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以下简称《总书记回信》或《回信》），对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中国文化与文科学术期刊建设的大方向，进行了高瞻远瞩的指导。这一指导涉及“古今中外”四重语境的每个方面，要求我们自觉树立中国主体意识（“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涉及“古今”关系），“促进中外学术交流”（这涉及“中外”关系）。《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恰好与这一指导精神高度契合。笔者认为，在山东大学、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尤其是在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生动实践《总书记回信》精神，理应高度重视对《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的认识与贯彻。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这当然也是对《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的肯定！

    《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是对其既往办刊风格的创造性概括与提升。其原来的办刊宗旨是“严肃严谨，求是求真，繁荣学术，扶植新人”，始见于1998年第2期，主要在强调一般意义上的扎实学风与服务学界的办刊态度，并非是对办刊的学术旨趣的自觉概括与宣示。2006年底，在现任主编王学典教授主持下，经当时编辑部全体人员认真推敲和权衡，《文史哲》确立了新的办刊宗旨——“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该办刊宗旨首次出现在2007年第1期目录页二右上角，自此以后在每期《文史哲》同一位置出现。这一现行办刊宗旨，简明扼要地囊括了当今中国人文学术所处的“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传统学术”代表“古”，“人文新知”注重“今”，“汉语世界”强调“中”，“全球文明”放眼“外”），不偏不倚地提示了因应这四重语境的应然之道（分别是“昌明”“锻铸”“植根”“融入”），标志着《文史哲》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时代定位与学术纲领。习总书记在《回信》中所要求的“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上述办刊宗旨中同样有着深刻、活泼的体现。

    以下，我们结合《文史哲》在21世纪以来的办刊历程，看看“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这一办刊宗旨，具体是如何因应“古今中外”这四重语境的。这一考察，本质上

    也是对《总书记回信》精神的一次再学习。

    为深刻理解《文史哲》和中国人文学术在21世纪以来的历程，我们须将目光扩展到晚清以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时至今日，我们不难承认，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与西学东渐，从总体上改变了传统中国的面貌。在器物层面，中国已经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念的坚定服膺者，且正在由全球工厂（中国制造）向技术创新大国（中国创造）努力迈进。在制度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更多地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舶入、所强化起来的现代观念（尽管本土传统文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相关基因），已经被正式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层面，与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多元主义”口号相适应，“文化多元”的格局在中国事实上已然形成，传统“和而不同”“和谐”观念之被挖掘、被推崇与此不无关系。可以说，现当代西方文明已经对现当代中国进行了不可逆转的重塑，任何针对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大规模盲目逆转都会在下一阶段迎来反拨。

    然而，尽管这种不可逆转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是由西方冲击触发的，并至少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深受西学东渐驱动，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仍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对现当

    代中国现实进程发挥范导作用，而使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人际关系、家庭观念等明显带有与当代欧美不同的特色。究竟如何看待这些“特色”，如何看待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是将它们视为合理的乃至值得鼓励的存在，还是将它们视为有待进一步革除的旧传统“尾巴”？这是一个关系着中国文化与制度建设接下来走向的大问题。

    严格来讲，这一问题无法通过刚性的学理推究予以回答。正如面对“1840年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屡战屡败，进而发现中国在科学和制度两方面皆不如西方”的巨大负面现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知耻而后勇”，对传统果断采取了“激进打倒”的态度与措施那样，当今中国持续向好以致复兴在望的发展态势，加之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文明统绪，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亦以一种“事实胜于雄辩”的姿态重新激活了“中国主体”意识，为重新正视、继承发扬、转化发展本土传统“特色”文化基因注入了强大的现实底气。在世纪之交与21世纪初，有诸多现象和迹象表明，学界和国人正在经历这种心态转型。

    《文史哲》人较早、较自觉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精神的变迁动向。2007年，《文史哲》正式将办刊宗旨确立为“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正是其敏于感知时代精

    神的集中体现。该宗旨，对《文史哲》主打中国古典人文学术的固有办刊风格，进行了带有导向性的新提炼——在揭示当今中国人文学术所处的“古今中外”四重语境的同时，稳健地表达了《文史哲》面对这四重语境的策略与追求。在此后迄今的十余年间，《文史哲》在王学典主编带领下持之以恒地践行着这一宗旨；而这十余年间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与精神气候的继续变迁，也一再印证着该办刊宗旨充满远见。

    就“昌明传统学术”这条宗旨而言，《文史哲》于2001年（在现行办刊宗旨确立之前）依托“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刊发的“重估东方美学的世界地位”笔谈，以及《文史哲》编辑部于2008年（在现行办刊宗旨确立之后）举办的以反思“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为契机、以呼吁“中国文化战略应作方向性调整”为落脚点的“中国文论遗产的继承与重构”人文高端论坛，二者一脉相承地体现了《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重振中国传统学术的心声。而置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孔家店”以来的反传统大潮中看，《文史哲》杂志自2013年开始设立“重估儒学价值”栏目，则可谓是最醒目、最具针对性与标志意义的“昌明传统学术”举措（因为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此相关的栏目设置还有“疑古与释古”“文史

    新考”“审美文化研究”“儒学研究”等，相关作者与编者一道助力打造了《文史哲》“厚重古典研究”刊风的基本面。

    再看“植根汉语世界”。如前所述，当今“中国主体”意识的苏醒，与当今中国蒸蒸日上的国运现实息息相关。这一背景下的“昌明传统学术”，因而必然有其间接或直接的现实关怀。以冯天瑜的《“封建”考论》出版（2006年）及其影响持续发酵为契机，《文史哲》编辑部于2010年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人文高端论坛，以及《文史哲》杂志所设立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名栏，不但“以今（最新的政治哲学理念）观古”地对“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提出了一系列新估，而且也在古典研究允许的范围内折射了一系列“以古观今”的洞见。这是古典人文研究不纯走逃避现实的“象牙塔”路线，而在各种许可范围内努力“植根汉语世界”现实这一旨趣的一种体现。至于2015、2017、2018年三度举办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更是直接体现了从古典研究的深海浮出当代现实水面的情怀。

    仅有“昌明传统学术”与“植根汉语世界”这两条宗旨，对一份主打中国古典研究的名刊来说是否足够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古今中外”交汇的四重语境下，无论是“昌明传统学术”还是“植根汉语世

    界”，毫无疑问都既不可能是一味复古，也不可能是自我封闭。

    《文史哲》久久为功的对“秦至清末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重估，本身就是在当代视角下进行的“重估”。《文史哲》近年来锐意推动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更是直接将本土古典资源同现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摆列一台，试图在与现当代西学资源深度切磋的基础上打造“儒家或东方生活方式”的当代版本。而正如爆发于21世纪初、迄今余音不绝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文史哲》有幸刊发这场大讨论的三个导火索文本之一）所显示的那样，任何旨在昌明传统学术的“重估”与“打造”，归根结底都要落到“锻铸人文新知”这一实处。《文史哲》人清醒地知道，中国传统学术真正昌明之际，必然也是它大量生发能经得起国际学界普遍推敲的论题与理论之时。

    “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锻铸人文新知”，断不是关起门用“拿来”的衣装将“旧货”外在地包装一番就可以，而是必须拿出“融入全球文明”的巨大勇气和恒久劳作，全力促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此而言，《文史哲》中文版“海外中国学研究”栏目的设立、其对汉语西学研究状况的反映，就绝不只是一种为了使刊物形象“好看”的装饰，而是内在地从属于“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这一充满张力的时代目标。类似地，《文史哲》国际版（JOCH）的创办，除了具有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平衡中西相互了解严重“不对称”格局（当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当代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功能之外，同时也有着“放马过去”近距离察看国际学界的学术反应，以便谋求更行之有效的“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之道的深层考虑。

    上述这一切，都与《总书记回信》的宏阔立意相吻合。可以说，对《文史哲》办刊宗旨“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与贯彻，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嘱托的生动实践！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暨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