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演讲体散文古已有之

    孙绍振认为，作为一种现代公共交流方式，演讲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却并未得到起码的重视。实际上，它更多地属于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散文。

    在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是最受欢迎的学术明星。用福建省评论家南帆的话说，“他的大名如雷贯耳，各种逸事充斥坊间，直率的语言风格一如既往……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显现于书面文字，而且显现于课堂和寓所的客厅里。他的辩才往往所向披靡，长驱直入。”

    孙绍振1960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福建师大任教，一待就是六十年。无论在福建师大的讲台上，还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讲坛，他的讲演总是别出心裁，语惊四座，幽默风趣睿智，让人拍案叫绝，有人誉之为“学术的讲演，审智的散文”。

    孙绍振认为，作为一种现代公共交流方式，演讲已经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但是作为一种文体，却并未得到起码的重视。实际上，它更多的属于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散文，和当前最为流行的学者散文、审智散文在精神价值上异曲同工。

    中华读书报：《孙绍振演讲体散文精选》收录了您演说古典诗歌、演说经典小说的内容。其实您的演讲远不止这些，想知道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孙绍振：我大概出版过四本演讲体散文，济南出版社这次出版的是精选本，主要是讲古典诗歌、经典小说的。演讲体散文，不取抒情叙事，不取诗化，不取审美，从内容来说，讲我的理论发现和智慧，用我发明的术语来说是审智的，从表现风格来说，不重情趣，而是谐趣，就是幽默。

    中华读书报：您应该是国内首倡演讲体散文的学者吧？您认为演讲体散文有何特点？

    孙绍振：说到演讲体散文，回忆起来，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要感谢东南大学，他们的人文讲座，遍邀海内外学者，我从2002年起被特邀每年讲两次，连续讲了近二十年，更要感谢他们的厚爱，每次都将录音记录转化为文字。我修改了一下，拿到《名作欣赏》上去连载，很受欢迎，福建教育出版社出了《演说经典之美》和《演说〈红楼〉〈三国〉〈雷雨〉之魅》两本演讲录，多次重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样的“散文”，可以像读小说一样让人放不下的。脑海里猛然出现了“演讲体散文”这样的念头。征求朋友的意见，都摇头，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这名堂啊。

    我还是不死心。为什么呢？因为我讲时虽然满堂欢笑，但是，并不纯粹是搞笑，而是研究经典，学术上有独特见解，其中《鲁迅作为小说家和杂文家的矛盾》和《红楼梦八大美女之死亡》还被《新华文摘》转载了。第一本演讲录拿到教育部评奖，还得了个三等奖。我有严肃的理论基础，例如，关于小说人物个性化，传统理论在共性个性上纠缠不清，我从创作论出发，提出把关系密切的人物打出常规，人物情感行为发生错位，个性就出来了。例如《西游记》中，师徒四人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读者记忆最深刻的是三打白骨精，因为此前所遇的妖怪都是雄性的，而白骨精却是女的，师徒四人的关系就打出常规，个性就鲜明了，我讲到：

    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相反，他的英雄性，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中，看出妖、看出恶来。和他相反的是猪八戒，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真。不管她是人是妖，只要是漂亮的，就是真正的花姑娘……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大笑声）。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美女)身上，发生错位、冲突，就都有个性了。

    中华读书报：“美学原则”用于《西游记》的演讲，估计您也是独家。

    孙绍振：把“美学原则”用在西天取经的师徒四人身上，在学术论文中，绝对是胡闹，然而在演讲中，却是交流互动的亮点。首先，“美学原则”，是表层语义上歪曲，但深层有理，三位主人公的确有三种不同的观念。把猪八戒说成是“唯美主义者”是对它的调侃；语言上显而易见的荒谬构成了幽默感、喜剧性，生动地说清了把人物打出常规个性分化的规律。以绝对虚拟的可能，调动听众会心一笑，让听众和我的心理距离缩短，而笑则是心灵最短的桥梁。达到心理的零距离。没有这样的现场感知的零距离，纯粹的书面散文，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的。

    中华读书报：演说古典诗歌中，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奥秘、唐人绝句的意脉等都有论述，但是却因为“演说体”和您的幽默，使得内容精彩生动，读来兴致盎然。您是否觉得演说体对任何文体都适用？比如诗歌、小说或其他？

    孙绍振：我刚才讲《西游记》中师徒四人在女性面前的分化就回答了这种讲法是否适合于小说的问题。问题不在小说还是诗歌，而是演讲和为文是两路工夫。阅读文章可能中断甚至弃置，并不影响文章的价值，但是演讲必须凝聚全体听众，哪怕有百分之十的人厌倦，交头接耳，也会造成会场精神涣散，打击演讲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营造幽默的氛围。特别要放低姿态。笑声和掌声就是幽默的胜利，很轻松地和听众的心理融为一体。

    有了这样的效果，我的自我感觉就比较良好，觉得自己创造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散文，无以名之，姑名之为“演讲体散文”但是，不久，我就感到我错了，演讲体散文古已有之。

    中华读书报：演讲体散文在中国、在古希腊罗马，都有浓厚的历史积淀，为什么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您认为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孙绍振：纵观中外散文史，演讲体散文，其源头非但在中国，而且在希腊罗马，演讲体还是一切散文经典的鼻祖。被刘勰称为六经之首的《尚书》，其中不乏首长讲话。《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告喻臣民搬迁，硬话软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水乳交融，绵里藏针，怀柔结合霸道，神态活灵活现。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演讲体散文。

    在古希腊罗马对话与演说式文体也不约而同地繁荣。演讲是公众生活最重要的形式，经典之作比比皆是，如苏格拉底的《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演说》，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主要论述演说术。罗马时代产生西赛罗那样的演说家和他的理论经典，演说风行西方近千年不改，到了十八世纪，在鲍姆嘉通的《美学》中说：“美学同演说学和诗学是一回事”。

    西方的演说经典云蒸霞蔚，差不多每一时代之大政治家，都有相应的经典演说。举其要者就有西赛罗的《对喀提林控告的第一次讲话》，华盛顿的《向国会两院发表的就职演说》，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丹东的《勇敢些，再勇敢些》，罗伯斯比尔被宣判死刑时《最后的演说》，林肯的《葛第斯堡演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演讲突破了语录，产生了新的经典。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章太炎的《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为学与做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等等，经典层出不穷。是时候了，应该以“演讲体散文”命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

    中华读书报：幽默在学术演讲中难能可贵，如何在严谨的理性逻辑中融入幽默，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把握。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孙绍振：在这方面我有过系统的研究，你说到逻辑，我简单提一下。抒情、幽默和理性逻辑是不一样的，理性思维以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为中心，辩证法也讲究对立统一，讲究全面性，力戒片面性，而抒情逻辑则是片面的，如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些都是正理，而幽默是歪理，相声艺人说，理儿不歪，笑话不来，幽默逻辑妙在偷换概念（如说猪八戒是唯美主义）。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incon⁃gruity。更复杂一点的特点是逻辑的“二重错位”。但是，幽默的歪理，只是在表层，在其深层却是更深邃的理性，那就是我们古诗词理论中的：“无理而妙，”只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在歪理歪推中，歪打正着。

    中华读书报：您从上世纪90年代以年来进行幽默散文创作，又有《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幽默五十法》《幽默逻辑探秘》等相关著作。您觉得幽默是可以培养的吗？

    孙绍振：有人哀叹自己没有幽默细胞，这是把幽默神秘化了。我觉得只要会开玩笑，会打情骂俏，就有幽默感基因。不过幽默的类型不一样，比如我，追求的是谐趣，以自我调侃来表现智慧，以笑来缩短心理距离。钱锺书的幽默，就比较冷峻，甚至比较尖峭，居高临下，世人皆醉，而他则“欣然独笑”。鲁迅的幽默则很丰富，对敌手是冷嘲，对于长妈妈那样的小人物是宽厚地欣赏其愚昧中的善良。最高贵的幽默大师乃是俄国的契诃夫，在洞察对方的愚昧时仍然不动声色，自我贬抑，把对方从虚荣中解放出来。在我的朋友中，已故挚友张毓茂教授是东北人草根式的幽默，而畏友洪子诚教授有点接近钱锺书，在美国幽默学中，叫做干幽默，不动声色，坏坏的笑。舒婷幽默，挖苦得人家好不痛快。南帆幽默，不动声色，平静而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