院里，《江苏文艺》（当年7月才恢复《雨花》）编辑部、作协办公室、资料室等都在里面。资料室最大，书籍期刊一排排陈列书架上。我每天静坐在这里浏览从1957年创刊至“文革”前的《雨花》及近年的《江苏文艺》，从中精挑细选出作品，交两位在家待业的女知青誊抄（当时复印机还没有普及）。我时常看到有人进进出出来这里翻阅查找资料。

    一天，有一个人来资料室查阅资料，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脸上布满了沟沟壑壑，给人饱经风霜的感觉。他说话乡音很浓重，不细听不易听懂，身上的衣着也不讲究，灰灰的涤卡中山装，还被烟蒂烫了几个小圆洞。

    这人我看到过几次，时常见他将几件洗过的衣服晾晒在大院不起眼的角落，总以为他是作协请来搞后勤工作的。他走后，我问资料室汪家流老师（后来我知道汪是《新华日报》社总编办王若渊的夫人），刚才那位老先生（我没好意思讲老头，因为这里都是知识分子，说话得礼貌点）……还没等我说完，汪老师笑着说：“他不大，才50出头，是著名作家高晓声，从江苏武进调进作协不久，是我们作协的副主席。”

    “哦，高晓声。”我忽然记起刚创刊不久的《钟山》杂志上有高晓声的一篇名为《“漏斗户”主》的小说。他的形象又让我想起写《小二黑结婚》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是一身土得掉渣的打扮：常年戴一顶蓝布人民帽，身穿一套蓝布制服，脚上穿一双家制黑布鞋，衣服经常是皱皱巴巴的，一点不挺括。眼前的高晓声和赵树理一样，哪像一个作家呀，活脱脱一个老农民。

    接触

    后来我才知道，高晓声“文革”后重出文坛，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叶至诚接替顾尔谭任《雨花》主编时，就让高晓声在编辑部落个脚，既然住在编辑部，自然要找个理由，就让高晓声也看看稿，晚上就睡在编辑部。看稿的这段时间，没想到远在北京的汪曾祺把他新写的小说《异秉》投给了家乡的刊物，当时《雨花》一位编辑看了，说这篇小说写得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晓声看了以后，说：你们不懂，这才是好小说。高晓声在他有限的编辑生涯中，破例为这篇小说写了编后记，并将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汪曾祺的自由来稿被高晓声、叶至诚看中和推崇，可谓是知音难得，遂成一段文坛佳话。

    我第一次与高晓声接触，是他要借用1957年的《雨花》合订本，那上面第一期刊有陆文夫的小说《平原的颂歌》，后被打成“毒草”，高晓声要看一看。刚好这本合订本在我手上，资料室汪老师叫我给高晓声先看一下。于是那个午后，我到编辑部送这本《雨花》给高晓声，他坐在紧靠里面的一个位子上，右侧是庞瑞垠老师，我径直走到高晓声桌前说：“高老师，汪老师叫我送来的。”他似乎知道我来作协是干什么的，欠起身：“好，好，看过后就还给你们。”

    第二天，他就将《雨花》还给了我。多年后我才知道，高晓声一直留意着他的这位同龄文友，他们曾有过一段相同的人生命运。这以后我见到他，总称呼他“高老师”，有时也聊上几句，渐渐也熟悉了他老人家浓重的武进口音，并从他的乡土气质里看出有俗人没有的东西。

    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的散文作品条目基本挑选完，准备转移到《新华日报》社。离开总统府前，我去《雨花》编辑部和诸位相识的老师话别，当我握住高晓声的双手时，那双手是多么的粗糙，锉刀似的，哪像一个文化人的手。特殊年代的生活，造就了他这蕴含着艰辛和苦难的双手。我们对望着，他说有空常来玩。我说，刚复刊的这期《雨花》上，看到您的新作《李顺大造屋》，写得真好。他淡淡地微笑着。

    几个月一晃过去，当这年的11月，我收到省出版社寄来的江苏30年文学丛书，首先不是先看散文卷，而是翻开《1949—1979江苏短篇小说》（上下册），想看一看我敬仰的高晓声老师入选的是哪部作品。在目录页上我看到，有《解约》和《李顺大造屋》两篇，前者是从他1955年出版的《解约》短篇小说集里选出的；后者则是发表在当年复刊的第7期上的《雨花》头条上。后来我又读到他1980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2期上的新作《陈奂生上城》，这两篇小说分别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对高晓声老师更是肃然起敬，崇敬有加。此后“陈奂生系列”成为高晓声的代表作和他小说的标志性风格，并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赠书

    大概是1981年左右，省作协从总统府搬到建邺路朝天宫旁（原省党校），这里离我家很近。我时常去资料室翻阅全国各地交流的文学期刊。一次碰到高晓声，他微笑着和我握握手，随即带我到他的办公室，我心里有些微的紧张，在我眼里他已不再是我初识时的那个形象，正想着，只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送给我。我一看封面是紫红色的，书名《79小说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送我的第一本书。那晚我看了他以《摆渡》为题所写的一篇代前言，确是出手不凡，构思绝对奇妙。

    继《79小说集》后，高晓声后来陆续出版了《高晓声80小说集》《高晓声81小说集》《高晓声82小说集》《高晓声83小说集》《高晓声84小说集》，一年一本小说集，有点像个人的创作年鉴，可见高晓声老师在1980年代初期创作量相当可观，并引发文坛一段时间的“高晓声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高晓声的文学作品，是历经了无数次人生磨炼而成就的精粹，是生长在农村土地历经了无数次风雨而绽放的惊艳，让人看到在他瘦弱的躯体里有释放不完的亟待释放的生命潜能和创造活力。

    后来省作协搬到城北颐和路2号。一次我到省作协递交入会材料，问及高晓声老师，才知道他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仍然眷念故土，回武进（今属常州武进区）去了。偶尔遇上些重要会议才来趟南京住上一两天。

    有一次，南京文协（作协前身）办的文讲所（后来改为青春文学院）请来高晓声老师给学员们讲课，我那时担任文讲所的辅导老师，又一次见到了高晓声。他说话的幽默、举止的率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天课间休息时，学员们都围着高老师问这提那，这时文协副主席俞律老师给高晓声送来一杯白开水给他润润喉咙，哪知高晓声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白酒瓶，里面装着半瓶酒。他对俞律说：“我有这个。”说着仰头喝了一口。随即又递给俞律：“你也来一口。”旁边的学员们看了都哄堂大笑起来，顿时气氛又热烈起来。

    1999年7月6日，高晓声在无锡病逝。我在报上看到讣告，尽管我和他的接触仅限于此，平淡如水，也没更多深层的交往，但我心里实在很难过，他笑起来露出的满口黄牙，和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仍给了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对他一直抱有敬意。他送的那本书还在书架上，每一抚摸，总能想起当年的情景，怎么也不会忘记。只悔恨自己当时太年轻，也不知道请这位著名的作家在书的扉页上签名寄语，每每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